张森凤
刚到澳大利亚留学时，我选择的是国际贸易专业。读书的一个直接好处是可以拿到学生津贴，读什么专业倒是次要的。
上学期间，我做过一份兼职工作，那就是当保姆。我的雇主就是我的电脑老师，不过不能指望在我工作的时候请教她任何电脑问题，否则就不是她付工资给我，而是我付报酬给她了。
我的主要工作是接她的两个孩子——11岁的男孩拉比和8岁的女孩丽萨从学校回家，然后陪他们呆在家中，直到他们的父母回家。澳大利亚的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独自留在家中，否则父母会以“虐待儿童”的罪名被传讯。
我的这份工作，每一个步骤都有非常严格的“战略部署”。我下午3点下课后，先去接丽萨。我得把车停在马路边的车位上，然后过马路，到马路对面的学校门口，再和丽萨一起过马路。然后，我们一起去接拉比，我们可以在车里等拉比，因为拉比已经11岁了，可以自己过马路。然后，我送两个孩子回家。
我发现，澳大利亚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固执的程度不亚于英国人。这也不难理解，毕竟他们的祖先就是英国人。
每个星期四的下午，我都要带两个孩子去上钢琴课。我必须陪他们一起上课，观察他们上课时的表现，然后听取钢琴老师对两个孩子的评价。回到家后，我要把这一切汇报给两个孩子的父母。
如果某节课孩子们表现得不好，他们就会讨好我，我就可以趁机教训他们。“拉比，你最好立即闭上嘴，把保险带系好，否则，我恐怕没办法在你母亲面前替你美言了。”这两个孩子平时很淘气，经常让我头痛。拉比经常在我开车的时候大喊大叫，对旁边车里的人做鬼脸。
每周，当我的电脑老师付我工资的时候，她一定会用家中的电脑，把我在这一周里所做的每一件事，比如：接孩子上钢琴课，她下班晚了一会儿，让我在她家多呆了10分钟，打出一张清单，列出工资、汽油费、加班费……非常精确。
有一次，我要考试，于是拜托一位同学代我接孩子们。这个同学经常搭我的车，跟两个孩子很熟。第二天，丽萨和我一见面就拿出一个信封，说这是她妈妈给我的。信打印得非常漂亮，而且正规，我的电脑作业从未打得那么漂亮过。信是这样写的：
“我对你让别人接孩子们的做法感到很不理解。我雇的是你，而非你的同学。如果你有紧急的事需要处理，应该事先告诉我。我已经告诫过拉比和丽萨了，除了你，不可以跟别人走。至于你的这次过失，我原谅你，但不能有第二次。另外，需要告诉你的是，我必须扣掉你昨天的工资。”
我非常生气，我这位亲爱的雇主已经在昨天晚上的电话中批评过我了，没有必要用这么正式的口吻，因为一个错误批评我两次。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辞职，第二个念头是：“算了吧，我且宽宏大量一次，看在她付我工资的面子上。”
尽管我那天的工资被扣了，我还是得付报酬给那位替我接孩子们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