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萨河边我看到过一座纪念碑，川藏南、北线公路的起点和终点都在这座纪念碑的基座下。纪念碑上有一段铭文我永远记得，五十年代前期，为了修这条公路，牺牲了很多人，北线全长2412公里，平均每一公里的进展，都会有一名筑路者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牺牲者大多是军人。高原上现在有六条主要公路，川藏、康藏、滇藏、青藏、新藏，还有一条从拉萨通往尼泊尔的公路。这些公路的某些路段，永远在修，夏、秋季节，道路边能看到的人，不是朝圣者便是筑路工。还有一些就是抛锚车的司机。
高原上原本没有路，然而却到处都是路。西行阿里，最要紧的是找到好车和好司机。只有好车和好司机，才能在高原上，象自由的风儿一般飞翔。他们非但熟悉那些断断续续的公路分支，还熟悉很多古老的马道和朝圣者走出来的通道。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愿意单独出车。两三辆车结伴行驶，是常见的。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是怕在路上遇到坏人，朱哲琴说：“哪来的坏人啊，在藏北无人区的大草原上，能看到一个人，就是看到了同类，在没人的地方看到了人，感觉上就像是在月亮上看到了人！”我想到了欧亨利的一个短篇，说一个德克萨斯的乡下人跑到纽约找与他打架以后出逃的邻人。他在大都市的人海中苦苦寻觅，终于有一天，他们两人在街上碰到了，结局是，两人飞快地穿越了冷漠的人流，在纽约大街上，彼此用家乡话喊着对方的昵称，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2000年我决定西行阿里之前，我的好朋友劝我不要冒那个险。她说她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一个车队走藏北，结果在一个岔道口，一位司机在尘土飞扬的情况下打错了方向盘，等他发现，想折返岔路口再去追车队的时候，他的车没有水了，备用的水桶和油料都在车斗上，他只要去拿就可以，但这时候，他发现他的车门边围着好几只狼。在慌乱中，他用猎枪打死了其中的一只，他以为这样可以驱散狼群，但没有想到适得其反。狼越围越多。半个月以后，有一个车队经过这里，看到他的车完好无损，但人却已经死在驾驶室里。一开始，他还把所有的事情写下来，写他的饥渴与恐惧，但他是什么时候死的，谁也不知道。朋友说，这么可怕的地方你也要去啊？我说：“别把那里说得那么可怕，我学生每年回家都没什么事！”
我们到拉萨以后，打听了一下去阿里的走法。一般来说，四个人租一辆越野车，一定还要同时租一辆东风牌的卡车，卡车上拉着帐篷，水和油，甚至还有高压锅和液化气罐儿。这么一整套，每个人的支出大约是5千元左右。但，没有什么司机肯在那个季节跑这条线。即使跑，也是原路往返，我们还得再回到拉萨。
我们还打听了长途班车的情况，那倒是不贵，甚至可以说很便宜，但洪水多发季节，半个月也不能保证有车发出去。好在德吉很快就来了电话，告诉我有农行的车要回阿里，她已经帮我们联系好了。
司机丹增很年轻，应该不到三十岁。中等个儿，蜷曲的头发，黝黑的脸上，牙齿和眼睛显得特别明亮。发车的时候，他多带了一位军人上车，我们因而挤得厉害，但也因而多了一分安全感。那位军人是阿里驻军的一位团长，但我们叫他“班长”。车子启动以后，丹增先奔拉萨的汽修厂而去，在那儿，他下车去加足了油。再次出发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后面多跟了一辆车，也是同样的丰田4500越野车。这辆车跟我们一起到了日喀则，就开进了农行的大院儿。而我们则跟着丹增去了萨迦。拉不楞寺的金顶对我的三位同行者还是有吸引力的，但一听说丹增想回老家看妈妈，大家就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和他一起去萨迦。从日喀则往南，丹增的车子一直是在便道上开，我知道这是一条古老的便道，萨迦寺的喇嘛，在13世纪，借助元世祖忽必烈宣政院的权力，曾经成为全西藏的统治者。丹增对他的家乡很自豪。越近他的家乡话越多，简直和中午以前的丹增判若两人。我们知道他有个哥哥在林芝，这回要把母亲接到林芝去。“我在西藏的最西北，妈妈要去西藏的东南了，以后，想见也难呀。”我想，丹增是他母亲的小儿子。他出生的时候，他阿妈应该已经四十好几了。我想象他妈妈的样子：瘦小、棕褐色的、满是深深皱纹的脸，头路中分的灰白的发辨，笔直的鼻子和残缺的门牙，在西藏，很多老阿妈都是这样的。后来看到的丹增阿妈，果然是那样的。但老太太的眼睛给我很深的印象，形状非常好看，而目光却浑浊且呆滞。丹增在告别母亲的时候，眼睛里都是泪。和阿妈呆在一起的时间非常有限，他妈妈好几次伸手抚摸他的脸，那简直就是用她的指尖在回忆、在记忆、在憧憬、在祈福。蓦地，我明白了，丹增的妈妈已经差不多看不见了。后来丹增说，妈妈是得了白内障，去林芝，还有治疗的可能，去阿里，就不太有可能了。“拉萨和林芝的生活，要比阿里好些。有时候，内地的医疗队会去那儿给老年人做白内障手术。”
从萨迦出来，有相当一段路程是在雅鲁藏布江边上，午后的日光很暗淡，几公里、几十公里杳无人迹是常事。在有些路段，雅鲁藏布江显得非常平静。静得能看见每一个波纹上淡淡的阳光。我真想下车去坐在江边上，坐到太阳落山。但丹增最多让我们下车几分钟，摁几次快门，就把雅鲁藏布江的静默留给荒凉了。那是一种天地本然的静默与洪荒······
进拉孜沟以前，我们的车开到了一片开阔地，在那儿，我们又看到了上午一直跟着我们的另一辆车，它正在一大片泥淖前犹豫。泥淖当中，陷着一辆大卡车，好几根钢缆拴在它的底盘上，另外几辆大卡车正在合力把它往外拽呢！丹增下车去探了一下路，最后决定从一片浅水滩上过去，他说，那水下面是石头，而不是草和泥，卡车司机选错了路。他让我们都下车，从泥淖边上走过去，我们连蹦带跳地过去了。然后他很顺利地把车子开过来，还得意地说，“车也洗干净了。”另外那辆车紧跟着他，也淌着水上了草滩边上平缓的斜坡。这会儿，正是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草滩上，有个帐篷，帐篷边上很热闹，丹增告诉我们，那儿宰了羊，有很新鲜的羊肉卖，过路车上的司机都在那儿买肉。他从车座底下抽出一张蛇皮袋，高高兴兴地买肉去了。老远的，我们看见他不断地对别人扬手打招呼，看来他在这条路上很有人缘。买肉回来的丹增，看上去有点儿担忧，因为他在那儿听说拉孜沟要涨水了。“无论如何，今天一定要过拉孜沟，否则，就会有好几天过不了河。”
拉孜河是雅鲁藏布江上游的水上交通起点站，据说，撑起一只绑着兽皮的木筏，就可以借助水流，漂到日喀则。到了那儿，就不可能再从水路返回了。我猜那些“船”工会把筏子拆了，再背回拉孜，我看过一本书，说那些筏子下水的时候，总是带着一只山羊，返回的时候，那只山羊就会替主人驮着路上要吃的食物。羊居然有这样的用处！我闻所未闻。当然，这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们到拉孜河边上的时候，场面可说是惊心动魄。一辆东风牌大卡车在激流当中抛锚了，湍急的水流让我感觉到这辆车就像一只快被大水冲走的山羊。丹增说，这是一辆空车，比较容易被冲走，看到驾驶室里已经没有人，他就放心了：“老是看到这些外地来的大卡车抛锚，那些司机路不熟，也听不懂西藏话，又把着方向盘不肯放，完了吧？他看那个地方窄，就从那个地方过，结果那儿水深，车熄火了！要是小车从那儿过，早就成筏子漂走喽。”他说得我心里有点儿发毛。从前在东北，我们经常要淌水过河，八月份水大的时候，没膝的河水就让我有站不住的恐怖，我们常常是两三个人胳膊挽着胳膊，一起摸着石头过河的，每前进一步，都要彼此鼓励一下。有一回，一匹出生不久的小马驹儿掉进了激流，我和另一个女孩眼看它上不了岸，就跳下水去抱它，别看它小，挣扎的力量绝对比我们大，幸而我们在河道曲折处狠命把它顶在了一个死角里，一位老乡才跳下来帮我们把它托上了岸。事后队长非但没有表扬我们，还狠狠地批评了我们：“马没了，还会再生，你们要是被水冲走了，我咋向你们爹妈交代？”我说我会游泳，队长说：“还嘴硬！咱这儿的河可没谱，一步就可能差好几丈，要是掉到那深涏里去了，谁也救不了你！拿自己的命换一匹马驹儿，值不值？想当英雄啊？”我说我没有想当英雄，只是太喜欢那匹小马驹儿，队长说：“那我信。”我说：“那不结了？我们也活着，马也活着，屁事儿没有，你还说什么说？”队长“嘿”地一声笑了。事后我想想那河水的流速，还真有点儿后怕。
丹增在准备过河之前，到河滩上转了好几圈儿，然后和另一辆车的司机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藏话，就跳上了车，加大油门顺着河滩往西开，我的感觉是他整个儿在水里开，一会儿上了水里的这个滩，一会儿又上了水里的那一个滩。车两边水花飞溅。哈哈！“巡洋舰”！丰田越野车前几年有一个型号就被称为“巡洋舰”。突然，车身倾斜了，我们都倒向了左边，只来得及惊呼了一声，就又被车子狠狠地晃到了右边。然后车子就向前一纵，上了河岸，丹增大吼一声，满脸都是得意的笑，我们不知道他喊的是什么！但看他的表情，就知道我们已经安全渡河。然而后面那辆车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跟过来。就在我们嘲笑福海合掌祈祷的时候，丹增和“班长”下了车。天已经黑了，坡上有点儿冷，班长回来了，说另外一辆车突然熄火，就在快要上岸的地方。丹增正在帮着修车，叫我们别着急。班长说：“丹增总是有办法的，他的技术很好。”我问是开车技术还是修车技术，班长说：“在西藏，特别是藏北，司机要是不会修车，就不能算好司机。”我们那时候已经很困乏，就裹紧了衣服开始打盹儿。
朦胧中，车子晃动了一下又启动了，天很黑，只有车灯的前方是亮的。我们醒了又睡、睡了又醒，突然听见了狗叫，听见了藏族人说话的声音，才知道车子已经到了拉嘎，第一天的行程是七百多公里。丹增他们在隔壁房间里聊天喝酒煮羊肉，我们几个累得倒头便睡。
直到第二天傍晚，进入阿里地区，丹增停下来修车的时候，我才看清了第二辆车上司机的长相。他的年龄要比丹增大，瘦长的个儿，瘦长的脸，瘦长的鼻子。眼睛也是狭长的那一种。戴一顶深褐色的宽边儿毡帽。很典型的藏族男人的眼神，在帽沿的阴影下，他的目光质朴、遥远、深邃。他不会说汉语，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总是盘腿坐着，嘴角衔着一茎野草，望着远方，山口那边落日的余晖在他的帽沿上和瞳仁里幽幽地燃烧，那张轮廓分明的脸上，神情有点儿忧郁。“纸上的黑色字迹，已被雨水冲去，心上刻下的日子，谁也无法抹掉。”无端地，我想起了山南的这首民歌，不禁莞尔，有时候，陌生人坐在我的对面，我会在观察他们的时候，为他们编些不着边际的故事，据说，女人们常常会如此······但我从不在这种时候打开我的照相机，因为我怕惊扰了那样一种完全“出世”的神情。他不懂汉语，完全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只有在看着他的汉族同事的小女儿的时候，他眼睛里才会有那种亲切的、温暖的笑意，那孩子刚刚会说些单词，他让孩子稚嫩的小手抓住他黑瘦的食指，“悠、悠、悠、悠，哈！”孩子每回抓不住了，就会咧开嘴笑着扑过去再抓，他们就这么重复着这单调的游戏，那兴味盎然的样子也完全是“出世”的。
丹增的车的轴套出了毛病以后，那辆车就常常变成领路的车了。进入阿里地区以后，车几乎一直在开阔的谷地里走。道路两旁，山势绵远，雪线以上的白色峰峦在棕褐色和紫黛色的山峰之间，时不时如风帆一般飘过。而那山，鬼斧神工的造物，令我想起了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协奏曲开场时法国圆号吹出的宽广悠远的旋律。福海和我都是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他说那旋律表现的是宁静的大海，我说，这样的山，这样的起伏和绵延，应该比海还要象海，那样的沉静、那样深刻的灵魂，只有高原的山才有啊！
大约在晚上十点多钟，我们车的“轴套”，突然又出了毛病。丹增和“班长”钻到车底下去修车，另一辆车早就开远。山风猎猎，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班长”拿着手电给丹增照亮，而手电光也越来越暗淡。我们几个坐在车内，既不安，又有点儿无能为力的遗憾。突然，看到远处天空中，出现了一点光亮，天黑如墨，连山的影子都看不清，所以那一点光亮很容易捕捉，渐渐地，又多了一点，再过了一会儿，可以清楚地看见那是两盏车灯，又一会儿，两盏灯变成了三盏灯，那是一辆车的前灯和尾灯，这辆车正从高坡上向我们开来。我们立刻就判断它是与我们结伴而行的另一辆4500，它大概发现我们落下了，正返回找我们。灯火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的心也越来越温暖。后来那辆车的司机告诉丹增，他回头开了十几公里，因为他怕丹增的车子就此抛锚走不了了。在他的帮助下，丹增换了一个备用的轴套，两辆车一起摸黑开了二十多公里，到了我们投宿的地方，我以为，他们也会和我们一起住下来，丹增说，他们要连夜赶回普兰，因为车上的几位天一亮就要去参加普兰农行的考试。丹增和那位司机互相拍着肩膀告别，你拍一下，我拍一下，却没有说什么话。那辆车很快就没入黑夜，我却仿佛又看到了那位司机遥远的眼神。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现在恐怕还在山路上颠踬呢！
丹增喜欢唱歌，但翻来覆去只唱一句：“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亚拉索······”，每回开到平缓的下坡路上，他就会唱；每回到了路面比较平坦的地段，车开得顺手，他也会唱，特别是在进入峡谷里的牧场时，他喊得更来劲。绿色的草场，蓝天白云下的雪山，还有我们，也都跟他一起，快乐地歌唱。那位司机也唱吗？他的歌声亦如他的眼神一般悠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