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读一段《庄子·逍遥游》的记述：
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芝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
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坳堂”指厅堂中小洼地，“芥”是小草片，“胶”即粘之意；“培风”指大风、旋风，“莫之矢夭阏”释为无所窒碍。这段文字表明，古代人知道：液体要有一定深度，才能使相应的物体浮在它上面；大气要有足够厚或高度，才有力量承托巨大的翅膀或飞行物。大鹏展翅九万里，是由于其下有大气支托，后有快速流动或旋转的风，因此，大鹏能背负青天而无所阻碍，才能飞往南海。《庄子·逍遥游》中这段文字，是对流体静力学(指液体)和动力学(指气体)最早的科学猜测。
以下再具体讨论古代人有哪些流体力学知识。
(第一节 )浮体及其规律
古代人对浮体现象已有大量的实际应用事例。建造船舶；自秦始皇起修筑灵渠，至唐宋时代设斗门(船闸)36座，壅高水位，开启斗门，使船舶上山越岭，辟南北之水上交通；建造浮桥；宋僧怀丙打捞掉落江中的铁牛，这是浮力起重的工程创举，等等。对浮体的物理规律最早做出讨论的是墨家。《墨经》写道：
《经下》：
形之大、其沉浅也，说在衡。
《经说下》：
形沉形之衡也，则沉浅非形浅也，若易五之一。
在墨家看来，一个形体极大的物，在水中沉没较浅，下沉部分与整个物体平衡，就像市场上以五件甲种商品等价交换一件乙种商品一样。因此，《墨经》曰：“说在衡”，或“沉形之衡”。在《墨经》“沉形之衡”的“沉”字表述中，没有讲清楚是“沉”在水中那部分物所排开的液体。墨家企图表述浮体定律，然而，或者因文字简略未曾表述清楚，或者没有看出浮体沉入水中部分的体积正是它所排开的液体的体积，因此在“沉形之衡”一句中表述不确切，也不科学。《说》文强调“则沉浅非形浅也”，这意思又似乎告诉人们，墨家不是将沉入水中的那部分物体看做是形体；而“易五之一”的比喻，又表明墨家似乎懂得沉入水中那部分体积就是排开水的体积，是被排开的水的重量与整个浮体平衡，这才谈得上“易五之一”的等价交换。如果这样理解“沉形之衡”而不失墨家原意，那么《墨经》还是清楚后来以阿基米德名字命名的浮体定律。
至东汉末年，人们的确清楚地知道浮体所排开的水的重量等于浮体的重量。早卒的神童曹冲(196—208)提出“以舟量物”的方法就是个证明。
据《三国志·邓哀王冲传》载：
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敏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成莫能出其理。冲日：“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致，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
引文中，“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意思是先牵象至丹上，刻下舟的排水线；然后称物至舟中，直至该物使舟也沉没至同一排水线上，此时物重即象重。
有可能的是，曹冲并非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发现以舟量物的人。据《符子》记载，东周燕昭王(前311-279年在位)曾命人以舟称量大猪。由此可见，“以舟量物”还是中国的传统。
(第二节 )液体比重及其测定法
由于饮水、计时器漏壶等需要，古代人注意测定水的比重。《后汉书·礼仪志》记述道：
日冬至……权水轻重，水一升冬重十三两。
北魏道士李兰创制秤漏，规定“漏水一升，称重一斤，时经一刻”。宋代程大昌专门写下了《水土斤两轻重》一文，指出各地水质之别，并说：“世传水之好者，比他水升斗同而铢两多。”在历代本草著作中都有关于水的篇章。在本草药物学家看来，水的质地与治疗疾病颇为相关。李时珍引唐陈藏器《本草拾遗》说：
近乳穴处流出之泉也，人多取水作饮、酿酒，大有益。其水浓者，称之重于他水。煎之，上有盐花，此真乳液也。
卤水比淡水重，事先知道卤水比重对盐业生产极为重要。海边盐民早已知道以类似近代浮子式液体比重计测定卤水。宋代乐史(930-1007)记下了以十个莲子测定卤水之情：
取石藻(莲)十枚，尝其厚薄，全浮者全收盐，半浮者半收盐，三藤以下浮者则卤未堪。
“全浮者全收盐”，相当于该盐水浓度为100％；那么，“半浮者半收盐”，即其浓度为50％。浮三莲以下，盐水浓度太淡，不可用此盐水煎盐。注意乐史说的“尝其厚薄”一句，即对这十个莲子要有选择。
姚宽(1105—1162)记述了他自己测试盐卤的方法，他写道：
予监台州(今浙江临海等县)杜渎盐场，日以莲子试卤。择莲子重者用之，卤浮三莲、四莲味重，五莲尤重。莲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莲直或一直一横，即味差薄；若卤更薄，则莲沉于底，而煎盐不成。闽中之法，以鸡子(鸡蛋)、桃仁试之，卤味重则正浮在上；卤淡相半，则二物俱沉。与此相类。
乍看起来，这两段引文有不可理解之处：莲子(或鸡蛋、桃仁)要么全浮，要么全沉，怎么会浮几莲沉几莲呢？又怎么会有竖浮、横浮之别呢？值得注意的是“尝其厚薄”和“择莲子重者用之”二句，即莲子是有选择性的。笔者曾以莲子置淡水和盐水中试验，确有沉者、有浮者。北魏贾思勰曾注意到莲子两端重量差异，他在“种莲子法”中指出：将莲子“抛于池中，重头沉下，自然周正”。莲子、鸡蛋等是古代人选取不同比重而又同一类物质的理想的东西。假定在选择莲子中，择其大小相当而重量不同者，则较重者比重大、较轻者比重小。将它们放人盐确中，浮沉状况就不一样了。如果将十个或五个这样的莲子依次放人各种浓度的盐水中，古代人按统计方法计算其浮沉数，就可以知道各种盐水的大致浓度。浮起的莲子数越多，该液体的浓度就越大。这种以鸡蛋、莲子、桃仁测试液体浓度(或比重)的方法，正是近代浮子式比重计的始祖。莲子、鸡蛋、桃仁的外形都不是正圆形，当它们的比重与待测液体的比重相近时，它们在水中呈直立悬浮状态：当它们的比重比液体小，甚至小很多时，它们几乎全浮在液面上，又因其形状与重心的关系，使它们在液面上取横躺形式；当它们的比重比液体大时，它们就沉没在容器底。因此，如果某个莲子(或鸡蛋、桃仁)在液体中呈现浮而直立状态，就表明该液体的比重与该莲子相接近。这就是姚宽要求“莲子取其浮而直”的道理。
后来有关记载逐渐增多，方法也有所进步。元代陈椿在《熬波图》中记述的方法是，预先制备“浮子”，即将莲子分浸浓度不同的四等卤中。将这种“浮子”分别放入待测溶液，看它们浮沉状态，即可测知溶液比重为几何。
由于各种液体的比重不同，古代人也曾发现异重液体的分层叠置现象。例如，方以智曾将金与银同人坩埚熔化，发现“金在底；银则黑，浮于面”。同样，“银中杂铜者，熔时投以锡，则铜如在水上作冰片，取出”。“本草言，金银铜铁置汞上则浮。此非也。铜铁则浮，金银则沉”。类似现象在《物理小识》卷七的“煎矿”、“铜矿”条中都有所记载。正是根据这些经验，方以智将熔炼炉中的金属分层现象总结道：
重者在下，浮土在上，以次分焉。
(第三节 )表面现象、层流和旋涡
由于液体的表面张力，液体往往呈现出一些有趣的表面现象，如球形液滴、毛细管现象、肥皂泡现象、表面薄膜等等。古代人对此都有所观察和认识。
外表涂有油脂的一根金属针，仔细地放在水面上，虽其比重大于水，但它仍会浮于水面。这是表面张力的实验性证明。早在汉代，人们就做了这样的实验。刘安《淮南万毕术》写道：
首泽浮针。注云：取头中垢以涂塞其孔，置水即浮。
这个针浮水面的实验，在历代一直被流传着。迄明代，妇女们以阴历七月七日(古代神话，这天的晚上为牛郎织女在天河相会的日子)向织女星乞求智巧，也谓“乞巧”。她们相聚在一起，表演“丢巧针”或“丢针儿”。这种表演或许是《淮南万毕术》所载针浮水面实验的普及化而已。明末成书的《帝京景物略》写道：
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则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箭刀、水茹影者，谓乞得巧。其粗影如槌，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妇或叹，女有泣者。
“水膜生面”，即日光照射一定时候的水，其表面出现了许多气泡薄膜。仔细地将针放在水面上而不下沉，正是这些气泡膜的表面张力支撑着针的缘故。至于水底针影的各种形状，与水面气泡、光线方向和天空背景等因素有关，是纯粹偶然的。在公元1758年成书的《帝京岁时纪胜》和1906年成书的《燕京岁时记》上也都有相似的记载。利用表面张力的“丢针”成为中国历代妇女在七夕日的传统娱乐活动之一。
人们不仅发现了以上的表面张力演示实验，解释了针浮水面的原因，而且，宋代人还发明了表面张力演示器，用以检验油漆或桐油的质地。宋代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中写道：验漆之美恶，有概括为韵语者云：“好漆清如镜，悬丝似钩钓；撼动虎斑色，打著有浮沤。”验真桐油之法，以细篾一头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则如鼓面鞔圈子上。渗有假，则不著圈上矣。
好漆能挂起一条丝，搅动它时其表面呈浮泡；上等桐油能在竹篾圈上形成一层薄膜，这都是纯净液体的表面张力所起的作用。我们知道，杂质会使液体的表面张力减小。当桐油含杂质多而成次品时，由于其表面张力减小了，就不能在竹篾圈上形成一薄层鼓面。《游宦纪闻》所述，表明古代人掌握有关表面张力的经验知识。这根竹篾圈也一定在宋代甚至宋以前被定性地引用了许多世纪。可以想像，当时油漆贸易市场上，买卖双方大概都手持一根竹篾圈，它是现代给学生演示表面张力的常用仪器的祖先。
张世南生活于12、13世纪之间，表面张力演示器诞生于南宋或更早的北宋时期。在题为《物类相感志》一书中有类似记载，其演示器取材更为简单、方便。市上购买桐油者，随地摘取一草茎，将其一端圈成圆圈，即可代替张世南所描述的竹篾圈。《物类相感志》写道：
看桐油法，以草圈蘸之，中有膜在草上者，谓之上秤。
“上秤”似为今日“上乘”之意。草圈上这层油膜，正是桐油表面张力所致。
对于层流现象较好的观察记载，见之于明清之际揭暄在方以智《物理小识》中的注文。他写道：
物空浮疾，水涌水迟。故外浮者恒倍于内，中流者恒迅于边；流行之水力于停贮之水，湍激之水力于流行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