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发布投降停战诏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包括饱受侵略蹂躏国家在内的世界人民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了。
当人们在庆祝这一胜利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日本在投降的背后还存在着许多的令人震惊的龌龊的交易。
美国军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在1943年下半年终于赢得了战争的主动。尤其是1944年马里亚纳群岛战役，美军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这次海战是日美双方在太平洋上的决战，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航空母舰大战。
在海战中，美军先后攻占了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全部歼灭了岛上约70000多日本守军，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防御严重瓦解。由于核心地区的丧失，日本大本营规定的“绝对确保的国防圈”面临崩溃，美国军队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和制空权。日本海军在失去了远洋作战的空中支援后，美军在此领域就有了更大的主动权。
此时的日本已经日暮途穷，苟延残喘。美军轰炸机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猛烈轰炸，战火直燃日本本土。
1945年7月26日，由中国、美国、英国三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向世界发布，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马里亚纳群岛的失陷和日本本土遭到的轰炸，极大地震动了日本，加剧了日本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波茨坦公告》的发布，日本国内主降派与主战派的争吵由此开始，愈演愈烈。
日本的主降派有：新任首相铃木贯太郎，海相米内光政和外相东乡茂德。主降派认为，投降虽然在日本国体上留下了污点，但是从美英两国的舆论看，至今并没有提及改变国体问题。仅就投降而言，尚无须为国体忧虑。
日本的主战派有：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主战派认为，日本还没有战败，还有决战本土的机会，决战本土会让美国人受到沉重的打击，说不定还会扭转战局。
对于如何回应《波茨坦公告》，日本内阁召开会议。会上外相东乡率先发言，他说：“鉴于《波茨坦公告》是和谈的唯一基础，所以我认为在政府能够采取这种或那种坚定立场之前，不应该把这个公告公诸于人民。”
立即有人反对：“既然公告已经在全世界广播，相信日本人民也不会听不到，因此，日本人民理应从自己的政府那里正式获悉这个消息。”
陆相阿南说道：“倘若把有关《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公之于众，政府就必须同时表明他反对公告条款的理由和希望日本国民采取的态度。”
最后，会议通过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政府既不对这一公告完全置之不理，又不在界定自己的立场之前把它公布出来。
因此，内阁决定发表一个措辞含糊的消息，政府不表态，报纸也不渲染，可删节，但不可评论。然而，由于日本强硬派占据着上风，后来在《朝日新闻》上，不仅原文刊登了《波茨坦公告》，而且还在评论中将公告说成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玩意儿”。
这种结果与内阁会议的决定大相径庭。更令东乡感到意外的是，铃木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竟然直言道：
《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声明》的旧调重弹，政府认为，这个公告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玩意儿。我们对它根本不屑一顾，政府决心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直至胜利。
日本的态度激怒了美国，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遭到第一枚原子弹的轰炸，8月9日，日本长崎遭到第二枚原子弹的轰炸。
两枚原子弹炸蒙了日本人，而就在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同时，苏联也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使得日本一些还存在幻想的动摇派彻底放弃了继续战争的想法。内阁会议上，首相铃木与往常会议相反，第一个发言，他说：
鉴于广岛事件和苏联出兵满洲，日本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战争。我认为，我们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外，别无其他选择。
他用目光在会场里扫了一圈，表示要听听在座诸位的意见。会场里鸦雀无声。海相米内打破了这种沉寂，他说：“大家缄口不语，那就一事无成。我们是否同意敌人的最后通牒，是无条件投降还是提出条件？我们应该在此时此地来讨论一下。”
于是，其他与会者纷纷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最后，与会者除一致认为日本的君主制必须保留外，对其他观点的分歧非常尖锐，各不相让。铃木、米内、东乡主张在保留君主政体的基础上，接受盟国的最后通牒。阿南、梅津美治郎、丰田希望必须加上另外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盟军向日本派驻的占领军要是最小规模的；日本战犯由日本方面而不是双方来审判；由日本方面遣散日本军队。显然，主战派是无法接受战败和投降的想法的。
东乡反驳道：“日本目前的情况朝不保夕，即使日本想提出若干条件，同盟国也不会同意，他们是可能断然拒绝的。”
梅津争辩道：“日本尚未输掉这场战争，倘若美国人进犯日本本土，我们的军队仍然可以有力地阻止他们，他们的伤亡一定是非常惨重的。”
东乡回击道：“即使敌人的首次进攻被击退，但是，日本的防卫能力也会更加衰弱，敌人的下一次进攻日本绝对是挡不住的。如果那样，不如现在就接受这个公告，只要能留住日本皇室。”
米内接着说：“是的，我们可以为日本赢得第一场战斗，但无法赢得第二场战斗。我们大势已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抛开脸面，尽快投降。我们应该保存我们的国家。”
阿南不服气地说：“我们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说我们已经失败，未免为时尚早。毫无疑问，假如敌人进攻日本，我们一定会给他们带来惨重的损失。或许这就能扭转战局，反败为胜，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时，农业、运输和工商等几个大臣都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们从日本的经济上说明了日本之所以不能再战的理由——由于轰炸造成的损失和农作物的减产，都已经不再有实力支持日本打下去了。内务大臣和另外的几个大臣叫嚷着坚决反对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应该继续战争。
内阁会议一时解决不了分歧，无奈之下，铃木只好决定把这个情况向日本天皇裕仁作了汇报，请求他来裁定。
这天夜里，裕仁召集内阁大臣首相铃木贯太郎、海相米内光政、外相东乡茂德、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另外还有平沼男爵到皇宫开会。
会上，铃木首先向裕仁汇报了白天内阁成员会议争论的主要分歧。他说：“现在的形势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分成了两派，无法取得一致。”
东乡第二个发言，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后，说：“日本应该接受《波茨坦公告》，只要盟国能够接受在保留日本的问题上作出保证。”
阿南则气势汹汹地站起来，表示反对：“日本应该打下去，对日本来说，最后的较量尚未开始，胜负未定。如果接受投降，他们必须接受4项条件：保持日本君主政体的完整，保证日本有权遣散自己的军队，自己审判战犯和限制占领军的规模。”
梅津听了阿南的话，不住地点头，道：“我赞同日本应该继续打下去，日本仍然比较强大，现在接受无条件投降只能使日本战死的英雄们蒙受耻辱。投降，必须要坚持这4个条件。”
丰田也同意继续战斗下去。随后，首相铃木说：“显而易见，我们现在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还是请陛下钦定。”一直缄口不语的天皇裕仁这时开口发言，他说：
继续战争只能造成日本人民的毁灭……显然，日本已经无力进行战争，能否继续保卫自己的国土也令人值得怀疑了。
裕仁的语调变得很是低沉：
毋庸讳言，眼见朕之忠心耿耿的军队被解除武装，实在难以忍受。但是，现在需要忍所不能忍，耐所不能耐。所以，我打算全盘接受他们的条件。
裕仁讲完话后，最高委员会的委员们满面泪痕，鞠躬致敬。陆相阿南打破沉寂气氛，高声嘶叫：“请陛下不要投降！”裕仁转身，慢慢地走出房门。
委员们遵照裕仁的指示，向瑞典和瑞士发出了一封电报，转给中、美、英、苏4国，内容是：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英、中国政府首脑在波茨坦发表的、后由苏联政府参加签署的联合声明提出的所有条款，如果日本皇室及国家主权不受任何损害的话，日本即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
通知盟国的正式照会该怎样发出去呢？如果用电报发，军方新闻检察官知道是投降的内容，就有可能扣留，那就会延误大事。最后决定把照会的英文本通过新闻通讯社国际新闻主编，用莫尔斯电码发给美国和欧洲几个主要国家。8月10日上午7时33分，美国收到了这个电码。杜鲁门召集国务卿贝尔纳斯、陆军部长史汀生等人开会。他问，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日本已经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如果是，那么要不要保留天皇制？
史汀生向杜鲁门建议，日本的天皇是可以保留的，因为保留天皇对美国是有用处的。美国需要天皇的帮助，使分散在各地的日本军队尽快投降。而福雷斯特尔则反对保留，认为这是从无条件投降的倒退。
下午14时，杜鲁门在白宫宣读了由国务卿草拟的复文：日本天皇与日本政府对国家的统治权应当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建立。日本外相东乡在研究了这个回文后，认为日本应该接受这个复文。他相信，根据这个照会的条款，日本的君主政体将得以保留，如果拒绝这个照会，日本就完了。
与此同时，陆军省少壮派军官在得知盟军的复文后，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冲进阿南的房间，要求阿南拒绝这个复文。这些青年军官的发言人是阿南的内弟竹下中佐，他用冷冰冰、恶狠狠的口吻宣布：“拟议中的投降决不能付诸实施，否则，陆相必须剖腹。”
阿南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这位内弟，双唇紧闭。他心里明白，他反对铃木、反对东乡可以，但他绝不能反对天皇。于是，阿南决定拜访天皇的三弟，想说服他去改变皇兄的主意。但这位亲王让阿南非常失望，亲王直截了当、毫不客气地对阿南说：“自战争以来，军部的举动一直在忤逆天皇的旨意，现在依然如此。事态已经发展到了目前阶段，还想打下去，是很不合适的。”
8月13日上午，裕仁在皇宫召开内阁阁员、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和他的几位高级政府官员参加的御前会议。在所有的人都坐好后，裕仁用低沉的口气缓缓地说道：
我已经仔细地听取了反对日本接受同盟国回文的理由。不过，我仍持己见——战争拖下去，徒劳无益。我也研究同盟国的回文中所提条款，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条件完全承认了我们自几天前发出的照会中所表明的立场，我认为这个回文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我们继续打下去，日本就将成为一片焦土，虽然你们中有人认为我们不能完全信任同盟国，但我觉得，迅速、和平地终止战争总比看到日本被消灭要好。
我知道，军队对我的这个决定势必感到格外沮丧。陆相和海相也许很难说服他们接受这样的决定，但我愿意到任何地方去解释我们的这种做法。我希望内阁立即起草终战诏书。
回到陆军省，阿南向全体军官传达了天皇的旨意。一名少壮军官当场发难：“难道阁下忘记了你本人的名言：只有断头之将，没有屈膝之将？”有人大哭：“与其投降，莫如一死！”阿南“啪”的一声把自己佩带的手枪摔在桌子上，吼道：“圣断已下，只有服从。谁要是不服从，就请先杀我！”
8月15日中午11时30分，日本广播协会的那座乳白色的大楼周围站满了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日本天皇裕仁投降的诏书录音送到了这里。接近正午，日本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这一时刻，他们都在恭候着天皇的声音。此时此刻，东京的日常生活已经全部停顿下来，人们都聚集在收音机旁收听广播。12时整，收音机里传来日本国歌，稍后，传来裕仁低沉而缓慢的声音：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之臣民：朕已命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4国，接受其联合公告……
“国家神风团”发动政变抵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将要在这一天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在日本国内，反对投降的青年军官竟然想用政变的方法来推翻裕仁已经作出的投降决定——特别是要杀死裕仁身边的几个主降的大臣。
这天凌晨4时，由警备队司令佐佐木大尉率领的所谓“国家神风团”敢死队30多人，乘着卡车在夜幕中由横滨向东京疾驰。这伙人杀气腾腾，扬言要杀死国家之“叛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总理大臣铃木贯太郎。
“国家神风团”到达首相府后，佐佐木命令把两挺机枪架好，对准首相府便开始扫射。打了一阵后，佐佐木带人冲进首相府。他们来到值班室，警卫早已经逃跑了。他们在走廊里见到一位支持他们的警卫，这名警卫告诉佐佐木，铃木现在不在首相府，而是在丸山的家中。佐佐木感激地握住对方的手，称日本不会投降，日本不会被出卖。随后，佐佐木叫人搬来汽油，他大声叫喊道：“烧，烧，烧掉首相府！”
几个士兵把汽油倒在地毯上，佐佐木掏出打火机，把手帕沾上汽油点燃，然后扔向地毯。大火呼呼地燃烧起来，首相府顷刻之间就被大火吞噬。“国家神风团”敢死队的这伙人此时又跳上卡车，向丸山铃木的私宅冲去。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正在酣睡的铃木肇，他是总理大臣铃木的儿子。铃木肇抓起电话没好气地问：“谁？半夜三更来电话？”
话筒里传来首相府警卫官山口的声音：“情况紧急。有一伙叛乱分子袭击了首相府，使用了机枪、手榴弹，还放火烧了首相府。他们现在正坐卡车向首相私宅开去，快告诉总理，赶快离开私宅，危险！他们就要到了，赶快离开！”
铃木肇大吃一惊，顾不了许多，冲进父亲的房间，拉起床上的父母，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便急急忙忙奔下楼，叫上司机一同跑向停在小巷里的汽车。
可是越乱越出错，汽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急得司机一头大汗。铃木肇知道，叛军的卡车很快就会到达这里，他跳下车，喊来了几名值班警卫，让他们上来帮助推车。在10多名卫士的帮助下，汽车终于发动了。
铃木的车子刚刚开上公路，迎面开过来一辆大卡车，车上的士兵举着手中的枪，疯狂地挥舞着。铃木肇紧张地让家人扭过脸去，以免被认出。佐佐木率领的“国家神风团”敢死队，与铃木的车擦身而过。铃木逃过了一劫。
尽管陆相阿南一再告诫陆军省的青年军官们要保持克制，不可有违圣上的叛乱，但是，处于疯狂状态的军官们怎能听进无力的劝告？一批少壮军官串通起来，他们要用武力除去内阁中的主降派，迫使天皇接受他们继续战争的要求。
要想进入皇宫，实现这样的目标，就要首先取得近卫师团长官森赳将军的支持，因为他负责皇宫地区的守卫任务。如果得不到森赳的支持，就要与其产生对峙，那样，行动就会失败。
15日凌晨1时多，参与反叛的井田中佐来到森赳将军的寓所，想劝说这位将军支持他们的行动。森赳将军没有答应他，说他已经发誓要遵从天皇的圣断，所以，不能违抗。这时，井田被近卫师团的参谋长叫到另一间办公室。就在这时，反叛军官上原重太郎大尉和中健次少佐来到这里，与森赳将军没说几句话，就发生了争执。森赳将军和在场的他的内弟白石中佐被枪杀。事已如此，反叛军官们的政变只有提前了。
中健少佐立刻着手发布《皇家近卫师团第五八四战略命令》，盖上师团长的印章后，将命令迅速发布出去了。这时，皇宫已经被叛军包围并占领。
此时的叛军军官已经有些失去理智，他们冲进皇宫，到处搜寻裕仁天皇的投降诏书的录音。然而，他们没有得逞，在偌大的皇宫里寻找一个录音，简直是大海捞针。
早晨5时10分，日本东部军田中大将决定亲自到近卫师团去平定这场叛乱。他率领副官等人来到近卫师团司令部，他已经得知占领皇宫的部队是近卫师团第二联队，于是，他首先来到近卫师团第一联队。这时，第一联队全体官兵正全副武装，准备开往皇宫，见到田中大将的汽车开过来，联队长渡边大佐急忙跑过去，立正敬礼。
田中问：“给第一联队的作战命令是由谁下达的？”
渡边回答：“是石原少佐。”
“他人现在在哪里？”
“就在隔壁房间。”
“传他进来！”
石原脸色苍白，双唇紧闭，来到田中面前。
“你好大的胆子！”田中吼叫道，“你身为皇军军官，竟然敢违抗圣命！”随后吩咐道，“把他抓起来，交给军事法庭！”
石原笔直地站着，他明白这次政变失败了，他是第一个被捕的反叛军官。
逮捕了石原后，田中立刻给已经占领了皇宫的第二联队队长八贺大佐打电话，命令八贺立刻去迎接他。田中的汽车径直开到紧闭的黑色大门前面，此时大门已经打开，田中来到时，八贺已经在此等候了。八贺见田中的车子开来，忙跑过去向田中敬礼。田中严肃地向八贺命令道：“《第五八四命令》是假的，森赳将军已经死了。从现在起我亲自指挥皇家近卫师团。现在，我命令你马上率领你的部队撤离皇宫。”
“是。”八贺立刻带出还在搜索录音的士兵们。
时间已经临近中午，天皇的诏书就要播出了。此时的皇宫外的草坪上，石原少佐用枪杀森赳将军的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在他的不远处，中健少佐高高举起了战刀，刺进了自己的肚子。
“护皇应变诏书”受到舆论谴责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广播里传出了日本天皇裕仁宣读的《停战诏书》。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在日本向盟国发出无条件投降的照会以后，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的早上8时，中国、美国、英国和苏联就在各自的国家播放了各国领导人的讲话，就是宣布日本已经投降。
而日本天皇的诏书只能在这一时间之后来广播。但是，在裕仁的所谓《诏书》播出后，全世界一片哗然。愤怒的人们向日本发出了强烈的谴责。
无奈之下，日本天皇只好在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当天，再一次向世界人们发布了他的第二个《诏书》，而这个诏书才有了一些真正的投降意味。我们平时常看到、听到最多的所谓《诏书》，是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录制，8月15日中午对外广播的《诏书》，也就是被盟国拒绝，对外有效力的《诏书》。内容是：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肤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4国，接受其联合宣言。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
往年，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也出于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但自交战以来已4载，尽管陆海将士勇敢奋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然而战局未能好转，世界大势也于我不利。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新式残酷的炸弹，使无辜国民惨遭杀伤，残害所及，殊难估计，如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死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
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主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为解放东亚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表示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内如焚。
对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朕至为轸念。帝国今后之苦难固非寻常，朕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赖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于世界，此朕所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建设未来，笃守道义，坚定志操，势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仔细阅读这个《诏书》，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让人无法接受的谬误。“8·14《诏书》”的内容性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应引起重视，有必要仔细弄清楚的问题。国内对该诏书的叫法不尽相同，有叫做“停战诏书”的，有称为“终战诏书”的，还有的直接称作“投降诏书”。但是，几种叫法都一样地把诏书的内容性质概括为“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种概括很不准确，模糊了“8·14《诏书》”内容的实质，即护皇应变、颂扬侵略、谋图军国之再起。这种概括还麻痹着国人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哲学的警觉。
让我们简述一下《诏书》的背景，并仔细审读一下它的内容。
该《诏书》是日本高层文秘与内阁官员，甚至日皇裕仁也亲自参与的集体作品。1945年8月10日黎明，即裕仁就有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也就是有条件接受投降的第一次“圣断”刚刚结束，有关《诏书》的起草工作就已经开始动笔了，用了3个夜晚才正式脱稿，并曾经秘密交由著名汉学家对文字进行校订，再按日皇及内阁的意见进行修改，最后才定此稿。
14日正午，裕仁做出第二次“圣断”——在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及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投降照会后，紧接着办了3件事，首先由大本营向军队拍发“遵从圣断”的命令；22时，裕仁在议会宣读《诏书》，同时由政府向盟国发出无条件投降的照会。
这一过程告诉我们，《诏书》的基调是第一次“圣断”的精神，因为《诏书》并不属外交文件，所以在第二次“圣断”后并无改动，也就是说，向盟国明确表示无条件投降的态度，是交由政府的外交照会来办的，《诏书》的用意更多更深。在研究中我们会发现，《诏书》是那般精雕细琢，所用词语是非常讲究和精炼的。我们对它绝不可以粗心大意对待，而应该认真地、仔细地剖析它的真正主题和深远用意。
在《诏书》的开始，便自称“朕”，“尔等忠臣良民”，尊卑分明，惯例依旧，纯属日本国内的特殊公文形式，就是专为天皇发号施令准备的格式之一。《诏书》的颁布和录音广播，都是日本国内的事情，并没有当做外交公文送达中、美、英、苏4国。
《诏书》中通篇没有一个类似于“降”、“败”之类的词语，分明贯通一个用词原则：讳言“降”字。对投降之事，以只可意会，不可明言的态度处理，极精简而淡化地讲了一句：“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4国，接受其联合宣言。”投降内容成了隐含的潜台词。
《诏书》不说“投降”，连“战败”也不说，只说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
《诏书》这种态度至少反映出两层意图：一是维护天皇的面子，因为日本有“生不受俘虏”的圣谕律令；二是以“内外有别”，两副面孔的态度，以外交照会向中、美、英、苏宣告无条件投降；同时以《诏书》向日本军队和国民做思想政治工作。第二层意图尤为重要。在《诏书》中，通篇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没有半点悔意，反倒仍在颂扬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把侵略目的辩护为“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解放东亚”。这些诏告，正被今天日本右翼势力重复鼓吹。面对已经战败的局势，日本人的心中是何等地不愿接受，在《诏书》中没有任何承认战败的文字。本来草稿中先写的一句“战势日非”，定稿时还根据陆相阿南的执拗主张做了修改，改成“战局未能好转”。从《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死不认输的逻辑是：之所以现在投降，并非因为日本现在已经战败，而是因为预见到“如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明明是日本战败，明明是日本破坏人类文明在先，遭到世界人们共同讨伐、欲毁灭之在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成日皇是为了挽救人类之文明而接受联合公告，似乎是一份在没有失败的情况下接受公告的“文告”，连日本也有学者以批判态度指出这份诏书通篇找不出一句“败了”的话。
更有甚者，《诏书》继续顽固地仇视和轻蔑中国。《诏书》中写道：“自交战以来已4载”。什么意思呢？
就是日本根本不承认“九一八”以来的14年中日战争，也不承认“七七事变”以来的8年中日战争，而只承认“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这短短的4年。此种说法的意思是诏告日本国民，所谓“收拾时局”，就是收拾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的4年战争的时局。
日本早就公开否认有抗日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自占领南京以后，日本就宣布不再将中国国民政府作为对等的对手，说中国国民政府已成为“地方政府”，尤其在扶持汪精卫伪政权登台以后，所有官方文书、大本营军令，都把南京汪伪傀儡政府称为“中国政府”，把伪军称为“中国军队”，而离间分化地把中国抗日军队称为“重庆军”、“蒋系军”、“延安军”、“中共军”。这等于说，抗日的中国已经灭亡了，只有与日本亲善的汪伪“中国政府”存在，日军只是在与抗日的地方军队作战。显而易见，就是在战败投降之时，以《诏书》形式公布出来的日本对我国之心态，依然是傲慢和轻视。日本这种欲亡我中国而不能，便闭目呓语以自欺的心态，在《诏书》中暴露无遗。《诏书》还大念“忍”字经，对于因发动侵略战争而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的劫难，没有一丝一毫的罪己自责，反而为被迫放下屠刀后的处境，大讲“忍其所难忍”。
“忍”什么呢！忍，就是心中不服，无奈之选择，说白了，就是不得不如此，而并不是觉得应该如此。日本至今未能效学德国有所反省，公开道歉，《诏书》中的“忍”字经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
《诏书》逐层深入之后，亮出中心主题：诏告臣民对天皇保持“赤诚”，“维护国体”，“势必发扬国体之精华”。而且要将此誓言“子孙相传”。所谓国体之精华是何物？分明指的是天皇统治，是武士道，是日照神道。这一中心主题，就是天皇统治的根本。由于中、美、英、苏4国8月11日致日本的“复电”中提出“从投降时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隶属于盟军司令部”，“日本政府的最终形态，根据波茨坦宣言，将依日本国民自由表示之意志建立”。
也就是说，日本天皇在日本投降后，即将被剥夺皇权，暂留皇位，以后前途未定，有待国民选择，所以，天皇赶紧利用颁布《诏书》的机会，使用“誓必”的重词，诏告臣民“发扬国体之精华”，其谋划之深远，非同一般。对于如此《诏书》，有学者指出，其实质就是“讳言战败，讳言投降，颂扬侵略，轻蔑中国，大念忍经，发誓要发扬天皇国体的‘精华’，是一篇十足的护皇应变诏书”。
所以，“8·14《诏书》”一广播，其内容大大出人意料，自然受到舆论谴责，无奈，在盟军总部的安排下，裕仁被迫于1945年9月2日，即东京湾签降的当天，又发表了“9·2《诏书》”，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诏书”。原文是：
联业于受诺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之首脑于波茨坦发表，而后且由苏联参加之宣言所揭载之各款项，对于帝国政府及大本营于由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指示之降伏文件，代朕签字。
且根据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指示公布对陆海军之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弃武器，着实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款项，及由大本营公布之一般命令。
昭和二十年九月二日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日本天皇裕仁终于公开发表俯首投降的《诏书》。而这一天是1945年9月2日。前后两份诏书，可见日本人之心态，可见日本天皇裕仁内心之龌龊。对比德国投降，其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忏悔，以及后来德国得到世界人民的谅解，日本是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永远埋藏着那揭不去的劣根。战后已经60多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等史书只字不提“8·15《四国公告》”，不提“9·2《诏书》”，却竭力提高“8·14《诏书》”及“玉音广播”的地位，称之为“战争终结之诏书”，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大功放到裕仁头上，可恶可笑。
他们似乎忘记或者故意装做不明白究竟谁是真正主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战争的终结者？是中、美、英、苏4国公告，主宰了战争的终结。不仅如此，它也主宰了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有效宣布。
不要忘记，对敌国的投降表示，审查真伪，核对目标，主持有效的宣布，下达双方停战命令，结束战争，乃是战胜国的权利、荣誉和力量的显示。日本无条件投降，是中、美、英、苏4国在同一个时刻共同宣布的。它是在1945年8月15日早上的7时，在中国的重庆，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伦敦，苏联的莫斯科同时由国家首脑宣布的。
至于日本《诏书》的广播，它相隔4国公告整整晚了4个小时。战争已停止4个小时，再由日皇来广播“终战”，岂不是笑话？
《诏书》的广播只能是在投降之后，盟军占领来不及到位的时候，做最后一次皇权的示威罢了。因为日皇裕仁有能耐和神通下诏发动侵略战争，但是，战争怎样进展，怎样终结，可就由不得他了。他连“发表”和“宣布”投降的资格都没有。“8·14《诏书》”，其实就是日本天皇美化侵略，逃避罪责，妄图“东山再起”的历史罪证，可笑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想以此为砝码来抬高日本天皇当年的作用。其实这些骗人的伎俩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早已被正义的人们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美国保留日本天皇居心叵测
1943年11月，中、美、英举行的开罗会议明确宣告，中、美、英对日继续作战“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为什么到日本正式投降之日，无条件变为有条件，废除军国主义的日皇体制变为保全日皇裕仁的地位呢？
要解答这两大问题，得从头说起。日皇裕仁于1945年6月22日召集重臣及军方首脑，面谕开始讲和工作。当时日本的败局已定，裕仁寄望于苏联出面“调停”，交战双方达成“荣誉的和平”。当时的苏联对日本来说还是个中立国，并且曾和日本签订过中立条约，但是已于1945年4月5日宣布废除此约。
7月27日，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第二次奉命请求苏联出面调停时，中、美、英向全世界播放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其主要内容为：
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的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远铲除；日本战犯将交付审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必须消除；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
《波茨坦公告》还警告日本政府，如不接受上列条件，日本将面临迅速而完全的毁灭。日本内阁于8月3日开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即“日本目前所应采取之唯一方策，即为接受波茨坦宣言”。但军部仍在内部鼓动少壮派准备本土决战，对内阁参议会置之不理，裕仁天皇也在请求苏联出面调停。
日本政府正在盼望不久有好消息从莫斯科传来之时，听到的却是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的爆炸声。广岛全市顿成废墟，居民死伤无数。裕仁至此决心从速结束战争，因此更焦急地等待苏联的复音。
佐藤8日得到的答复却是：苏联当天对日宣战。8月9日，美国扔下了第二枚原子弹，长崎居民死伤无数。
8月10日，裕仁在御前会议决定，在不改变日本体制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当天瑞典政府受日本委托把这个决定转告中、美、英、苏4国。
8月12日，美国以公开广播的形式答复日本，其内容为：“自投降之时起，天皇及日本政府之国家统治之权限，为实施投降条件起见，应置于采取其必要措施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限制之下。”
美国这样答复就等于同意不废除天皇，而只是使他的权力在必要时受制于盟军最高统帅。这完全违反了《波茨坦公告》中两大受降条件：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日本战犯将交付审判。
为什么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呢？当时，美国当局虽然知道天皇求和了，但还没有决心派兵在日本登陆。美军鉴于打下冲绳岛付出的沉重代价和该岛军民至死不降的顽抗精神，担心盟军如强行登陆，会遭遇到比在冲绳岛顽强得多的抵抗。
如果废除了天皇，日本军部主战派一旦不受约束，势必抵抗到底，日本本土的局势将难以收拾。华盛顿的决策者就是以此为理由，一反原来的政策，取消要废除天皇的决定，转而维护裕仁的皇位，但把他放在盟军司令官之下，利用他在日本人民中的地位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
美国此举是权宜之计，达到了美军平安进驻日本本土的目的，但从长远看，是失策。盟国在受降书上，把原定要求“日本国”无条件投降改为“日军”无条件投降，但事实上进驻日本的美军也没有监督日军无条件投降。日军参谋本部命令部队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仅东京市谷区一地焚烧文件的黑烟弥漫天空就达3天之久。这样，日军毁灭了它在侵略中施行毒气战、细菌战、“三光”政策等罪行的记录。
受降书另一规定：严禁日本拥有军事工业。但是，日本政府和军部下令把军需物资“紧急和秘密”地转为民用，但更严重的事态还在后面。盟国原来指定把日本850个军需工厂作为赔偿中、美、英、苏4国之用，但独揽统治日本大权的美国竟把这些工厂先后归还日本政府或私营企业。
1946年8月，中、美、英、苏、法在巴黎举行对意大利媾和会议时，与会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即不让日本再有重工业，以防它重新武装起来，这和《波茨坦公告》“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是一致的。但是，事隔不久，美国又来一次180度的大转变，不顾盟国的决定，开始扶植起日本重工业。
这是为什么呢？其后几年亚太地区发生的战争，使答案逐渐明朗化了：原来美国是要利用日本实现其称霸全球的野心。
揭开蒙在裕仁身上的美丽画皮
我们从现在日本的教科书上，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位的裕仁天皇是一位和善而仁慈的海洋学家、生物学家，他对战争没有任何罪行，甚至热爱和平，只是不幸充当一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傀儡。
事实真是如此吗？由美国历史学家哈尔伯特·比格斯撰写的《裕仁传》一书，揭开了这层蒙在裕仁身上的美丽画皮，把裕仁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血腥罪行联系起来并加以重新审视。
哈尔伯特·比格斯在他这本长达800页的作品中，详细援引了日本和美国保存的秘密材料，包括裕仁生前的一些信件，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档案。经过梳理大量事实材料，比格斯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与日本教科书上完全不同的裕仁，一个实际上拥有无上权力和膨胀的个人野心的政治领导人，一个名副其实应对千百万惨遭杀戮的生灵负责的战争罪犯！
裕仁生于1901年4月29日，这个时间正是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帝制都开始趋于衰落的年代。因此，他从小除了像历任天皇那样被灌输以天赋神权的观念外，还被反复教诲要竭力巩固皇权。他从8岁起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
裕仁本人的爱好在生物研究，即位后，他在皇宫里设立了生物研究所，陈列了60000多种植物标本，并出版过17本这类书籍。因此，日本才在世人面前极力宣传裕仁只是个生物学家，并把每年裕仁的诞辰4月29日定为日本的“绿节”，以显示裕仁在生物学上的贡献。
然而，事实是不会被永远埋没的。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裕仁与日本陆军强硬派结盟，拼命削弱政府的党派内阁制。正是靠他撑腰，日本军方最终得以顺利地击倒日本各民主政党，并推行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体制。
紧接着，裕仁开始推行以天皇制为核心内容的反民主思想，对反对派人士和任何敢对天皇权力提出质疑的人进行无情打击。
日本的民主力量本就很脆弱，遭到打击后就更加“弱不禁风”。在削弱民主力量的过程中，裕仁自己的地位——特别是他在日本军队中的地位却日益得到加强，裕仁成为日本军队最高指挥官，从而成为实权在握的至高无上的日本元首。
他有任免日本陆海空三军将帅和政府首相及内阁大臣的权力；日本军方将领可以绕开政府内阁，直接对天皇负责；裕仁和几个少数的幕后权臣对日本国策的制订有决定性的权力。
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裕仁实际上已经是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
根据《裕仁传》中所述，裕仁应对侵略中国的暴行负直接的责任。
1931年，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裕仁在他致侵华日军的密诏中下令日本侵略军“向前推进”。
1937年，侵华日军对中国发起全面侵略，裕仁亲自向日本将领们建议说：
在要塞地区集中大量兵力实施压倒性的打击不是更好吗？
几个月后，侵华日军便制造了导致中国30万军民惨遭杀害的南京大屠杀。
在侵略中的一步步进逼的过程中，裕仁并非别无选择，但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甚至重赏日本军队对中国的侵略。
按照裕仁御诏，侵华日军“视所有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中国男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经常扮成当地的老百姓”，因此这些中国平民都应该被杀掉。在这场战争中，至少有几百万的中国平民惨遭杀害。
另外，在长达8年的中日全面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被日军俘虏，但到1945年日军投降的时候，却只发现了56名中国战俘！裕仁对所有这些中国平民和战俘遇害都应该负直接的责任。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当时有许多美国史学家们都曾经认为，当时美国罗斯福政府的种种措施使得日本没有更多的外交选择。因此，裕仁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否应该承担责任还说不清楚。
比格斯在《裕仁传》中用事实指出，裕仁应该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负直接的责任。正是裕仁一步一步地推进了偷袭珍珠港事件，将日本拖入了太平洋战争的深渊。
比格斯在书中写道：
坐在皇宫宝座上，裕仁默默地看着他的大臣们在制订战争计划，军方将领们也在估算计划的成败。首相终于开口说话了：“只要陛下您一声令下，我们都将努力为国效忠！”
天皇点头表示同意！
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日本便进入了“X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代号），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裕仁不断地和参谋机构的负责人会面，不断接到各入侵部队进入前线阵地的报告。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当偷袭得逞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天皇的一位助手在日记中写道：“天皇穿上了海军军服，看上去心情非常好！”可见其兴奋程度。
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给日本带来灭顶之灾。虽然日本是罪有应得，但对于日本无辜的百姓来说，这个灾难应该归罪于裕仁——这个日本臣民的天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裕仁有过许多结束战争的机会，但他为了使日本皇室逃脱战争的罪责，保住自己的天皇宝座，便拼命想拖延战争结束的时间，甚至想逃脱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命运，盘算着如何“退出战争”的策略。
裕仁打的如意算盘是：希望能说服当时还没有对日本宣战的苏联当中间人，一方面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一方面又能保住自己的天皇宝座。裕仁因此迟迟不肯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至于美国向日本投下了原子弹。
《裕仁传》中说，当日本已穷途末路之际，裕仁及其部分顾问甚至“欢迎”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和苏联介入战争，因为这样一来可以为裕仁炮制日军投降找到“完美的理由”，还能让他以“为国家带来和平曙光”为由平息当时日本国内对帝制的不满情绪，以期保存天皇制。
可见，裕仁正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才不惜牺牲成千上万日本百姓的性命。因此，裕仁应该对日本遭到核打击负责。
战争结束后，裕仁却换了一副样子，在照片中，个头不高、身穿条纹裤子和蹩脚礼服的裕仁站在麦克阿瑟面前，脸上的表情让人觉得很无辜很可怜。但这只是日本政客与麦克阿瑟的合作“包装”而已，其目的就是要浑水摸鱼逃脱惩罚罢了。
日本和美国之所以把裕仁天皇形容成傀儡，是因为他们各有所图。
日本政客们想保住裕仁是因为天皇被视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为了能鼓起日本人的精神进行战后重建，走出战败的阴影，最终重新走上强国的道路，日本的保守政客们一致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裕仁和天皇体制。
美国庇护裕仁天皇，甚至帮助裕仁逃脱战争审判，则主要是出于美国人自己的利益考虑。美国人担心对裕仁按战犯罪加以处罚的话，日本国内民众可能因此而产生骚乱。
而如果放过裕仁，那么单独出兵“占领”和“主管”日本的美国，可以凭借天皇的招牌来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更方便地控制日本。
比格斯在书中批评了美国对日本天皇的包庇态度。
他说，战争结束后，裕仁对往事不思悔改，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个人对日本在国外的侵略行为所负的责任，从未承认过犯有战争罪。美国蓄意对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隐瞒了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
比格斯揭露道，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很快改变了策略，把开罗会议上决定的“彻底铲除日本战争根源”政策转为扶植日本反共反苏的右翼势力。美国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在审判日本战犯时授意一些重要战犯“夹”供，隐瞒了关于裕仁的犯罪部分，使裕仁最终逃脱了正义的审判。
半个多世纪后再回顾历史，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放过裕仁，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难以斩草除根。天皇在日本是至高无上的，裕仁的言行可以说是日本人的最高信条。
裕仁不仅没有作为战犯受审，而且还给战争的性质歪曲地定了框框。这就给日本人民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日本既不是侵略别国，也没有被打败而投降似的。这为后来日本从政治上认识战争的本质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
比格斯在《裕仁传》序言中曾写道：“裕仁天皇绝非如同英国那样只是宪法上的君主，而是日本不折不扣的最高元首，应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负直接或者间接的责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历史学教授道尔认为，裕仁天皇的真实面目因此书而大白于天下，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非同一般的作用，许多西方人对此闻所未闻，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人极力对此进行掩盖。
比格斯指出：“因为裕仁一直没有对战争负责，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同样也没有承担责任。许多与战争有牵连的日本人认为既然天皇没有责任，他们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罪过了。”
2000年12月12日，来自美国、英国、阿根廷、肯尼亚的法官、法律学者和人权工作者组成的“侵害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经过3天的审理，对来自中国、东帝汶、印尼、马来西亚、荷兰和日本的检察官所提供的证据和75名幸存的受害者提供的亲身经历以及历史学者、日本老兵的证言做了充分的听证。
审判团根据充分的犯罪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日本青年馆作出判决，认定裕仁天皇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支持、纵容和疏于阻止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被征服的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实施强奸和性奴隶，犯有反人道罪，日本国违反了国际条约义务和国际习惯法，负有国家的责任。
当首席审判官麦克唐娜宣布这个判决时，在场的1000名听众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
因此，把裕仁定为战争的元凶是非常恰当的。历史的真相不容掩盖，并终将大白于天下。
受审战犯为何能逍遥法外
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苏、美、英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中决定，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施《波茨坦公告》的日本投降条件，包括惩办日本战犯。
根据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书》和1945年12月26日盟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的《特别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盟国决定在东京设庭审判日本首要战犯。
对于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的决定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之时，反法西斯盟国便多次声明要严惩战争罪犯，追究战犯责任。
欧战结束后，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5年11月，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开庭，开始对德国法西斯首要战犯进行审判。在这次审判中，有11人被判处了绞刑，执行了10人，戈林因服毒自杀未执行，9人被判处长期监禁。
盟国认为，日本战犯也应受到与德国战犯同样的处理。《波茨坦公告》中曾郑重指出：“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这个国家，但对于战争中的人犯，包括虐待战俘者在内，都必将追究法律责任，并予以严厉制裁。”
1945年9月11日，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39名战犯被逮捕。
11月19日，小矶国昭等11名战犯被捕。
12月2日和16日，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木户幸一等68名战犯被捕，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候审。
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和印度10国各派出一名法官，澳大利亚的韦伯为首席法官，美国的约瑟夫·凯南为首席检察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被告有权选择辩护人，但法庭可随时不承认其选择的辩护人。被告中没有日本国家元首、三军最高统帅裕仁天皇。
关于国家元首应对发动侵略负刑事责任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皇威廉二世的处理已有先例。《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明确表示：“被告之官职及地位，无论系国家元首或政府各部门负责官吏，均不得为免除责任获减轻刑罚之理由。”
但是，美国为了在日本能有效地进行管理，避免美国人在日本岛内受到攻击，于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回避了国家元首的责任问题。宪章中只说：“被告无论何时期内之官职及地位”，均不能免除罪责，有意删除了“国家元首”字样。这为后来日本右翼分子拒绝承认侵略埋下了伏笔。
在1945年12月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小组一行16人离美赴东京之前，凯南对美国报界表示，他认为裕仁天皇显然应该受到审判。登上飞机后，凯南收到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信中指示凯南不得对裕仁和任何皇室成员起诉。总统采纳了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意见而作此决定。麦克阿瑟认为，从美国的利益和占领日本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得以战争罪起诉天皇。东京法庭首席法官韦伯曾向报界发表个人意见：“天皇在开战问题上起了巨大作用，但他却被免予起诉……毫无疑问，免除对天皇的审判是基于同盟国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而作出的决定。”
法国出席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代表亨利·贝尔纳说：“不可否认，宣言的一个主要祸首逃避了一切诉讼，不管怎么说，出席的被告只能被视为同谋犯。”
由于美国人只为自身考虑，判决的结果是：皇室成员、日本侵华部队的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亲王未被列入被告名单；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侵华战犯冈村宁次也逍遥法外；在中国进行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残酷试验的日本“731细菌部队”司令官石井四郎也不在被告之列。
1946年4月29日，对东条英机等28名被告正式起诉。5月3日，东京国际远东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会议厅，庭长室设在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里。由于中国法官梅汝璈据理力争，法官座次除首席法官外，按日本投降书受降国签字顺序美、中、英、苏、加、法等排定。审理采用英美法律，分立证和辩论两个阶段。
开庭第一天和第二天，首席检察官宣读了长达42页的起诉书，历数了28名被告在战争中的罪行，列举55项罪状，指控他们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
5月6日，全体出庭被告均声辩自己“无罪”。东条英机说：“对一切诉因，我声明无罪。”被告方面援引“罪刑由法定”、“无法则无罪”、“禁止事后立法”等法律原则，企图逃避制裁。
法庭认为，被告罪行很早以前就被国际法认定。被告辩护方面还强调，战争是国家行为，是国家间的现象，主体是国家。国际法只审理主权国家的行为。法庭认为，国家违反条约，发动侵略战争，责任总是在个人身上。
审理过程中，在涉及中国问题时，中国方面出证的有秦德纯、王冷斋和溥仪等人。秦德纯和王冷斋主要就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对北大营攻袭，日军大肆掳掠的罪行做了揭露。溥仪由苏联派人从他所在押的监狱送东京出庭作证，讲述了他如何被土肥原从天津劫持到东北，板垣如何指使人毒死其亲妇，逼他讨娶日妇为后等情况。
1948年4月16日，法庭宣布休庭，以进行讨论，作出最后判决。在讨论过程中，法官们在对东条英机等战犯是否应该判处绞刑的问题上发生了较大分歧。
庭长韦伯主张流放，美国法官主张只将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战俘的战犯判处死刑，中国法官要求严惩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从这样一个分歧中可以看出，虽然来自各国的法官都是同盟国的成员，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不同，对待战犯的判决结果也不同。到最后法庭以6票对5票的微弱多数作出死刑判决。
11月4日，法庭开始宣读1231页的判决书，至12日宣读完毕，对25名出庭被告判决如下：
判处绞刑7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东条英机。
判处无期徒刑16人：荒木贞大、畑俊六、星野直林、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二、岛田繁太郎、铃木贞一、松本欣五郎、贺屋兴宣、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
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一人：东乡茂德。
判处有期徒刑7年一人：重光葵。
审判过程中，被告前外相松冈洋右和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日本侵略理论家大川明因发狂而中止受审，实际出庭被告25人。
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闭庭。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8年11月22日批准了法庭的全部判决。然而，麦克阿瑟并未按《法庭宪章》条例立即执行判决，而是将土肥原、广田、木户、佐藤、岛田、东乡等人的上诉书递给了美国最高法院，从而推迟执行了对所有被告的判决。
12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接受上诉，定于1948年12月16日着手分析案情。消息传出，世界舆论大哗。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指出：“如果代表11国的国际法庭所作的决定要由某一国的法庭来重新审理，不管它是多么高级的法院，都当然会使人担心，任何国际决定和行为都要同样受到一个国家的重审和改变。”东京法庭的荷兰法官罗休声称，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是“令人震惊的错误”。一位检察官批评麦克阿瑟说：“他已超越自己的权限，不会区分远东军司令和盟军司令两种职责的差别。”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致函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它无权干涉东京法庭的判决。美国最高法院于12月16日决定延缓对“上诉书”的审理，最后于12月20日作出拒绝受理的决定。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40天后，12月23日，东条英机等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中被绞死。其余被判处的战犯入狱服刑。对这些罪大恶极的日本首要战犯作出的严正判决，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欢迎。
由于世界局势的变化，两大集团的冷战已经形成，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亚洲急于寻找反共同盟，因此在对待日本战犯的态度上有了明显的变化。1950年11月，重光葵获释，后在日本政府内供职。这期间，其他日本在押战犯也纷纷“宣誓出狱”。这与处理纳粹战犯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在当时，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在远东的另外一个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苏联政府正在对12名日本第731部队的医生和军官进行审判。对于这次审判，老百姓起初并不热心。然而，第一天上午的审判刚结束，人们就开始竞相转告，等到下午审判结束后，整个城市都在议论此事了。
人们为什么这么关心此事呢？原来，人们是对审判所揭露的事实感到震惊：一批日本一流医学院的毕业生，为了制造生物化学武器，在受害者身上注入伤寒、霍乱、梅毒等多种病菌，并使之扩散到附近的中国村落……
大约有10000人，就这样丧生于日本遍布亚洲的26个实验室中，而在生化战的实地试验中，估计有25万人丧生，这其中也包括了苏联人。
日本的第731部队是在昭和天皇的亲授御旨之下，专为生物战争而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天皇的弟弟还亲临第731总部视察，并观看了中国犯人在一场以活人做试验的毒气战中“行军”的电影。
战后，当苏联准备审判第731部队的战犯时，麦克阿瑟已秘密赦免了美军抓到的日本战俘中的第731部队战犯，条件是帮美国取得第731部队生物武器的“科研成果”。
当有证据显示美国的飞行员在被俘后也成了这种活人标本时，麦克阿瑟立即扣押了有关证据。自然，苏联对这些战犯也给予轻判：大多数战犯只被判20至25年的徒刑，一个只被判了2年，另一个被判了3年。几年后，除一个罪犯在监狱中自杀外，其余的人于1956年被悄悄放回日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进入了日本的上层社会。
分析家指出，与美国人一样，苏联对战犯之所以轻判的最大可能是苏联也以轻刑换取了生物武器的情报。
由于美国及苏联政府的包庇及纵容，致使对世界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逍遥法外，实在令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