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有虚也有实。“实”，是说很多地方做了不少实事。“虚”，是炒得太过厉害。对一种学问来说，无论“虚热”还是“实热”，都未必是好事。当年的“鲁迅热”、“红学热”如何？大家都看到了。说开来，学术研究不需要动员群众，真正的学问，不需要也不可能热，如同钱锺书先生所说，“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在种种“热”的背后，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真假莫辨。
《解放周末》：比如说？
刘梦溪：真古董没了，假古董出来了。学术书籍装帧设计越来越好看了，内容却单薄了。很多题目很好，完成得却马虎了。一个问题热起来，不管有没有研究，大家一窝蜂地拥在一起，比赛着对自己不懂的问题发表言论。如此下去，学术必然在一阵一阵的“热”中走向浮躁。甚至哪一个问题是谁最先发现的，谁最早提出了什么问题，最后连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装在闷葫芦里了。
《解放周末》：文化赝品纷纷登场，对真正的学术，对传承文化记忆的载体是一种伤害。
刘梦溪：当然，我们不能用商业目的来衡量一切，世俗化和商业化是学术的大敌。“国学”如果走向商业化，势必极大地伤害“国学”。当然这些年的学术进展也是很明显的。古籍整理的成绩最大，许多有价值的典籍都重新出版了。一批有实力的青年学者活跃于学术舞台。只不过风气所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即使严谨的学者也无以辞避。而“取之无道”者，是不是也并非绝无仅有的孤立存在？我不知矣，我不知矣。
《解放周末》：对大师心存礼敬也许是矫正学术风气的一种途径。
刘梦溪：所谓大师，其实是一种文化典范。许多历史文化的遗存物，比如一尊青铜器，一组编钟，一座古建筑，一个古村落，或者一种礼仪形式，它们本身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具体文化典范，里面藏有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系列密码。现代人和这些文化典范之间建立某种对话与沟通的机制，是文化信息和文化精神传递的必要途径。学术大师作为一个时期的文化典范，身上也藏有普通人不具备的文化密码。
《解放周末》：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在哪个国家，中小学生都会时常被带去博物馆、美术馆，去瞻仰、参观，实际上就是要与文化典范建立起接触、对话的桥梁。
刘梦溪：成年人也不例外。文化典范对文化的传承与濡化有直接作用。人们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种种便利时，应该身上有文化，胸怀虔敬心，而不是一味地以经济指标来换算一切。
《解放周末》：文化遗存有一部分是文化的物化载体，保护物质的东西再难也是容易，更难的是文化精神的传承。
刘梦溪：对。因为物化的东西可触可看，而文化精神，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需要靠文化所寄之人，特别是大师级的学者来薪火相传。深邃的学术思想是文化的最高形态，杰出的大学者是学术的“所寄之人”，是国家的荣誉，是“邦家之光”。所以一个文明的国度，一个重视文化的国家，必然重视学术，尊礼大儒。
当下恶搞泛滥，学术讨论夹杂辱骂与炫吓。纯洁与庄严，成了不被人接受的陌生词汇。长远改变之道，应从教育入手。
《解放周末》：可我们正面临，能够代表“邦家之光”的学术大家越来越少了，可以带领我们与历史上那些文化典范进行交流的人，越来越难于寻觅了。
刘梦溪：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症结主要在教育上。历来文化传承主要有三个渠道——家族、学校和宗教。晚清民国以来传统的家族解体了，这一传承渠道基本上行不通了。而宗教传承在中国一直居于非主流位置。这样，只剩下学校一个渠道了。但传统的书院向现代教育体制转变，遗漏了传道的内容。现代学校从事的主要是知识教育，教师只教书，不再育人。然而，道之不传，何以为教？这会极大地影响人文学者的境界。在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传道是最重要的一环。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放在第一位。
《解放周末》：所谓道，其实蕴含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道的不传，也许意味着价值观的模糊与偏失。
刘梦溪：说得很对。古人讲读书明理，明理也就是明道。现在读书不明理的人，所在多多。理在哪里？人的本身就具有，只不过尚处在初昧状态，需要天下之大道、天地之至理来接引。马一浮认为，“六艺之道”就是中国文化最高的义理。所以金耀基先生看到我主张中小学教育中应设有国学的课程，以“六艺”为主要内容，而以《论语》和《孟子》开其端，他说这是在现代知识教育体系中，补充了价值教育的内容。
《解放周末》：教育的缺失，必然引发文化的缺失。该如何改变呢？
刘梦溪：反过来也成立，文化的缺失，也导致教育的缺失。文本经典的阅读，我以为是比较有效的一个途径。阅读可以变化气质，从而转移社会风气。还有中学和大学应该设立“修身”方面的课程。政治化的教材代替不了学子生命个体的修为。《中庸》里说：“修道之谓教”，“修身则道立”。《中庸》还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等于给我们挑明了修身的直接目标和具体途径。好学、力行、知耻，应该成为我国国民的公德和共德。
《解放周末》：文化传统的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样，涵养一位大师也需要健康、文明的社会大环境。尽管，大师辈出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是我们依然应该向大师致敬，用温情与敬意对待我们的文化传统。
刘梦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最重视的一个概念是“敬”。孔孟都讲敬，宋儒更大讲特讲，提出了“主敬”的概念。“敬”不止是对他者而言，主要是一种内心的庄严。敬和诚相连接，无诚则不敬，不敬也就没有诚。按《说文》，诚和信互训。孝的内涵主要是敬，礼仪的内核也是敬，无敬不成礼。所以孔子说：“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我认为“敬”是一个带有终极关怀意味的范畴。
《解放周末》：可惜的是，当下有多少失礼失敬的事情存在。
刘梦溪：是的，像季先生这样少有的德高望重之人，在人生的尽头居然也会被一些细琐的芜杂所纷扰，这在一个文化生态健康的社会里是不应该发生的。又比如当下恶搞泛滥，学术讨论夹杂辱骂与炫吓，一旦有一个学术或其他领域的先进出现，都伴随着无止无休的无谓纠缠。纯洁与庄严，已经成为不被人接受的陌生的词汇。
《解放周末》：这样的失礼不敬很可怕，它会丧失文化的最基本的庄严感。
刘梦溪：六十多年前，郁达夫在《怀鲁迅》这篇短文中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一个失去礼敬和敬畏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我想，我们对大师最好的纪念，是需要懂得孔子的话：“执事敬”、“修己以敬”、“行笃敬”。学会了“敬”，我们的文化传统的重建工作就找到了连接古今的精神桥梁。
（载2009年8月7日《解放日报》之“解放周末”，记者吕林荫采写，高慎盈、黄玮、尹欣总策划，文字经作者校改定稿）增订版后记|增订版后记
2007年12月15日，我应邀担任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主讲嘉宾，题目讲的是“大师与传统”。为此，事先写好了一篇完整的文字稿，曾刊载于《文汇报》的“学林”。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我的学术随笔集，即以此一篇名作为书名，现已过去五个年头。初版《大师与传统》舛误较多，文章采择亦有未尽意处，故一直期待有再版重订的机会。刚好不久前广西师大出版社上海贝贝特的阎海文先生以书稿盛意相约，遂促成此次重编和增订得以实现。真是“重编”，因为篇目次序都重新编过。确为“增订”，书的内容竟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初版收文40篇，此次重编，撤去6篇，新增30篇，卷前小语外，共得64篇，恰合大易之数。
新增加的文字多为近两年所写，大都和文化传统的传承与重构有关，如《当代中国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对话是人类的生活准则》、《一国之内也应尊重文化差异》等。只不过关注点更侧重价值观念的梳理和学术思想的探讨。两篇附录，一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大师与传统”的现场全记录，由于有主持人的对话和现场答问互动，当为读者所乐读。二是2009年季羡林和任继愈两先生同日远行，《解放周末》编者就“我们该怎样向大师致敬”的话题，远道枉顾，对我作了一次访谈对话，所谈内容颇与本书题旨有冥合贯通之处，特附载于此作为我的增订版《大师与传统》的收括。
更主要是此次增订重编，使我得以将书中全部文字都重新校读一过，改正了多处文字舛误，引文也复核原书逐一重新厘定。个别篇章的内容亦不无增删润色。引文出处也一律改为随文注。虽不敢说已订正无讹，但漏网的吞舟大鱼也许不容易被轻易捕获了。2008年年初，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宋立林先生，尝以初版《大师与传统》之勘误见呈，我看后非常感动，今比照原函，多所采纳焉。在此谨向立林先生表示谢意。
曩昔钱锺书先生删润订益《谈艺录》，引梵志归乡告白邻人“吾犹昔人，非昔人也”之语，称所著“犹昔书，非昔书也”，而又“非昔书，犹昔书”。今次拙著《大师与传统》的重订再版，也可以说，是昔日之书，但也是今日的一本新书。时在壬辰中秋后五日，作者附记于京城之东塾。
2012年10月5日
又，此书发排前之打印稿，经出版社专业校对复校、责编阎海文先生再校，又发现不少错讹误植之处，因此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吞舟之大鱼”虽未之见，漏网之鱼被他们的敬业法眼捉了个不亦乐乎。一本书的出版，编辑之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附此不备，谨致谢忱。
2012年10月30日二校看后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