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儒家思想和按照儒家伦理陶铸出来的理想人格精神，可以比较便捷地成为人们行为的范型，从而为儒家思想的传衍准备条件。但儒家的理想人格精神往往被推向两个极端——要么被神化，要么不近人情，后世的人们难以从这样的范型中直接接受传衍的信息。而在历史上担当传承角色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的第一流人物，又大都能够做到集儒释道各家各派的思想于一身，荣辱、升沉、进退各有取义，成为全知全能、自在自足的自我，外界事物不复再有神圣的权威性。这种情况在宋明儒那里达到一个极致。理学固然是儒学的发展，但就其对传衍传统的作用而言，有时不免存有“理障”。而明代的心学，则是“万物皆备于我”了，不必要也不需要再去寻找“心外”的绝对符号。
中国文化里面这种弱化外在权威和轻慢信仰的特性表现在诸多方面。任何宗教都是以神的崇拜为基础。然而孔子说，“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两句话对宗教信仰的消解力不知有多大。文本的权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经典崇拜，是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系统共有的现象。可是亚圣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直言不讳地反对经典崇拜。宗教与文本经典是传统传衍的两个重要链环，却被打了折扣。只有家庭和学校可以承担比较集中的传衍传统的职能。可是中国的学校历来不是独立的学术机构，与其说是传衍传统的渠道，不如说是培养后备官员的场所。希尔斯写道：“大学不允许外来权威对它们妄加干涉，除非这些权威将自己置于大学的传统之中。”（希尔斯著：《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245）中国的学校，即使时至今天，也没有实现这一学术独立的原则。
至于中国的家庭，自然是保存和延续传统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单位。血缘纽带不仅使前一代或前几代的行为范型向后代传递成为可能，而且也是抵御瓦解异质传统侵袭的有效堡垒。家族与世系在中国传统社会，始终是凝聚传统的最佳社会网络。但近百年来，能够凝聚传统的家庭和家族事实上解体了。家族与世系的社会网络变得纲颓维殄、百孔千疮，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本该担负的传衍传统的功能。
这是就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来追寻何以会发生传统难以传衍的危机。
如果从经济政策和文化冲突的角度着眼，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生产力低下的民族入主，也常常造成传统的断流。当然不是决然的无丝毫衔接的断，而是断中有续，甚至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还会采取种种措施有意识地接续传统，尽管有时不免有“谬续家谱”之嫌。清王朝在文化问题上的小国心态，注定播下的是畸形的种子，收获的果实不可能健全。
中国社会发展到19世纪中叶，也就是道光季年，已是内忧外患，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时，起而救助危机并自觉接续和传衍传统的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兴诸将”，他们以自己的努力真正建立起一套有权威的行为规范，引起全社会的钦敬。虽然可控区域和持续时间都相当有限，但影响甚为深远。这是一次有声有色一时间造成气候的重建中华文化传统的活动，应拭去历史的尘埃，重新给以评价。
现代新儒家的努力宗旨，也是在面对传统解体和外来思想的冲击下，为化解危机和接续传统来寻找出路。其主要特点是把文化作为一种信仰，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继曾国藩之后的又一次重建传统的活动。
人类的21世纪正向我们阔步走来。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尤其是传统是否会成为现代化的阻力，不应该再成为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却不容易凝结为传统；有传统，却不容易传衍，这是我们遭遇的长期扭结不开的真正的文化危机。
（此文为出席哈佛大学1992年9月召开之“文化中国：
诠释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提交之论文提纲）传统与记忆我有时想，人类实在是太傲慢了：要征服自然，要排压另类，要改变别人，要篡改历史。当然人类这种精灵是绝顶聪明的，不会承认自己时时在篡改历史。我们只好换一个说法，人类真的知道自己的历史吗？或者说已经成为历史的物事，人们还可以真实无误地复制出来么？不同民族的生活之链是可以结成各自的传统的。但人类首先有忘记自己历史的传统。
《列子》里讲过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个叫华子的人，正值中年，得了一种忘病：“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则忘坐；今不识先，后不识今。”全家人被他烦扰得苦不堪言，四处求医，均不见效。后来鲁国一个儒生给他医好了病。然而，如梦方醒的华子勃然大怒，又打孩子，又骂老婆，又赶儒生，说道：“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卷论《列子》张湛注，在引据了这则故事之后，连类取比，又征引西籍之相关者比较为说。一是古罗马诗人霍拉斯写的一个患了狂疾的人，此人坐在家里，能凭空生出幻觉，看到男女角色在眼前搬演剧本，不禁击节叹赏。经良医治愈之后，他反而无穷怨怼：“诸君非救我，乃杀我也。”因为好戏不能再如此便宜地看到了。还有意大利近代一位诗人，笔下写的狂症病号，忽然自称登上了国王宝座，颐指气使，志得意满，不可一世。经友人延医疗救，方恢复了神志，知道自己不过是普通公民。但他颇恨恨，一面哭一面埋怨疗救者：“尔曹杀我！昔者迷妄，而吾之大乐存焉，今已矣。”钱锺书先生说：“西洋诗文每写生盲人一旦眸子清朗，始见所娶妇奇丑，或忽睹爱妻与忠仆狎媟等事，懊恼欲绝，反愿长瞽不明，免乱心曲，其病眼之翳障不啻为其乐趣之保障焉。盖与病忘、病狂，讽论同归。”（钱著《管锥编》第二册，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763）看来忘记不失为人类的一种自我生理保健机制，这也就难怪人类何以有忘记自己历史的传统了。
（载《读书》1997年第1期）
传统的误读
我认为我们可能误读了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很久以前就误读了，现在还在误读。
不是个别的，甚至不是少数，而是相当多的研究者，过分夸大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所占的位置，以致有的把儒家思想和整个传统思想文化完全等同起来。这样来看待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社会，我以为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误读。
不妨回顾、检讨一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竞放的时代，儒家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无所谓儒家中心。
秦朝，法家地位显赫，因此才有焚书坑儒，更谈不上儒家中心。
两汉，西汉前期倡黄老之术，“王霸道杂之”。至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儒家地位始有所改变。但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引入汉代盛行的谶纬学说，试图用阴阳五行的观点诠解儒家，实际上是自乱儒统，尊之适足以卑之。董仲舒的儒学，是变了味的儒学。汉代经学的地位高，儒家的地位并不如想象的高。所以，太史公的父尊司马谈作《六家要旨》，对儒者有“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之讥，而班固《汉书》之《司马迁传赞》，则以史迁之“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为“蔽”。
至于东汉，佛教传入，道教始兴，刚刚确立但还不够牢固的儒家地位，遇到了“异教旁门”的挑战。
魏晋时期，那是王弼、何晏大出风头，倡议“以无为本”，玄学盛行的时代。
南北朝，佛教大盛，道教方炽，儒家退为守势。
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唐朝，那是个大文化时代，兼容并蓄，无所不包，但思想文化方面居优势的是佛家和道家，即使宗奉儒家的知识人士，也不忘兼采佛道以趋合时宜。
宋、明出现理学和心学，既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又是儒家思想的转型与重构。准确地说，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大汇流、大融合时期。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朱子的思想，虽宗奉儒家，实亦吸收了佛道“二氏”的养料。王阳明不用说，更有“解散”儒学的倾向。而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社会伦常松弛，李卓吾等反儒的思想家出来说话了。当时一般市民的生活，可以说与儒家正统思想格格不入，所以才有《金瓶梅》那样的作品出现。
清朝，一开始打乱了传统，后来又修补传统。既尊儒，又奴儒、坑儒。号称盛世的康、乾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版图上，是世界一流大国；文化上，则是十足的小国心态。反儒学潮流，在艺术与文学的创作中，得到了变相的发挥。《红楼梦》以此，《儒林外史》以此。
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是单独哪一家哪一派的天下。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繁盛、昌明、活跃时期，都是各种思想竞争、融会、兼容、并立时期。这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汉、唐文化所以令人神往，主要在于它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博大气象。汉代打开了西域的大门。唐代长安成为世界文明的交会地，西来东往，胡汉杂处，奇装异服，一派繁盛热闹景象。
用中国文化精神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往往把儒、释、道等各家思想消融得无碍无隔。不是某一种单一的思想，而是各种思想的合力，铸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境界和人格精神。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禁锢诚然是事实，但作为知识分子个人，反而保持相当大的思想活性。爱因斯坦提出的科学研究的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就内在自由而言，中国文化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
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与消解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在中国版图之内，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文化是最好的溶解剂。对世界各国文化，中国文化采取的态度是礼之、师之、纳之、化之，如同孔子所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易经》上说：“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又说：“物相杂，故曰文。”这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绝好概括。这种精神属于中国文化整体。
问题是由于何种原因导致了对传统的误读。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把思想文化与社会制度混为一谈，是重要原因。制度虽然是文化的派生物，是一定文化成熟与否的标志，但制度是暂时的，文化是永久的。制度，包括任何制度，都有其不完善性；文化的本性则追求完美，不仅属于一个国家，而且属于全人类。过时的制度可以推翻，但不能推翻文化。
文化传统有断而相续的特性，永远割不断。陈寅恪先生曾说：“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不愧是通史明变的大判断，惜时人鲜有注意者。
总之，破除儒家思想和整个传统思想文化的同质同构的观点，把一定的思想和一定的制度区分开来，是两个关键。在认知上解决这两个问题，可以走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正读，并进而求得正解，为恢复和重建中国文化所固有的会通三教、兼容百家，无所不包括、无所不师承的博大而恢宏的精神铺设条件。
（此文系根据1991年6月3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究会所作演讲缩写而成）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现在华人文化圈特别是中国内地，正面临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全面流失。据上海的报纸报道，京、沪等大城市很有一些青年人不愿过自己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而热衷过圣诞节。当然青年人好奇，选择节日有自己的追求，无须大惊小怪。问题是，如果往深一层探究我们会发现，青年人所以有此选择，也是由于圣诞节的内容丰富，带有神秘色彩。相比之下，我们的春节在有些地方可以说只落到一个“吃”字上，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那些祈福禳灾的传统礼俗已很少保留。包裹着迷信的传统，连同迷信一起被我们抛掉了。不是现在的青年人抛掉的，抛掉者是过去的青年人即现在的老年人。那么，我们还有理由责怪今天的青年人不要传统吗？
传统本来是斩不断的。既然叫做传统，就有断而相续的特性。何况我们又是极沉溺传统的国度。但这是指传统断续的一般规律而言，中国的情形似乎有些不同。我们所强调并竭力希望传承的，常常指的是思想传统，而且是五四以来的新的思想传统，对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反倒不那么重视。不仅不重视，反而认为只有与传统彻底决裂，才能使民族获得新生。因此在历史上，我们曾有过只强调新传统而对旧传统彻底破而坏之的时期。但离开了旧传统，新传统无以树立。革命的传统虽然可歌可泣，脱离开革命的环境，在未经过革命洗礼的一代人身上并不容易扎根，即使硬性宣传，也难免发生传播困难。
两代人的代沟，也是一例。何况我们还有过新传统和旧传统一股脑加以否定的对文化实行彻底革命的史无前例时期。这在华人以外的文化圈是没有的。再悠久的传统，也经不起如此自觉的折腾。结果，文化的血脉阻塞了，文化的土壤贫瘠了，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了。
请看当今海内外的中国人，身上还留存多少自己民族传统的痕迹？到处都是中国人在骂中国人——骂自己的同胞，骂自己的历史，骂自己的文化。谁说中国人传统？在否定自己民族历史文化这点上，现代着呢。可惜，如同否定别人不能真正充实自己一样，骂倒传统不等于我们已经走进了现代化。相反，与传统决绝只能使现代化失去立足的根基。传统并不是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只扮演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惰性力的角色。环顾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无不是以融解和承继自己的民族传统为条件，而不像我们似的，主要的事情还未做，就大叫大嚷扫荡传统。
日本在调谐和融解传统与现代方面获得成功，人所共见，暂且不去说它；就是历史短暂的美国也开始连缀起自己的传统，并逐渐形成一种恒定的凝聚力，甚至高扬起说来有些过分的民族情绪。传统既是一种惰性力，又是一种凝聚力。从未见企图彻底抛弃传统的民族而能够有凝聚力。文化传统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生长之根。对担负文化传统承传使命的知识人士来说，唯有站在民族的和文化的立场，才能焕发自己的人格精神，才不致在剧烈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失重，才有可能获得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平等资格。
我们是一个伤痕累累的民族，文化传统因屡遭摧折已经流失得差不多了。现在的任务是自觉地承传和重建。担负承传使命的我知识界同道，再不敢对自己的文化母体自轻自贱了。陈寅恪等老一辈学者深情地呼吁，一方面要输入新思想，一方面不要忘记本民族的地位，这两者缺一不可。况且传统不单纯是一种思想形态，首先是一种文化形态，化为千百万人生活习俗的思想方能转化为传统。思想经过沉淀才能成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