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讲述某市的新旧两派人物就该市的市政建设和市长选举问题展开政治斗争，最终新派的革命力量取得斗争胜利的故事。影片开场时，某市在召开市政建设筹备会议，参会的政治力量分为两派：一是以留美的法学博士林国杰、新青年社社长丁新民、新青年社社员陈壮飞为首的社会革新派，他们希望通过专业的市政学识来为城市的百姓谋幸福；一是以土豪劣绅史伯仁、胡知义、马千里、傅仲臣为首的顽固守旧派，他们希望通过把持市政权力来牟取私利。史伯仁等人通过弊选把持了市政筹备委员会，并进而密谋如何获得市长的权位，但苦于缺乏资金。林国杰家境富有，其已故的父亲与史伯仁曾是旧交，史伯仁于是骗得了林国杰母亲的信任，林母同意拿出五万元由史伯仁代办社会公益事件。为了戳穿史的阴谋，林国杰的妹妹林梅侣和丁新民等人巧施“美人计”和“离间计”，让林母亲眼所见史伯仁贪财好色的丑陋原形。史伯仁恼羞成怒，伙同其外甥高比天劫持了林家老小，欲杀人灭口。不料林梅侣得到仆人菱芳的通风报信，及时逃出。史伯仁的儿子史桂生误把藏有父亲卖国契约的箱子当作银箱携带在身边，阴差阳错之中，该秘密文件落入了陈壮飞之手。后来林国杰回国，此刻通过贿选已当上市长的史伯仁派出杀手欲加害林国杰，谁知反被林抓住了把柄。史伯仁就职当日，林国杰押着那个刺客，当众宣布了史伯仁的罪恶行径，并将史伯仁与日本人签订的卖国密约公布于众，民众大怒，罢免了史伯仁的市长职位，选举林国杰为该市的新市长。《伪君子》通过对一个小城市政治变革的描绘，影射了五四时期的中国新旧思想相互交锋、革命力量与保守势力相互倾轧的风云画卷，寄托了侯曜希望利用西方的民主政治来取代旧中国保守落后的腐朽政治的社会理想。
二影片与《伪君子》、《社会栋梁》的互文关系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莫里哀以一位喜剧家的身份而闻名于中国文艺界。焦菊隐说：“我们对于莫里哀这个名字，听得太熟悉了，差不多在我们的意识中他已经成了喜剧的代表符号一样，一提起‘莫里哀’三字，即会想到‘喜剧’二字。”焦菊隐：《论莫里哀——〈伪君子〉序》，《焦菊隐文集（一）》，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页33。《伪君子》最早在1924年被译介入中国，1926年出现了焦菊隐等人的新译本。侯曜的改编没有照搬原著的故事情节，原著仅在部分人物与情节以及一种喜剧氛围和讥刺格调上契合了侯曜的改编。原著《伪君子》描写一个宗教骗子达尔丢夫被富商奥尔恭邀请回家，担任了奥尔恭家的“良心导师”。他骗取了奥尔恭及其母亲的信任，被待为上宾，整天养尊处优，奥尔恭甚至想把女儿玛丽亚娜许配给他，但达尔丢夫仍不知足，企图霸占奥尔恭的妻子并图谋他的财产。当他的丑行终被识破之后，还反咬一口，向国王告发奥尔恭曾经私藏在逃政治犯的秘密文件，欲置奥尔恭于死地。幸亏贤明的国王预先发现了达尔丢夫的罪行，下令逮捕达尔丢夫，才赦免了奥尔恭的过错，让奥尔恭一家免遭倾家荡产的灾祸。莫里哀通过达尔丢夫这个伪君子形象的刻画，揭露了十七世纪法国社会中教会和贵族阶层的腐败与伪善，批判了宗教的虚伪性和危害性。因此莫里哀写出该剧后受到了宗教和贵族势力的百般刁难和攻讦，该剧迟迟得不到公演。
侯曜的改编继承了原著的讽刺格调，揭露了以史伯仁为首的中国“伪君子”们的种种丑行，谱写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政治领域中的蝇营狗苟之徒的众生相。影片在情节编排上彰显了喜剧特征，融合了言情、武打、绑架、警探等多种元素。有些地方的情节设计得比较夸张，给人一种闹剧的感觉。例如林梅侣和丁新民设局揭露史伯仁原形的一段，借鉴了原著中的相应情节，取得了戏谑性的喜剧效果。这场戏在原著中讲的是妻子欧米尔为了让丈夫奥尔恭识别达尔丢夫的“庐山真面目”，故意把达尔丢夫约到她的房间，并吩咐丈夫藏到桌子下面偷看。达尔丢夫进入欧米尔的房间之后，就抑制不住地与欧米尔调情，他说：
不错，对于某些欲望的满足，上帝是加以禁止的，不过我们还可以和上帝商量出一些妥协的办法。有一种学问，它能按照各种不同的需要来减少良心的束缚，它可以用动机的纯洁来补救行为上的恶劣。这里面的诀窍，太太，我可以慢慢教给您；只要您肯随着我的指示去做就成了。您尽管满足我的希望吧！一点用不着害怕，一切都由我替您负责，有什么罪过全归我承担好了。莫里哀：《伪君子》，赵少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页77。
一个满口仁义道德，内心里却荒淫至极的伪君子的形象跃然纸上。这段情节移植到电影中之后是这样的：
梅侣从丁家回来，走到花园中，高比天（史伯仁的外甥、同党）见她缓缓地在花径中独自走着，又动起心来，带着那本恋爱诗集，放大胆子，想再去试一试。不料梅侣笑而受了那本诗集，且约他晚上七时半在大厅里相会，这一来，比天几乎喜得发狂。到了晚上七时半，梅侣请她的母亲隐藏在围屏之后，丁新民与丁兰芬带着照相机和镁光隐在另一围屏的后面。高比天如约而至大厅，和梅侣谈不了几句话，正想吻抱梅侣。忽闻敲门之声甚急，梅侣就叫比天躲在钢琴之后，去开大厅之门。史伯仁从大厅门外进来，与梅侣相见。梅侣对他说：“那天，我在汽车中拒绝你抱我；现在想起来，实在太辜负了你的好意，所以请你过来，向你道歉。”史老听了这话，就去拥抱梅侣。比天看了醋意大发，就出来大骂伯仁，并将他的黑幕宣布了出来。镁光一亮，这出滑稽的戏剧，很清晰的印在软片上，至此梅侣和新民等所定的妙计完全成功了。林老太太到这时候才相信她女儿的说话是真实。郑培为、刘桂清编：《〈伪君子〉本事》，《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页702。
影片中，林梅侣让母亲和丁新民兄妹带着照相机藏在围屏的后面看戏，捉弄的对象是史伯仁和高比天。史伯仁曾经答应外甥高比天帮他追求林梅侣，自己却对梅侣心怀鬼胎。有一次林梅侣坐史伯仁的汽车，史伯仁对林梅侣说：“梅姑！你冷不冷？我抱着你好不好？你小的时候，我时常抱你的。”林梅侣的计谋让林母识别了史伯仁的真面目，离间了高比天与史伯仁的关系。高比天“当着众人面”说出了史伯仁的阴谋黑幕，被丁新民用照相机照下，留下了史伯仁的罪证。照相机和镁光灯等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增强了这场戏的戏剧性与滑稽性，说明了现代新闻媒介对1920年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介入，是都市现代性的一种体现。象征着科学与进步的现代装置掌握在丁新民等“新人”手中，被曝光和被观看的是史伯仁、高比天等反面人物的丑陋行径，从而强化了影片赞成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科学民主打败封建落后的主题思想。
侯曜对易卜生的《社会栋梁》的借鉴与其说是情节上的套取，不如说是在思想主题上的借鉴。《社会栋梁》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博尼克的成功商人，从表面上看，此人精明能干，经营有方，是地方上受人尊重的头面人物，堪称“社会栋梁”。而事实上，此人是一个十足的自私自利的伪君子，他不顾船员的生命危险，用卑鄙手段骗取高额保险金来积累钱财。为了获得财产，他抛弃了原来的情人楼纳小姐而与拥有遗产继承权的楼纳的姐姐贝蒂结婚。他还与一个名叫铎尔夫太太的女演员有染，生下了一个私生女棣纳，后来挪用了公款才摆平他与该女演员丈夫的纠纷。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名誉，他把贝蒂的弟弟约翰骗去美国，把自己诱奸女演员和挪用公款的罪名转嫁到约翰的头上。后来约翰回到挪威，要求博尼克给他恢复名誉。博尼克觉得约翰给自己的事业造成了威胁，便蓄意谋害约翰。他非常高兴地获悉约翰即将乘一艘在航行中随时都可能沉没的破船返回美国，谁知该船出行那天，约翰临时换乘了另一艘船，而博尼克自己的儿子渥拉夫因为向往美国，偷偷躲进了该船的船舱。后来幸亏母亲贝蒂及时赶到，才从船上救下了儿子渥拉夫。在新公司成立的庆祝晚会上，博尼克得知爱子获救，感动之余良心复明。他向民众坦白了自己以往的罪行，决心改过自新，获得了大家的谅解。
《社会栋梁》体现了易卜生一贯的揭露社会病症与人性丑恶的创作立场。一位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着体面的家庭和事业，为人们奉为模范的“社会栋梁”，居然是一个卑鄙无耻、劣迹斑斑的“伪君子”，这对主流的社会体制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侯曜在改编中借鉴了《社会栋梁》的部分人物与情节设计。史伯仁与博尼克都是苟活人世的“伪君子”，口是心非、假仁假义是他们的性格特征。他们都是掌握政治实权的社会中坚，但名不副实，坏事做尽。在剧情设置上，影片中史伯仁的儿子史桂生发挥了与博尼克儿子渥拉夫相似的作用。如果说渥拉夫的失而复得，建构了博尼克良心发现的转折点，那么史桂生的这个人物也推动了影片故事情节的转折。正是他从家中带出其父的卖国密约，落入了陈壮飞等人的手中，构成了史伯仁后来政治垮台的头号罪状。林国杰这个人物身上多多少少带有约翰的影子。原著《社会栋梁》中洋溢着对美国自由世界的赞美，约翰就是到美国“新大陆”上闯荡和冒险，实现了自我价值和个人财富的积累。这个象征着“新大陆”自由平等、独立进取精神的崭新人物，相对于博尼克这样的象征着老式欧洲的保守没落的社会体制的“伪君子”来说，是一道清晨的阳光和一种新鲜的空气。剧中博尼克的妹妹马塞对即将离开家乡去美国的棣纳说：“好孩子，漂洋过海去过幸福日子吧！我在学校里也常常盼望到那边过新生活。那地方一定很美丽，天比这儿宽，云比这儿高，人们呼吸的空气比这儿自由——”易卜生：《社会栋梁》，潘家洵译，《易卜生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页92。
在影片《伪君子》中，林国杰也是一个带着西方背景、象征着西方神话的进步人物。他从国外学成归来，拥有西方先进的知识、胆略才干和创新精神，是五四时期中国智识阶层学习与取道西方的社会理想的化身。他的民主科学的治政方略对史伯仁等人的传统与守旧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并最终赢得了斗争的胜利。因此，侯曜在林国杰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用西方的科学民主来拯救东方的传统落后的政治理想。
三作为一部“五四电影”的《伪君子》
除了情节上的借鉴，《社会栋梁》对侯曜最大的影响还是关注社会现实、探讨社会问题、剖析社会病症的“易卜生主义”的创作立场。影片反映了旧中国的政治权力为腐朽势力所把持，政治昏暗、民权无着的社会现实，并通过这一政治问题在银幕上的“想象化解决”，显示了早年侯曜激进的启蒙民众、改良社会政治的理想抱负。
影片表面上描写的是某市的小范围的市政改良，实际上暗示的是五四时期整个中国大环境的社会政治运动，因此有着广阔的社会政治隐喻。影片中，在该市这个看似很小的政治舞台上，却几乎具备了与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所有的政治角色。这里有代表着封建落后但又掌握着政治实权的社会旧势力，如史伯仁、胡知义、马千里等，他们象征着五四时期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通过搞贿选、卖国、暗杀、拉帮结派和政治欺骗窃取了人民的权力，然后作威作福，沽名钓誉，是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力量，应当被坚决地赶出社会的政治舞台。有以新青年社社长丁新民、社员陈壮飞为代表的追求革命的进步力量，他们象征着五四运动中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的革命阵营，代表着拯救旧中国的社会中坚力量。有以林国杰为代表的、接受西方进步思想的海归人士，他代表着旧中国的希望之光，是五四时期中国学习西方、用西方文化和西方制度来图谋自强的生动写照。除此之外，影片中还有在市政府外游行的热血青年、史伯仁背着市民与日本人签署的卖权密约以及得知真相之后欲冲上台来打死卖国贼的愤怒的群众，这些场景描绘都暗示了1919年席卷中国的那场宏伟的政治风暴——五四运动。
影片的许多场景运用对比手法，着力描绘了新旧思想的交锋和新旧力量的冲突，体现了五四时期的中国新旧对峙、求新求变的时代特色。例如，在影片开场的市政筹备会上，道德会会长胡知义认为筹备会委员最好是由主席指定几个忠厚长者担任，而丁新民等新派人物明确指出筹委会会员应由公众选举：“市政的好坏，关系全市的幸福，不能让几个头脑陈旧不学无术的劣绅来筹备。”《〈伪君子〉字幕》，《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页704－710。后同。在市长选举问题上，新派人士认为市长应该由民选产生，而旧派则认为市长应由省长委任，他们嚣张地说：“民选也好，委任也好，总之我们捧史老先生出来做市长就是了！”两派人物都紧张地筹备竞选，影片映出字幕：“这一边，光明磊落的宣传，市长应举林国杰。这一边，卑鄙龌龊的勾结，市长应捧史伯仁。”就在竞选之期将届的时候，旧派阵营史伯仁的儿子史桂生畏父责罚，乘夜逃走，新派阵营中坚人物林国杰学成归国，影片映出字幕：“光明到了，黑暗逃了。”这些字幕强化了政治阵营的对峙和新旧力量的对比。这种新旧对比还嵌入剧中人物的名字中。例如“史伯仁”（“伯”谐音“不”）、“胡知义”（“胡”，“胡涂、胡弄”的意思，此人还是道德会会长，包含了编导对该人物的讽刺）、“丁新民”“新民”两字出自梁启超的“新民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写道：“（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由此可见，“新民”是中国维新派启蒙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启蒙主义者的追求目标。等。剧中人物名称的概念化彰显了影片的政治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