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经历了第一次炒股以后，觉得上海、深圳股市很难把握，而我对北京STAQ市场的情况非常熟悉。因为偶然的原因，我个人赚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后来就一直在那个市场炒作。根据我的建议，公司领导决定先投资100万元到STAQ市场，由我来负责具体操作。
记得老总让财务部门安排资金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财务处长显然对股市投资的风险意识比较强，他开玩笑地对我们老总说：“这100万拿出去了以后，就有可能打水漂。”
我们老总听了这句话后很不高兴，还没有出师，就说这样丧气的话，可能是觉得不太吉利。
他说：“卖针头线脑没有风险，但永远也不会有大出息。”
财务处长一看老总的脸色不对，再也不敢吭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远远地看到老总，就躲着走路。
STAQ市场，就是原来的“联办”，也叫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联办”在1993、1994、1995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20世纪90年代初，一帮留学海外，了解美国华尔街和纳斯达克（NASDAQ）股票市场的高干子弟，回来以后筹建的一个交易中心。最初由北京10家大的证券金融机构联合在一起，为财政部承销国债，所以叫“联办”。后来，随着上海，深圳两大股票交易所在中国证券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联办”就想把自己建成和美国纳斯达克（NASDAQ）类似的二板市场，这个理念在当时其实是非常先进、超前的，可惜从上到下，真正理解的人很少。这就是后来“联办”为什么又简称STAQ市场的原因。
由于国内上市公司股权设置上有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之分，上海、深圳股票市场交易的都是流通的个人股，STAQ市场在1993年搞了一个法人股流通的试点。当时在这个市场交易的股票有国航、长白、海国投、五星啤酒、蜀都、玉柴、大自然、华凯、恒通等9支法人股。由于法人股的发行价低，每股只有1元，且STAQ市场上市的股票数量少，场内许多金融机构实力强大，稍稍一炒作，股价就容易出现暴涨。这自然又会吸引全国各地许多不明就里的投资者。1993年和1994年，STAQ市场曾经有一段时间行情非常火暴，简直能和上海、深圳的股票市场并驾齐驱。当时，有三个大城市（杭州、长沙、成都）的股民热衷于炒作STAQ市场的股票。不过，后来随着这个市场的消亡，这几个地方的股民受到的伤害也最重。
物是人非，当初STAQ市场上市的这些公司，现在命运迥异，很多公司已经不复存在。恒通的老总在坐牢，业绩好一点的玉柴已经在美国上市，海航、蜀都早已转移到上海、深圳市场。
1993年和1994年，我青春岁月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都是在这儿度过的，虽然，这个市场早已经成为历史，但对我来说，那一个地方、那一段时间，永远是我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页。
因为我爱人在一家大的投资公司工作，由此，我认识了STAQ市场很多大的金融机构的交易员，我对STAQ市场的了解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投资的安全性、可靠性而言，当时，我以为把我们公司的100万元资金投到STAQ市场，而不是上海、深圳市场，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是，后来随着STAQ市场的日渐萧条，毫无生机，我感到还是应该选择流通性好的上海、深圳市场行情活跃、机会多，表面看风险很大，实际上却未必如此。STAQ市场最大的问题是流通性严重不足，这对投机交易来说，是非常忌讳的。
1993年初，STAQ市场的指数曾经涨到过240多点，也就是我第一次赚大钱的那一波行情。当时，许多股票的价格最高涨到了10元以上，最低的也有6、7元。到7、8月份，我们公司100万元资金入市时，因为市场参与者很少，股价已经跌得一塌糊涂。最高的4、5元，最低的2元多，市场指数跌到了90点附近。
在STAQ市场指数90到100点之间，我把我们单位的100万元资金全部买成了股票。可能我感觉当时的股价和年初的最高点相比，确实太低了，所以，一上来就满仓操作。我们的运气很好，刚好买在STAQ市场一个阶段性的历史低点。后来一个多月，许多人也看到STAQ市场的股价实在太低了，觉得这是一个暴利的机会，掀起了一波短期上涨行情。大约一个月左右，市场指数就反弹到了147点。
我们单位第一个月的股票交易做得非常漂亮，赢利47万多元，碰巧和指数的涨幅差不多，也是47%。
我在股票操作中，无论是早期还是现在，为单位还是为自己，一向下手比较狠，总是重仓进出。这倒并不是因为在进入投资市场的早期，我对股市的风险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概念，也不是因为现在我在期货交易中经历过更大的风险，股市的风险对我来说变成小儿科了，而是因为我对中国社会、政治的一些特殊看法。我一向认为，只有书呆子才会把现阶段中国证券市场的目的、功能、作用，定位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证券市场。股民应该把现阶段中国证券市场放在中国政治、经济的特殊环境中来认识，无论是早期上海、深圳股市，还是现在，都一样。中国股市已经发展了十多年，但是，真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形成，可能还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至于目前，国内证券市场不管上市了多少支股票、市值有多少万亿、占GDP的份量有多重，证券市场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远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重要。大多数股民因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伤害，经济学家因为各种各样的目的和动机，总是夸大证券市场在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重要性，这种想法是天真幼稚的，也是不切实际的。证券市场在一般情况下，总是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重要还是政治问题重要？这个答案显而易见。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一直侧重于经济领域，政治方面的改革相对于经济来说实质性的进展少得多。早期的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政策市，人人知道，但是，现在呢？我发现，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糊涂。其实，不但是现在，包括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证券市场还将在政治的主导下运行，而不是完全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前进。证券市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身在很大程度上，将服务于政治的需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国内该破产而没有破产的企业何止成百上千家，包括上海、深圳股票市场中大量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按照真正的市场经济原则，这些企业的存在只是经济发展的累赘，耗费宝贵的资源，却不创造任何价值或利润。我们的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对这一切当然心知肚明，但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们可以牺牲效率、利润，不按照经济规律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只有当政治和经济的平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股票市场的问题就被上升到政治问题，就像1994年8月，上证指数跌到了300多点时，政府被迫救市，市场的大行情就马上会来，投机者发财的机会就来了，老股民也有了获救的希望。所以，我做股票有三条原则：
（1）抓住大行情可能来临的机会，重仓交易，操作时干净利落，决不拖泥带水。不贪图小利迷恋股市，整天在市场中炒来炒去。
（2）依靠市场对政策的反应强度来决定，是否应该大胆出击。股票的内在价值或者市场价格的高低，并不重要。投机者要用政治眼光来审视股票市场，抓住市场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
（3）决不染指垃圾股，这样，即使暂时被套住，也有翻身的日子。当然，碰巧撞上了像银广夏这样的大骗子，那是倒霉。
据后来我的同事说起，当我们老总听到股票投资初战告捷的消息以后，非常高兴，决定奖励我们。但是，另外一位公司领导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这次他们赚钱了公司奖励他们，下一次如果他们赔钱了，公司又如何处罚他们呢？”
老总听了以后觉得说得有理，就取消了这个计划。
虽然我们没有从公司得到直接的奖赏，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公司领导的这种做法是非常明智的。股票交易毕竟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简单地把赢利数额和奖金联系、挂钩在一起，往往有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市场操盘手为了获得奖励，很可能会做一些过分冒险的交易，从而使投资的危险性增加，本金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2005年中航油在国际原油投机中损失45亿元的事件暴露以后，许多人对中航油集团2003年给陈久霖2000多万元的奖金，颇有微词，认为这样做无疑是在怂恿陈久霖冒险赌博。
这次交易的成功，完全是我独立决策，亲自操作的结果。我当然对交易的结果感到高兴，但也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股市总是潮起潮落，正是市场一次偶然的上涨浪潮把我推向了暂时的成功，而不是那时我有什么高明的投资理念、操作技巧。这一点，即使在当时，我也有清醒的自我认识。
我所在的大户室有一位神秘的客户，姓蒋，开始我以为他和我一样，也是某一家公司的操盘手，只是觉得他的资金量比我大，实力雄厚。他对STAQ市场中上市的大多数股票都不感兴趣只跟踪一只股票——恒通。
有一段时间，他在市场上的行为让我觉得非常奇怪，不合情理。平常他很少交易，但是，每天收市前5分钟，他总是非常忙碌，一直在买恒通这支股票。一般人买股票，报价总是在当时市场成交价格附近，或许还会报低一点，以降低成本。而老蒋简直是疯了，市场上恒通股票的买卖价格明明在5元左右，他却让报单小姐以6元甚至更高的价格买进，而且数量还不小，一出手就是一万股。恒通股票的价格一整天都在5元上下，他想买多少股都不会有任何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收盘前5分钟，以这么荒唐的高价去买呢？我实在无法理解。因为STAQ市场的成交很清淡，老蒋这么高价一买，有时候恒通股票的价格一下子就会跳高一块钱。从日K线图上看，那一段时间，恒通股票经常收出大阳线，对于一些痴迷于技术分析的股民来说，这只股票那时的走势非常强，后市明显看涨。
老蒋天天这么折腾，把恒通的收盘价拉高。但是，一到第二天开盘，市场价格又跌回到5元左右，老蒋却理也不理，再也不管恒通的走势。
我实在好奇，禁不住问老蒋在干什么，老蒋显得很诡秘，不愿告诉我。
过了一段时间，我总算弄明白了。原来，老蒋是恒通公司派往STAQ市场的代表。恒通公司想要在STAQ市场实施它的配股计划，也就是圈钱，它的配股价定的是5元。当时市场的形势不好，眼看恒通公司的股价就要跌破5元，公司的图谋将泡汤。所以，老总命令老蒋每天收盘以前，把恒通的股价做上去。
恒通公司确实深谙资本市场之道，在那个时候，就懂得在股市玩这种把戏。老蒋的做法给我好好地上了一课，我明显地感到对股票市场的认识上了一个层次。在我心目中，股市本是一个纯洁、公平、充满吸引力的地方，没有想到，背后竟有这么无耻的勾当。
恒通后来确实如愿以偿，从STAQ市场骗走了一大笔钱。但是，不知有多少单位和个人因此血本无归，身受其害。
在STAQ市场上涨到147点的这波行情结束以后不久，这个市场又回到了半死不活的沉寂状态。在下跌途中，我又买回来一部分当初高价抛出的股票，没有几天，就被套住了。毕竟STAQ市场不是一个很规范、活跃的市场，知道的人很少，参与者则更少。
我每天准时到市场报到，看着清淡的行情，实在无事可做。不过，那一段时间，我结识了许多后来在国内证券、期货市场颇有作为的朋友。因为我们公司在北京地区也非等闲之辈，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我又掌握着公司证券投资这一块令人羡慕的业务，所以，那时他们也愿意和我交朋友、合作。
“联办”确实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别看“联办”中一个个非常年轻的小男孩、小女孩，他们大多并非出身普通人家，而是具有极为深厚的背景、根基。有的来自军队大院，有的父母是人行重要的司、局级领导，有的是国内大名鼎鼎的金融机构老总的孩子。
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大开眼界，逐渐摆脱了狭隘的股票投资的观念，对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有了全新的认识。
那一段时间，我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做股票的胆识和手法让我大吃一惊，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炒股手法。一般单位的领导或者个人投机者，总觉得炒股票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往往不敢把全部资金投进股市，更不会高息举债到股市去搏杀，这是不可想象的疯狂举动。而我的这位朋友，行为方式和一般人完全不同。早在1993年初，他就通过特殊的关系控制了一家金融机构，1993年7、8月，他在上海股票市场跌到1000点左右时，利用那家金融机构无穷无尽的资金来源，开始把巨额资金投入上海股市抄底。我们知道，从1993年到1994年，上海股市的状况并不好。很长一段时间，上证指数一直在阴跌之中。我的那位朋友，一次一次把借来的资金投入股市，但是，市场无休止的下跌把他牢牢地套在里面，浮动亏损惊人。但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并不担心。有时候，我们大户室中的几个人因为行情清淡，大家闲着无事可做，就在一块玩牌，这位朋友也会来凑热闹。他在玩牌时表现得若无其事，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他内心巨大的精神压力。我估计，那时他至少已经有几千万的股票投资浮动损失。
我非常为他的结局担忧。这种豪赌一旦失败，他肯定会身败名裂。不过，后来我才知道，我有点杞人忧天。我的这位朋友并非一般人物，他之所以这样胆大妄为，做一些平常人不可想象的事情，是因为没有后顾之忧，出了事有人扛得住。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是他的坚强后盾。一般人这么做，稍稍出点意外，很可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中国古代有一个传奇故事，说伍子胥因为过于忧虑，一夜之间愁白了头。我总觉得这种说法太夸张了，世上不可能真有这样的事情。然而我在股市中的亲眼所见，使我完全相信这是真的。
1994年初的一天，我偶然碰到了那一个几个月没见的朋友，突然发现他的头发似乎白了很多，其实那时他才20刚出头，比我还小四五岁。短短几个月，一个人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非常吃惊。后来想起来，那一段时间正好是上海股票市场跌破1993年的铁底770点的时候。上海股票市场的指数在1993年到1994年之间，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当跌到770点附近，市场就会大幅反弹，所以，当时上证指数770点被市场各方看成是铁底。我的那位朋友本来在市场中的浮动亏损就不小，现在，市场的铁底被打漏，他更是雪上加霜，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使他愁白了头，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1994年8月，我的这位朋友时来运转了。上海股指在跌到325点以后，政府迫于股市崩溃的危险，终于出面干预。上海市场在短短一个月时间，指数就从325点涨到了1050点，许多股票的价格涨了三四倍。我的那位朋友因为越跌越买，平均成本已经很低，这一次股票的大涨，不但使他全线解套，而且还获得了暴利，可能赚了5000万元以上。
我从这位朋友的股票操作经历中受到了巨大的启发，对国内股票市场和股票投资有了一套自己独特的想法。
首先是对股市风险的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股市有风险吗？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股市没有风险。但是，如果股市运动是循环的，比如说早期上海市场的股票指数，从1992年到1995年，几年之间一直在300点到1500点来回波动；或者像美国股票市场一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长远看股票指数一直在稳步上涨，那么，投机者只要操作稍稍聪明一点，不干太愚蠢的事，在一定的意义上，股票交易其实一点风险也没有。为什么？700点时买进的股票，市场跌到300点时你肯定会有浮动损失，但是，只要没有谁能强迫你必须在300点的时候把股票卖了，把浮动亏损变成实际损失。如果你坚持下去，反正市场早晚有到1000点，甚至1500点的时候，你非但不会亏钱，反而能赚钱。
其次，为什么我强烈反对投机者涉足垃圾股？因为垃圾股即使在大牛市中也可能使你赔得倾家荡产。有可能无法分享市场循环波动带来的巨大收益。
再次，我认为，参与股票交易的股民，对市场指数的高低，只要有一点基本的常识观念，就不会犯大错。一般投机者不应该在市场已经涨了一大截以后再匆忙杀进股市。不过，指数的高低总是相对的，判断起来并不是很容易。我发现，即使一些市场老手，很多时候，也会神志不清，对市场走势缺乏宏观的判断力，分不清市场价格是高了还是低了。举一个例子，2000年8月，我遇到原来我手下的一位交易员，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大机构的股票操盘手了，手里至少掌握着三五千万的资金。当时，上海股指在2200点左右。因为我全身心投入期货交易以后，已经不太跟踪股市的日常波动，但对市场大的走势还是知道的，他问我对市场的看法。也许是我在场外的缘故，既有一定的市场经验，又没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作出的市场预测就比较客观，也容易准确。
我说：“股票指数已经涨到了2200点，还有什么好做，把全部股票抛出去。即使市场再涨200点、300点，也没有什么可惜的。而且，我认为根本就涨不上去。”
我的那位朋友还在等上证指数涨到2600点呢！我感觉他整天在市场进进出出，对市场价格的高低明显心中无数，缺乏常识，可能是离市场太近了。
所以，我以为，股票市场的投机成败，主要不是靠知识，而是靠信念；主要不是靠智慧，而是靠胆量，你敢赌吗？你对中国股市有信心吗？有信心，你认为中国股市不会关门，而且市场指数最终会涨到2000点、3000点，你就可以去赌。没有信心，就不要涉足股票市场。就目前的股市而言，根据我的炒股理论，上海股指已经跌了4年左右，指数从2200多点跌到了1200点，又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1994年上半年，上海、深圳股市一直下跌不止，STAQ市场更是死气沉沉。我们单位的资金也被套住了。不过，因为刚开始时我赚了47万元，有时候我做短线也赚了些钱，所以，总的说来，我们的损失并不大，只是把原来赚的一部分利润赔了回去。
1994年7月底，上海股指跌到了400点左右。有一天，我们单位的一个副总突然给我下了命令，让我带500万元资金，立即准备飞往上海，去抄上海股市的底。事后看来，这是一次非常英明的决策。我匆匆地赶到上海，住在新亚大酒店。第二天，我又到中创上海浦东营业部，开始买进股票。当时，上海股市的特征属于非常典型的熊市末期，股民惶惶不可终日，市场弥漫着极为恐慌的气氛。媒体上的观点也很悲观，有人预测市场可能会跌到180点，有人甚至认为上证指数有可能跌到80点。因为盛情难却，我们应邀参加了一个由上海著名的股评家忠言主持的讨论会，讨论当时的市场行情，但我其实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在我看来，在上证指数300多点买进股票，从长远的角度看，一点风险也没有。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现在需要的是行动。我本人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替另外一家公司投资股票，虽然被套牢了，我却没有任何恐慌的感觉。
按照我的理解，既然我们单位的老总决定投资500万元做上海股票，我的任务就是具体操作一下，把所有的钱换成股票而已。
上海市场在跌破400点以后，依然没有见底的迹象。我明显觉得市场短期还有下跌的可能。
所以，第一天的操作中，我只投入了四五十万元的资金。第二天，我又买进了大约50万元的股票。我的想法是，市场越跌，我买进的数量应该越大。不过，因为当时市场下跌的速度太快，刚两天，我前面投入的资金就有了十多万元的浮动亏损。
不知是什么原因，第二天晚上，我的顶头上司突然在电话中变得保守起来，他让我们不要再继续买进股票。我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觉得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加大胆。按照我的想法，第三天我们就把剩下的资金全部买成股票。然后就等下去，直到市场反转。
当然，我还得听从他的意见，刚投入了100万多一点的资金就停止操作。
1994年8月1号前的两天是周六和周日，和我一起去上海的同事因为没有到过杭州，我利用周末时间陪他去了一趟西湖。星期六早上，杭州的各大报纸就刊登了国务院干预股市的三大政策。我为自己只买进了这么少的股票感到非常遗憾。
在股市暴涨了几天以后，我就把手头的股票全抛了。钱是赚了，但相对于我们准备的500万元资金，在如此重大的市场机会面前，这一点可怜的利润，在我看来，非但不是投资成功的证明，而是一次严重的失误。当然，也许对于作出最高决策的领导来说，赚钱就是成功，无论多少。
对于一个市场操盘手来说，一两次交易之中出现亏损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但是，面对重大的历史机遇，你却只赚了点小钱，这种错误是无法原谅的。很多年以后，我依然对丧失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而耿耿于怀。
历史性的大底倒是抄到了，但收获却不是很大。
那一段时间，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我认识了和我们单位关系非常密切的一家大公司的老总。他们单位有大量的闲置资金，却没有专门的投资、操作方面的人才。而我当时对证券投资，金融交易方面的了解已经比较专业。我帮他们策划了几笔大的业务，其中一项就是由他们出资，到内蒙古申购新股——蒙电股份，我在北京和呼和浩特之间来回奔波，最后他们赚了不少钱。后来，我们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对我非常信任，决定聘请我为他们公司理财，由我全权调动资金，负责各个市场的实际操作。从此以后的几年，我身兼两职，不但为自己单位从事股票、期货交易，更主要的精力则放在了另一家公司身上。我把那家公司的资金完全作为自己的钱看待，本书后面章节所描写的股票、期货交易经历，主要和那家公司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