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批判与美学解释学的多元化
6.1.1.美学的历史批判与美学解释学的理论展望
“美学批判”是方法论的批判，也是价值论的批判。人类的思想因各种原因而必然呈现出多元化趋向，不同的思想解释之间，总会有着根本性冲突，所以，美学对话与美学批判，往往直接推动着美学的发展。美学思想发展的路径是这样的：文艺美学的解释学呈现，必须构成独立的思想取向与思想形态；文艺美学解释的独立探索，必然构成美学解释学的多元化。在这些杂多的美学解释学形态中，不同美学观念之间必然构成激烈的思想交锋；当某一美学解释形态成为主导性解释形态时，就会引发持续的美学争论；与此同时，当某一美学解释形态不符合主导性美学解释形态时，往往也会受激烈的思想批判。在我看来，这都是文艺美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正常思想现象。正如我已经反复提到的那样：文艺美学思想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语境中，通常被理解成“文艺学”、“美学”和“文艺美学”三门学科，事实上，这三门学科之间彼此关联，并无严格的分界，因而，在现代中国的美学批判中，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与美学理论问题的讨论总是密切相关，它们共同促进了文艺美学的繁荣。
把美学批判与美学解释学关联在一起，就是为了寻求美学思想的原创性与科学性。过去，人们很少把美学理论的建构看作是解释学的工作，在此，我将美学理论的全部解释视作“美学解释学”的自由思想表达。美学解释学就是要从科学与理性出发，面对审美主体与审美活动，面对审美对象与审美意识，对美学思想与审美活动进行深入而独特的解释。这里既涉及美学的学科特性，同时也涉及美学的对象以及审美活动的发生与发展。美学解释学既有它的客观性又有它的主观性，所以，美学解释学从来就包容多元化的美学观，为多元化的美学思想之创建提供合法性保证。美学解释学需要美学思想的建构，也需要美学思想的批判，批判与建构构成了美学解释学的内在思想动力。
就中国当代文艺美学而言，我们可以对“美学批判”这一概念进行双重理解：一是从思想意义上说，美学思想的交锋离不开主导性美学解释与异端性美学之间的相互批判，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接近对真理的认识；二是从历史意义上说，是指对特定历史时期美学思想解释之间激烈交锋的历史事实的描述和重新评价。在这里，既要照顾一般思想意义上的美学批判概念，又要照顾特定历史意义上的美学批判概念。从现代中国美学思想的历史事实出发，可以看到，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和盛行于20世纪80—90年代的美学思想批判，为中国文艺美学的未来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文化经验，总结这些美学批判的经验，能够更好地展望中国未来美学的思想发展可能性。
严格说来，文艺美学价值形态的真正批判，必须具备历史主义、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思想立场批判（critique）这一概念，包含着复杂的意义。英文词典的释义是：对一篇文章、一本书等的批评；评论某事，诸如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德文“批判”（Kritik）一词的基本意思，有两个：一是对艺术的评论，二是对某人某事的批评和指责。，没有真正思想意义上的文化交锋与学术批判，美学解释学就不能获得进步，从真正意义上说，批判是对局限和错误的超越。正因为现代中国学者在学术讨论上过于粗暴，即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对美学思想建构进行简单的是非正误判断，因而，理论的自由建构就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真正的批判，应该是在批判中建构，在建构中批判，以建构代替批判。在我看来，批判的本义的确立，首先必须在政治语境和学术语境两者之间进行划界。尽管学术批判难免也涉及到人身攻击、嘲讽、挖苦，但这恰好不是学术批判的本义，一旦学术批判意气用事，充满挖苦、讽刺、丑化、打击之能事，批判的本真意义，也就丧失殆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极富讽刺力、丑化力和打击力的学术批判，可能引起过轰动，但学术思想史本身，必将把这种批判方式予以扬弃。批判者在回避学术本身以及针对他人人格的批判之同时，其自身也受到了历史的嘲弄，因此，一旦将批判的这些负面意义，从批判的复杂意义中剔除，就可能具有真正的批判精神。现代美学的发展，需要真正的批判精神。在德国近代文化传统中，哲学和美学的自由发展，正是以“批判”为真正动力；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特别标明了思想批判的基本立场。通过对思想史的历史反思，康德认识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思想局限，于是，他企图通过先验逻辑的建立，对经验论与唯理论实施批判，建立先验哲学。杜兰特说：“批判确切地说并不就是批评，乃是批判性的分析。”他还说：“康德的伟大成就在于：一劳永逸地证明外在世界只是作为感觉才被我们认识的；心灵并不仅仅是无能为力的白纸，是被动接受感觉的牺牲品，而是一个积极的动因，经验到来就进行选择和整理。”因为人的心灵并不是被动的唱片，经验和感觉可以在上面灌上它们绝对的、反复无常的意志；它也不仅仅是一连串或一簇心理状态的抽象名称，它是能动的器官，“它把感觉塑造、配置成观念，把混乱不堪、纷繁复杂的经验转变成秩序井然的思想统一体”杜兰特：《哲学的故事》，金发燊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17页。。因此，康德的哲学批判推进了德国近代思想的真正发展，一个民族倘若缺少这种精神，思想就不可能获得自由发展。这种批判，绝不是粗暴的否定。由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狄尔泰、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构成的德国美学批判的传统，在根本性问题上确立了思想的逻辑方法与理性原则，建构起了时代哲学的路标。
本真意义上的批判，首先是“深刻的反思”。对此，黑格尔指出：“因为哲学的事实已经是现成的知识，而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首先，批判即需要普遍意义上的反思，但那无批判的知性，证实它自身既不忠实于对特定的已说出的理念的赤裸裸的认识，而且它对于它所包含的固定的前提也缺乏怀疑能力，所以，它更不能重述哲学理念的单纯事实。”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页。黑格尔的论述富于启示性，因为反思是用思想的关系来规定事物的真正本质。尽管黑格尔认为“后思”比“反思”优越，但是，在我看来，“反思”实质上也是后思，是历史性思考、整体性思考、实践理性的思考，因为后思是对感觉、表象中的内容加以反复思考之意。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把“纯粹的反思”分成“设定的反思”、“外在的反思”和“规定的反思”三个阶段：设定的反思，是把表层看成底层，把差异看成同一的思考方法；“外在的反思”，是把二者看成彼此独立、互不发生联系的对立性的领域；“规定的反思”，则把二者看成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事物。黑格尔关于反思的理论，充满辩证法的意味，这对于批判的本义之理解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批判确实是这样复杂的思维活动。
就美学批判而言，批判者首先必须把批判的对象置入一个历史语境中，只有在历史性的把握中，才能对理论自身进行真正的批判，因为任何思想，都有其历史性渊源。在历史性把握中，才能真正把握美学的实质，例如，在现代文艺美学批判中，人们针对李泽厚文艺美学思想的批判，在我看来，较少这种历史性把握。李泽厚的美学思想，都有其历史性根源。在中外美学史的整体观照中，可以看到李泽厚美学的综合性和包容性特质，如果孤立地从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来批判，就不会得到某种实际的结果。在历史性的反思中，可以看到李泽厚美学的内在思想律动，要想深刻地理解和批评李泽厚的美学，就必须理解他的思想形成的文化根源。应该承认，李泽厚始终致力于个体生命与个体自由的美学与哲学思考，他与中国古典思想传统、中国近代革命思想传统、西方近代思想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等保持着紧密联系，这样，他的思想呈现出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表现出思想的内在矛盾，甚至可以说，他为了个体的自由解放而思考，但始终找不到现实自由的道路。因此，不可能简单地从根本意义上否定李泽厚美学，应该给予他的美学以某种合法的解释。当然，对李泽厚美学本身的批判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在批判李泽厚美学的同时，批判者必须有其独立的思想建构，不能“为了批判而批判”，而且，这种批判显然不应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美的本质观念论争上。近二十年来，我们有关文艺美学的思想批判，总是呈现为单一性文化语境，似乎习惯于对当前一些有影响的美学思想进行批判，而忽视了对历史语境的美学思想和其他民族的美学思想的反思性批判。
“美学批判”，如果总是停留在美学批评和意识形态式否定之基础上，那么，美学批判自身永难获得自己的独立性，因此，仅有历史性的把握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批判性反思的整体预见性。批判性反思，不仅要有其历史根基，而且要在人类思想的整体性观照中做出某种有预见性的发现。这一意义上的美学批判，在现代中国美学中尤其缺乏，相反，在西方美学中，这一有预见性的美学发现，则真正推动着美学的发展。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批判及其对美学的治疗，甚至包括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贯通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现代语言哲学所作的努力，正体现了对未来美学发展的预见性。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审美文化”和“日常生活交往”以及“审美解放”的理论，从思想发展的路径来看，都极具预见性，展示了现代人类“希望与绝望”并存的深渊心理。这种富有预见性的批判性反思，是现代西方美学得以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美学解释学创新形态的思想证明。
正如前文所述，“美学批判”，不仅意味着对错误观念的克服，也意味着对经典思想的超越，所以，新的美学解释学往往要在真正的否定和破坏中重建。只要客观地评价一下中西美学史，就会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基本事实，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在东西方思想史上所具有的持久性影响，一旦某种思想解释形态变成权威话语形态，就势必构成对其他理论话语生长的潜在威胁。在单调贫乏的思想空间中，思想自身的生命力也会枯萎和产生异化，因而，对待美学历史本身，必须有清醒的批判力；这种清醒的批判力，有可能找到权威思想话语的致命缺陷，为真正自由并富有生命力的新的理论话语之生长提供契机。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五四”新美学话语的产生不仅根源于对西方美学的有力借鉴，而且，也是因为对中国古典美学进行的深刻批判，才显示了美学解释学思想的巨大力量。现代美学思想的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话语的生成也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它也对中国美学革命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这一美学批判本身也意味着新美学的真正建构。
“五四”时代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批判，是由特定的历史时代氛围决定的；今天的美学建构，有必要对中国古典美学进行重估，这样，中西交融的新美学的生成才有可能。否定性批判、价值重估、破坏与重建，是新美学理论生成所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因此，现代美学的批判与重建，正致力于把东西古今的美学纳入到同一性视野中，试图为未来美学的建构寻求合法的道路。这种历史性价值重估的精神活动本身，体现了美学批判的本原意义；真正的美学批判，对于美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探究真理时不断变换姿势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避免一只脚因站立太久而僵硬。”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黄正东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8页。因此，美学批判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美学批判”就是为了对旧的美学解释学进行思想解构，而为新美学解释学奠定思想基础。
正如前文所言，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美学批判范式，在德国美学中体现得尤其充分。德国哲学与美学所体现出来的批判性范式，是推动美学乃至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康德是最完整地赋予批判以科学意义的哲学家，在康德看来，“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避这个批判的。宗教企图躲在神灵的后面，法律企图躲在尊严的后面，而结果正引起人们对它们的怀疑，并失去人们对它们真诚尊敬的地位。因为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页。康德的批判哲学包含着美学的批判。康德的批判活动，从严格意义上说，是认真的探索活动，是将旧的形而上学夷为平地重建未来形而上学的探索性活动，因此，康德的美学批判，不是针对某些个人，而是针对美学的普遍性困境而做出的深刻的批判。康德是从真正意义上赋予美学以科学价值形态，并确立了美学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合法地位的哲学家。这样的批判，就不是个别观点之间的争辩，而是对审美活动本身进行真正的人道解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对天才和艺术的解释，为审美主体性与人类主体性的合法地位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其实，简单的争辩或胜负式的争辩，在他的批判中没有任何地位，因为“争辩”易于为了保卫自己的观点而形成“诡辩”。康德所确立的范式是批判意义上的探索，他那特殊的逻辑分析方法使他的美学独具一格：他从质、量、关系、模态四维度，对审美本质的深刻的阐明极有意义；他把美的分析和崇高的分析，置于知性、想像力与理性的逻辑关系中，不仅看到了认识论与想像力之间的关联，同时，又看到了想像力与道德理性之间的关联。这样，在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确立了美学的应有地位，揭示了美学的内在生命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