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在作《采莲曲》时，想着心爱的女人，结果，他的人就浸润于一种江南女子的幽静、轻扬与和谐的柔情间，不能自拔了。
尘埃里开出的花
走在江南五月的水乡，山川的翠绿，令人的心旌为之摇曳。在这样浓绿若泻的江南云烟间，蓦地，从绿水粼粼的水流中，传出了江南人家女子不识人间忧愁的歌唱：
小船呀轻轻飘，
杨柳呀风里颠摇；
荷叶呀翠盖，
荷花呀人样娇娆。
日落，
微波，
金丝闪动过小河。
左行，
右撑，
莲舟上扬起歌声。
歌随人转。在点点菱叶浮光的小河，有小船润滑地行走于明净的水面。江南人家女子脸上的笑容大抵上也是文静而轻巧的，一如这江南岁月山川的静好与悠长。
这使我恍然联想起了六十余年前，那一位沉静而又清减着笑容的男子——朱湘。
他的灵魂就应该是徜徉于江南的这一片明净秀丽的山水之间的。虽说他的肉身久已与草木水流腐化为一体了，可是，回想当年，这一位名唤朱湘的男子，又曾经是有过何等的才情与雅致啊。
上面的这首令江南女子歌咏不息的《采莲曲》，正是民国时引领一代风骚的咏哦者——朱湘的成名之作。
后来，虽说是时过境迁的数十年之后，女作家苏雪林谈起自己初读《采莲曲》时的震撼，犹自兴味盎然地讲：“全曲音节婉转抑扬，极尽节奏舒缓之美。诵之恍如置身莲渚之间：菡萏如火，绿波荡漾，无数妙龄女郎，刺小艇于花间，白衣与翠盖红裳相映，袅袅之歌声与伊鸦之画桨相间而为节奏。”
讲起朱湘的身世，真是应了“贤者身后皆寂寞”的一句老话。我们现在竟然很难找到一部有关朱湘身世的权威的传记文字。这自是令我每次在念及这一位天才诗人之际，就忍不住为之黯然神伤。
根据朱湘寡言的家人以及少数的文友回忆：朱湘生于1904年，死于1933年，是现代诗之集大成者，也是当年新月诗派岈然独立于“微雨燕双飞”春景之外的一个另类。朱湘字子源，祖居安徽太湖，但因其父当年在湖南做官，他就出生于父亲的为官之地湖南省沅陵县。
因此，诗人朱湘终其短促的一生，始终是无法回到他的祖籍地——安徽的太湖。
关于朱父的记载并不多，但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是，朱湘的父亲朱延熙，应该是慈仁的旧式士大夫中的一分子。他出身于清代光绪丙戌年间的翰林间，钦赐过进士，以后就辗转于仕宦之途，历任江西学台、湖北盐运使、湖南按察使等职。朱延熙先生曾经有过两次婚娶。前妻余氏生子后病逝。朱湘的生母为续弦，是赫赫有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侄女张氏。他的家世自然是显赫的，只可惜朱湘自幼即失怙，母亲在朱湘三岁那年，即撒手归天了。这使得朱湘整个少年儿童的成长时期，始终都笼罩着一片挥之不去的阴霾。
后来，朱湘在一部传世的《海外寄霓君》书中，曾心境寂寥地跟妻子讲：“记得我小时候，娘过去很早，父亲也在我十一岁上去世了。到南京之后，大哥他自己还管不了，哪能靠他来管我，到北京后，三哥东奔西跑的找事也很少见面。我相信我小时候要是有父母或哥哥领教，身子一定比现在好，学问也比现在好。”成长时期的一种孤寂无可依托的黯然心境，构成了朱湘以后性格中致命的弱点。
成名后的朱湘，在好友赵景深的一再要求之下，曾写过一篇《我的童年》。在其间，我们能明显感觉到，朱湘对于自己的童年感到毫无美感可述。他描述的语调也是干巴巴、毫无激情的。
他讲自己在七岁的时候，顶着大太阳慢腾腾地走进一所私塾改良式小学的情景。
他们那一群孩童，常常是大声地随着一位没有胡须的落魄老学究念一些像《龙文鞭影》、《诗经》令小孩子莫名其妙的东西。
事实上，幼年的朱湘就像一只受惊吓怕事的麋鹿。当别的孩童在旭日东升时分，随了摇头晃脑的老先生卖力地朗诵之时，朱湘却只是怯然地嚅动着嘴唇，谁也听不清楚他在念什么。虽然限于朱湘显赫的家世背景，老学究不会当场处罚他，但老先生间或从厚厚的眼镜后面轮过来的不满的一瞥，却已是令胆怯的小朱湘惊悸得心跳若鼓了。
朱湘九岁伊始习读《四书》、《左传》，十二岁入高小一年级。以后，在沅陵的如烟岁月间，落落寡合的小朱湘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倚靠着家中的门槛儿，默默地望着不远处那条清凉流动的遂陀河发呆。
朱湘的孤寂是自小在心里扎了根的。他上有二女五男的兄姐，但自他懂事之日起，便与兄姐及家中其他的长辈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年龄落差。在他上小学的时节，兄姐们大抵上都已成婚生子了。朱湘的母亲离世后，虽然旧式的大家庭中每天依然川流不息地来往着各色人等，大家间或都会为了欲望与利益发生着碰撞与争吵，朱湘家里并不是不够热闹。可是，他们很少注意到孤独无助的小朱湘。他就像朱府深深庭院间的飞檐雕墙上，悄然滋长的那些苍翠生寒的苔藓，在这一个季节澹然地生长了，又在下一个季节寒蝉般地寂静了。
以后长大成人的朱湘，胃口一直就不是很好。到后来，因为寒暖的失济，朱湘的人就有了一种苍白、欣长的形象。
幼年留给朱湘的一个鲜明的印象是，每当家中的长辈们文质彬彬地走到了一起聚谈之时，他总是努力地挤进其中，试图引起大人们的注目与关心。可他却总是在人家的有意无意间，就被清冷地留在了幽暗的边线。
他童年时经常拥有的一个朦胧的梦境，乃是不停地幻想着自己有一天长成了一位很强大的侠客。他轻笑着坐在家中正厅的主座，所有的人都在恭敬地聆听着他的讲话。为此，他曾经在自己十三岁的懵懂年纪，与同学试着合写了一部名为《彭公案》的侠义小说。
因为这样的缘故，朱湘与自己存在着天然血缘关系的兄姐之间，始终都有着一层轻寒漠漠的隔膜。这样的感觉甚至渗入到了朱湘的成年生活之中。
当然，无论如何寒微的记忆，都不会是完全的灰色，在朱湘童年的记忆里，还是有一种橘黄色的亮丽之色闪烁于其中的。
我研读朱湘后来的那些字正腔圆的文字，发现了他深藏于怀的一种幽静的童趣，竟然是收集烟卷盒中雅淡的画片。
从前，在一段时间之内，我自己也是热衷于收集这种清丽的小东西。后来，到了做新嫁娘的花萼涨满年纪，依然是不舍得弃去，就把它作为一种幽秘的嫁妆带到了夫家。所以我始终是把这一种的爱好，归附为小女孩的幽趣。没想到朱湘，也有着这样的幽趣。
朱湘讲，大约是在他十岁的那一年，每天枯坐于朱家葱郁翠绿的深院之间，他已经厌倦于整天仰望从湛蓝的天空间成阵飞过的雁群了。一个偶然，他发现了大人们弃置的烟卷盒中精美的小画片，便开始热力十足地收集起来，一如他以一种喑哑的热情搜罗着各色的手工纸，以及各色的邮票。
除收集画片之外，如果说朱湘童年间还有另外一种欢欣，那大抵也只有在二哥携了婉约娴静的二嫂薛琪瑛，从外面回到老屋团聚时才可能获得。二嫂对于朱湘这个过早失去了母爱的幼弟是真的好。只有她懂得这寡言小男孩的爱好，每次回来，她都会给朱湘一套收集齐全的崭新的小画片。朱湘形容自己当时的欢喜，是不亚于一个成年的男子与他所恋爱着的女子花烛成婚的。
想起二嫂薛琪瑛，后来的朱湘，总是愿意把她轻柔的笑声，与母爱的温柔、厚泽相提并论。
母爱的慈悲，童年的朱湘并没有形成具体而生动的印象。倒是烟卷的气味，是朱湘从小就闻惯了的。因此，当小朱湘嗅着二嫂薛琪瑛送给他的那一些崭新齐整的小画片时，就依稀嗅得了一种年轻母亲蓝罩衫下淡泌出的乳香的气味。有时候，静静躺在卧床上的小朱湘，会撮拢了双掌，将小画片上清淡的烟气向嗅官招了来闻，这时候的朱湘，就恍然浸渍于一种母性的温暖之间了。
朱湘讲，大约是在他的十二三岁时，一次，他怔忡地看着小画片上的一位酷似“她”的女子的半身女像。那画中的女子，“撮拢了她的血红的双唇，唇显得很厚，鼻显得很圆，她又高昂起她的下巴，低垂着她的眼睑，一双瞳子向下望着”。朱湘一颗摇曳着幻想的心，像一艘顺风顺水的小船，在一瞬间就“呼地”扯满了风帆。
这时，朱湘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向往着，会不会有一位宛若二嫂薛琪瑛那般温情知礼的女子，牵着他的手，走出沅陵，到像南京上海那样的山清水阔的大地方呢？
不久后，由于父亲的遽然弃世，小朱湘很快就实现了从沅陵的乡下去到大都市的愿望。
父亲死后不久，比朱湘年长二十岁、感觉上相当陌生的大哥，把小朱湘从沅陵接到了南京生活。这时，是1917年的3月，虚岁十四的朱湘被大哥安排进了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附小三年级读书。
以后的朱湘，似乎都是在有意无意地避免与人谈起这一段的经历。
当年的朱湘，亦不过是一位十四岁的小男孩，正像一段颐和细雨走过的春笋尖尖。那么，是什么样的心灵创痛使得这一位喜欢紧抿着嘴唇的倔强男孩的脸上写满了忧伤呢？
以后的人们推测，大约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朱湘的兄嫂们对于朱湘的未来有过一番计议。大哥觉得以朱湘的内敛与无言，缺乏足够强的交际能力，因此他偏向于让朱湘学一门技术。这样即便是朱湘拙舌少言，往后的日子也有一个饭碗可倚。此时朱湘的二哥已殁，寡嫂薛琪瑛最是怜爱瘦削的朱湘，她答应资助朱湘学习的费用。这样，即便是当时的朱湘对于自己的未来有过一种既定的想法，他也只能暂时去了南京的工业学校学习实科。
或者，在朱湘当时的一颗若菁菁芳草般绿芜的心田间，应该也是对于文学与诗暗暗滋长了深切的期待吧。在他清淡的童年间，似乎总是缺少了一种母性的暖色风景，而文学的脉动是由阳光、母爱、春风、恋情这些令年轻人耳热心跳的温暖要素所构成。这样，我们可以想见，朱湘对于文学暗生的狂热向往，可兄嫂的决定却是让他学习实科。正是因为理想的受阻，在朱湘的脸上不动声色地化成了故国秋雨般润湿的哀思。
这凄清的感觉又渗透进了朱湘的骨髓中，搅动得他一生俱不得安宁。
朱湘在南京工业学校的一年过得味同嚼蜡。
终于，他忍受不住，向兄长们提出了转学文科的要求。朱湘这个要求一出口，自是避免不了一番争执，可兄长们后来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兄长们对于文学的前途并不看好，关于朱湘的学习费用，也就实行了从紧的策略。
1919年秋，朱湘北上来到了北京的清华学校，插入中等科的四年级研习文科。
正是在这段令朱湘既感受了快乐又体会到了忧伤的清华的岁月间，朱湘开始试着写一些现代诗作。
清华的四年间，正是朱湘人格成长的最重要的时期，朱湘的孤僻与忧郁虽说依然故我，他的思想与视野却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开放。
那几年，朱湘在文学与艺术方面的最大收益，应该是与后来新月派的代表人物孙大雨，以及当时在校园间已有了诗人才情的杨世恩、饶孟侃的结交。他们被当年北京的学子们誉为“清华四子”。他们亦成为了被当时的北京文学界寄予了期望的四颗晶莹剔透的新星。
“清华四子”的声名虽说是响亮于一时，可当时的子沅（朱湘）、子潜（孙大雨）、子离（饶孟侃）、子惠（杨世恩）四人却依然是挤住在西单梯子胡同的狭小屋子中，生活条件很是艰苦。在清华的“四子”间，杨世恩长着一双绵羊般平和的眼睛，所以，他的人，最好相处。其他的三位年轻人，虽然有着高矮瘦胖迥然不同的体态，但他们的急性子却是相同的，他们经常会因为生活中的一点小事而发生摩擦。老去的孙大雨后来依然记得，一次，饶孟侃不知为何事惹恼了朱湘，朱湘竟然板着脸让饶孟侃离开了他们唯一的桌子，原因只是他当时来了诗兴，要趴在桌子上写作。朱湘当时在四人中最穷，到了年底的饮餐费支付期，朱湘经常是拿不出应付的膳食费用给厨师。这时，他们之间就不再计较平时的小过节。孙大雨曾在昏暗街灯的映照下，把他珍爱的一件黑缎万字花纹皮马褂送入了当铺，厝钱为朱湘解决吃饭的费用。孙大雨后来在“清华四子”间活得最久。杨世恩英年早逝，饶孟侃在“文革”期间受惊吓而死。孙大雨的晚年间或都会想起，从前的朱湘以一种老大哥的气恼的样子，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原来，在老年人渐渐失去活力的那种寂静中，从前的岁月竟然可以变得如许的鲜明与深刻。
在四位年轻人吵吵嚷嚷的生活纠葛中，从1922年的伊始，朱湘的文字开始散见于当时的刊物。郑振铎的《小说月报》发表了朱湘的名篇《废园》。朱湘也在这时，另外结识了像李健吾、柳无忌、罗念生这样的文友。其中，那个小个子、戴着厚厚近视眼镜的罗念生与朱湘的相处最是相与相得，他后来成为了朱湘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持者。
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朱湘竟然会在1924年临近毕业之时，被清华学校开除了。孙大雨曾经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朱湘因为在清华学校抵制斋务处在早上学生吃早餐时点名的制度，经常故意不到，记满了三个大过被开除学籍。”好友孙大雨的心情是震惊而又心痛的。
真实的情况是，在清华学习过一段时间之后，聪慧早熟而又滋生了几分年轻人的自命不凡的朱湘，就对清华刻板无趣的课时制度感到难以忍耐了。
朱湘的反抗手段是大量逃课，他跑到当时人气鼎沸的北京大学去听演讲会。当年，在北大的一批旁听生间，是聚起了一些才情清伦的年轻人的，像沈从文、冯友兰、冰心、柔石等人，北大自由开放的学术气氛为未来之中国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材。朱湘正是为北大的这种热情洋溢所吸引，徜徉于北大各色生动活泼的演讲会间而无法自拔，最后完全荒废了在清华的课业。终于，他的张狂引来了被清华园开除学籍的严厉惩罚。
当年的学校校长们大抵上来讲，都是爱惜人才的。此次清华园以如此严厉的手段处置一位即将成才的学子，这在清华的创办史上，尚是破天荒的第一遭。朱湘被开除立即轰动了整个清华园。有好奇的学生专门跑去看望即将离校的朱湘，可人们看到苍白单薄的朱湘，仍然是从容不迫地背着手，在清华园的浓荫匝地间安静地漫步，脸上写着一种孤高不屑的神情。这不免令学子们暗暗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