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溪遗址位于长江瞿塘峡南侧，1959年和1975年曾3次发掘。期间，在西陵峡又发现过几处同类遗址，约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类的遗址普遍被称为大溪文化。大溪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出土的遗迹和遗物都很丰富，其中的一些在本地区或长江流域，甚至在全国同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都居于首位。
大溪文化先民的房屋建筑在红花套、关庙山发现的房屋基址，普遍经过烧烤，已成红烧土建筑。分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类，前者常呈圆形，后者多属方形、长方形。地面起建的房子，往往先挖墙基槽，再用粘土掺和烧土碎块填实，墙内夹柱之间编扎竹片或小型树干，里外抹泥。室内分布柱洞，挖有灶坑或用土埂围筑起方形火塘。房屋地面，常用大量红烧土块铺筑起厚实的垫层，既牢固又防潮。有的房顶先铺排竹片和植物秆茎，再涂抹掺有少量稻壳、稻草末的粘土。有的房子还有撑檐柱洞或专门的檐廊，或在墙外铺垫一段红烧土渣地面形成原始的防水渗漏保护层。可见为适应南方的气候条件，建造住房已采用了多种有利于防潮、避雨、避热的技术措施。
丧葬习俗
大溪遗址的墓葬区约有570平方米，考古人员在这边区域中共清理出210座墓葬，这里是一个氏族村落的大型公墓。大溪文化盛行单人葬，除个别成年女性和儿童合葬墓外，其余都是一人一墓，死者一律头部向南。在中原地区，屈肢葬式通常是殉葬、陪葬或者死者为非正常死因所致，而在大溪文化中则是一段时期内的通行葬式，下肢弯曲很大，双膝接近头部，只有借助绳捆索绑才能令遗体保持这种类似胎儿在母体中的姿态。很显然，大溪文化的先民们将死者有意摆放成这种姿态一定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目的，有学者推断，大溪先民可能是借此表达灵魂不灭，重归母腹的原始宗教观念。也有人认为，死者捆绑埋葬是为了束缚鬼魂，以免其四处游荡作祟。
除去奇异的葬式之外，大溪遗址墓葬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已发掘的210处墓葬中有不少用鱼在做随葬，有的把鱼尾衔在死者口中；有的把鱼放在死者身上；还有将两条大鱼分别垫在死者双臂之下的。鱼极易腐烂，墓葬中的这些鱼在6400多年以后仍然留有鱼骨，说明大溪文化的居民用来随葬的鱼是经过了腌制处理的干鱼。
考古学家认为，大溪文化用鱼随葬的现象是由丧葬习俗演变而来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用盐将鱼腌制成干鱼以防其腐烂，然后再献给死者，希望亲人在另一个世界照样能享受人间的美味佳肴，这是大溪先民寄托哀思的一种方式。这些现象表明，大溪先民们相信灵魂的存在，至于捆绑死者，以及加鱼于死者身上等行为方式显示出原始巫术活动的痕迹，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屈肢葬式和以鱼随葬的现象都极其罕见，说明在大溪文化中，原始的巫术已带有宗教色彩。
文化特征
大溪文化时期属母系氏族晚期至父系氏族的萌芽阶段，当时的社会经济，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与渔猎。而农业又以种植水稻为主。
遗址出土的陶器都是手制，火候较低。大溪文化普遍发现稻作遗存，从出土器物看，其文化是以当地为主，外来文化影响为辅。在大溪文化房屋建筑遗迹的红烧土中，夹杂着大量稻谷壳与稻末。在大溪文化的部分陶器胎质中，发现有用稻壳作掺合料的。
湖北红花套遗址中出土稻壳，经鉴定属于粳稻。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揭示出叠压在大溪早期古城墙之下的水稻田——所揭露的田埂、田土中显示了龟裂纹和静水沉淀特点，田土中包含的稻茎、叶、根须，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大量稻壳、叶和测试出的稻的植物硅酸体与耕作配套的水塘、水沟等水利设施无不确证了水稻田遗迹的可信。
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比较，两者都有外形近似而各属自身系统的折沿盆、敛口钵和小口直领罐等陶器，反映了在同一时期南、北所流行的器物形制和作风。另一方面，明显存在互相交流影响的因素。
红山文化——古老的玉文化之一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
发现发掘
红山，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20世纪初，一位日本学者在红山附近地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1930年冬，考古学家梁思永到林西、沙拉海、锅撑子山一带，仅发现一些陶片后就回北京了。1933年，日本东京大学校长滨田想在内蒙古找出不属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凭据。结果，在红山30多处遗址仅发现一些陶器残片和几件青铜器，都属于中国历史文物，让日寇枉费了心机。
1971年5月，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北山植树，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发生在红山文化时代的西辽河流域。不久，在内蒙古又陆续发现了数批玉雕龙、大型勾云佩等红山文化玉器。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又找到了具有科学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使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为定论。
文化特征
红山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还饲养猪、牛、羊等家畜，兼事渔猎，细石器工具发达；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镞等。
红山文化的先民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部落，兼有畜牧和渔猎的经济生活。
在手工业生产中，制陶业占有重要地位。大批陶器具有成批加工的相似性，陶器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说明制陶业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了。
当时的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陶器以压印和篦点的“之”字形纹和彩陶为特色，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常，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红山文化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居多，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筒形罐、斜口器、瓮、豆、带盖罐等。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为主，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特征是口大底小、腹壁斜直，属于筒形罐的晚期形制，后从筒形罐中又异化出筒形器，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之”字纹饰又往往与筒形罐结合在一起，成为红山文化陶器更明显的特征。
玉器的使用和丧葬的礼仪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点。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一般红山人的墓地是规划的墓地，墓地越向边缘规格越低。大墓附近的墓葬有的也葬有玉器，但是数量和规格明显较中心大墓低，但同时还葬有数量不等的猪、狗等，再低等级的墓葬只有陶器陪葬，个别的墓葬没有陪葬品。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严格，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很大，有了私有制的概念，甚至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
中国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图腾，均有红山文化玉器与之对应。这些图腾性玉器反映了5500年前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情况，而玉龙玉凤则是红山最尊崇的玉器。
中国是龙的国度，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红山文化玉龙已在多处发现，其中尤以内蒙古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刻画得最为栩栩如生。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还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较为光洁，这都表明了当时琢玉工艺的发展水平。
重要意义
红山玉龙的发现，不仅让中国人找到了龙的源头，也充分印证了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龙的起源同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紧密相关。
红山文化的发现，使西拉木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并列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两大玉文化中心。
良渚文化——中华文明的圣地
浙江省杭州市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源于一次考古。当时，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的瓶窑镇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挖掘时，发现了一条河沟。考古队员进一步挖掘，发现有一大片石块露出来，这个高地是由人工堆筑而成，宽60多米，深近4米。
考古人员发现，整块土地土质为黄土，之后的挖掘证明，这大堆的黄土就是良渚古城的西城墙，河沟是护城河。这就是具有代表性的良渚遗址。良渚的陶器中有引人注目的黑陶，当时被认为与山东的黑陶相类似，也称做龙山文化。
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也有彩绘。玉器发现很多，有璧、琮、璜、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与良渚遗址同类型的遗址分布较广，考古学界统称为“良渚文化”。据对有关遗址出土文物的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700～5300年，先后延续达千年之久。1994年又发现了超巨型建筑基址，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确认是人工堆积的大土台，土层最厚处达10.2米，其工程之浩大，世所罕见。考古学界认为“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文化特征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石犁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犁耕不仅可以节省劳力，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积的开发变成耕地，也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农业生产水平因此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夏代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良渚玉器
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这一现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活动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良渚文化玉器大多失去了原有的半透明光泽而呈粉白色，这是因长期埋于地下受浸蚀所致。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按照器形来分有球、璧、冠状器、三叉形器、柱形器、锥形器、锄、半圆形饰、琐、牌饰、串饰、新月形饰、动物形饰、带钩、钺、端饰和柄形器等。从用途来看，璧、琮、冠状器、三叉形器、镇为礼器，是史前时代人类用来崇拜神灵的利器。这标志着中国古代部分玉器已开始脱离现实生活，逐步被蒙上神秘的面纱而走上神坛。
良渚玉器气势雄伟，讲究对称均衡，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其表现手法以阴刻线为主辅以淡浮雕，并出现了圆雕、半圆雕、镂空等难度很大的手法，饰纹已采用立体纹、地纹、和装饰效三位一体，称为“三层花”，即第一层用阴刻线刻出云纹，直线，涡纹等为底纹，然后用浅浮雕的手法表现轮廓，最后再以阴刻线在凸面表现细部。如良渚玉器的兽面纹常以单（双）阴线刻的圆圈象征眼睛，两眼之下用淡浮雕出呈长方形，其上增配桥状隆起，似如鼻梁，少数在鼻下阴刻出嘴部；或再以弧线勾勒出脸庞，嘴部有探牙者易呈圆角长方形，有眼睑和鼻梁或额，无徽牙者，易呈蒜头形，无眼睑和鼻梁或额。纹饰着重强调图像头部结构；尤其是以图纹为中心刻画出具、牙齿成图时多采用正视投影。
为解决背面平面形象的呆板，设计者匠心独运地采用两个侧面表现立体图形的方式，将原本单调，呆板的背面形象表现得面目狰狞、变幻莫测，称其为“狰狞的美”或“狞厉的美”，是最恰当不过的。
良渚文化玉器对周围地区文化的玉器有巨大的影响，西达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南到珠江流域的石块文化，其中发现的琮、璧等玉器与良渚文化玉器有着极深渊源。而它对北方黄河流域的影响更是至深。
商玉器的种类很多都可以在良渚文化玉器中找到雏形，特别是良渚文化的兽面纹和玉石镶嵌技术完全被商代所吸收，而且对商周青铜器制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良渚玉琮上的兽面纹就是商周青铜器镂台纹的雏形，而玉石镶嵌技术又为商代以后的铜嵌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用玉制度，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说明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社会。良渚文化一向被誉为“文明的曙光”。在中国史前文明的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
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着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马家窑文化——史前的“中国画”之源
马家窑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马家窑遗址而得名，距今约有4000~5000年的历史。
发现发掘
192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临洮马家窑村发现一处远古文化遗址，为了与河南、陕西的仰韶文化相区别，也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
1944~1945年夏鼐先生到甘肃进行考古工作，认识到所谓甘肃仰韶文化与河南仰韶文化有颇多不同，认为应将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称之为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的重要遗址有东乡林家、临洮马家窑、广河地巴坪，以及兰州的青岗岔、花寨子、土谷台、白道沟坪、永昌鸳鸯池和青海乐都柳湾等20多处。
马家窑文化的村落遗址一般位于接近水源、土壤发育良好的台地上。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建筑、也有在平地上起建的，房屋以半地穴式方形房屋最为普遍。
马家窑文化的墓葬有2000多座，墓地和住地相邻，流行公共墓地，墓葬内的随葬品主要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少数随葬粮食和猪、狗、羊等家畜。男性多石斧、石锛和石凿等工具，女性多纺轮和日用陶器，反映出男女间的分工。随葬品在数量上有明显差别，这种贫富差别，标志着原始社会逐步走向解体和中国文明曙光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