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观察这起病例和其他诸多例子，达马西奥发现，受到损伤的大脑部位是理性（在情感的辅助下）完整发挥其决策能力不可或缺的神经细胞所在的部位。
达马西奥说：“我本来就认为，情感和情绪的缺陷不只是碰巧和社会行为缺陷一起出现。观察艾略特思考时表现出的冷静态度之后，我觉得，他无法赋予每一个选择以个别的意义，该决定的事情全都难分高下。”
假如达马西奥的这一看法正确无误，那么盖奇和艾略特会如何回答上一章的伦理道德问题呢？把胖子推下天桥令人不舒服，是因为激发了人在情感上的剧烈反应，但如果是前额叶腹内侧皮层损伤患者，应该不会拒绝这么做。在他们眼中，为了挽救五个人的生命而把一个人推下天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没有错。牺牲胖子这种极端做法与改变车道这种一般做法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同。
情感是不可或缺的助力
如何判断达马西奥的看法是否正确？在判断之前，我们必须通过实验，分辨出前额叶腹内侧皮层损伤患者和大脑健全的一般人有什么不同，这样才能厘清情感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达马西奥和同事安托万·贝沙拉（AntoineBechara）在爱荷华大学进行实验，因此该实验被称为“爱荷华博弈任务”（IowaGamblingTask）。实验规则如下：在受试者面前有A、B、C、D四叠扑克牌和2000美元，每张牌上都写着“赢多少钱”或“输多少钱”。受试者要从四叠牌中不断翻牌，尽最大可能赚钱。
但是，四叠牌并不是随意摆放的，而是经过研究者精心设计的。其中有两叠牌（比如A和B）的风险较大，赢得多（每张最多赢100美元），输得也多（每张最多输1250美元）；另外两叠牌（比如C和D）相对比较保守，尽管赢得少（每张最多赢50美元），但几乎不会输，如果只从这两叠牌中翻牌，保证只赚不赔。整体而言，A和B是“坏牌”，C和D是“好牌”。
如果不曾有铁棒刺穿你的头部，导致前额叶腹内侧皮层受损，你应该会像大多数人一样，尝试翻看各叠牌（因为没有理由偏向任何一叠牌），从中寻找赢钱最多的那叠牌。通常翻看40～50张牌之后，你就会发现哪两叠是“好牌”，然后会尽量选择翻看那两叠牌。即使喜欢冒险，你也顶多偶尔从那两叠“坏牌”中翻翻看，但愈靠近尾声，选择翻“坏牌”的次数愈少。不过，前额叶腹内侧皮层损伤患者却没有这种明显的倾向，他们一直一会儿翻看这叠牌，一会儿翻看那叠牌，没有特别偏向哪一叠。
这项实验设计得很好，非常“符合现实”。受试者在游戏过程中无法清楚掌握自己赚赔多少。这就像真实生活一样，受试者的知识包括外界的客观信息，也包括面对赚赔和风险时体内散发的主观信息。随着游戏进行，受试者会逐渐注意到某一叠牌比其他叠更有利。这是当事者尚未有明确倾向的阶段，他们尚未刻意预测某一叠牌的结果。
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利用皮肤导电性侦测装置就可轻易测量受试者的情绪反应。在受试者的皮肤表面设定一对电极，将电极的另一端连到波动监视器上。当与情绪有关的神经细胞发生变化时，自律神经系统就会促进排汗，电流通过人体时电阻降低，以此测知身体的变化。也就是说，皮肤导电水平愈高，意味着受试者愈紧张焦虑。
研究发现，大脑健全的一般人会出现明显的情绪反应——仅仅从“坏牌”中翻看10张牌之后，他们再次将手伸向那叠“坏牌”时，都会紧张不安。至于大脑前额叶腹内侧皮层受到损伤的人，也像大脑健全的人一样想要获利，并且了解游戏的逻辑，可是他们从“坏牌”中翻看10张牌之后，再次从“坏牌”中翻牌时依然很镇定。
也就是说，前额叶腹内侧皮层受到损伤的人不能将“坏牌”与自己的消极情绪联系起来——他们没有显示出任何紧张的迹象。所以，相较于大脑健全的人，前额叶腹内侧皮层损伤患者的变化曲线很平缓，代表着他们的情绪反应非常微弱。
艾略特也参加了这项实验。达马西奥在实验报告中写道：“艾略特经常说自己是不适合冒险、行事谨慎的人，但他在实验中的表现却并非如此……尽管在实验结束后，艾略特知道哪叠牌比较危险，哪叠牌比较不危险，但是几个月之后，改变每叠牌的条件重新测验，艾略特又像上次一样，不停地在四叠牌中选来选去。”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眼前的事物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时，只要靠着冷静判断、逻辑运算，应该就能慢慢朝向最好的选择。但为什么会有许多人做不到呢？
大家或许认为，为了做出合理性的判断，人们最好在思考过程中摒除情绪因素。不过，达马西奥提出，情绪是自然的警告信号，“当你选择了可能会导致危险结果的选项时，它可以给你及时的提醒。”无意识的（或者潜意识的）情绪会引导我们选择有利的选项，远离错误的行为（这称为“躯体标记假说”［1］）。
前额叶腹内侧皮层损伤患者的情感活动大幅减少，无法在体内产生危险的“内在演示”，所以没有出现相应的趋利避害的“本能感觉”。虽然在抽象层面他们完全清楚哪个选项是正确的，但却缺乏与客观理解相呼应的内在感觉，所以就算选项正确也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无法将正确理解化为有效行为。缺乏情绪纽带，无法将选择变成有意义的行为，会让人马上忘记该选择的过程，无法使之延伸为“将来的记忆”。
正确的决定必须与将决定刻画在心里的情绪相联结，才能留在记忆中，未来才能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知识行事。因此，情绪和与之相关的神经细胞的活动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是强化记忆的装置，用来维持有效记忆，并将记忆化为通往未来前景的力量。
简言之，徒有熟知个人偏好和标准的理性知识，还不足以协助人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必须同时具有与该理性相连系的情绪才行。引用达马西奥的话，就是“理性这种脆弱的手段需要特别的助力”。“纯粹理性”要执行计划，必须靠本能的机制、靠“支持理性的神经细胞”的帮助才行。
注释：
[1]躯体标记假说（SomaticMarkerHypothesis）是美国著名神经学家达马西奥研究前额叶腹内侧皮层损伤患者的行为之后提出的假说。在接触某些信息之后，人可能会心跳加快或口干舌燥。同样的，人的内脏、肌肉和血管也会有反应。这些刺激唤起的身体情绪会引发人的“直觉”。前额叶腹内侧皮层会衡量该刺激是“好”或“坏”，提高决策效率。这和经济学家特沃斯基与心理学家卡纳曼研究的“捷思”有明显的共通点。
人与鸽子的相似处
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在社会生活中，人的合理行为少不了无意识情感的帮助。然而，有时候情感也会妨碍认知活动，让人作出不合理的决策。可以说，情感是一面双刃剑，对于合理性可能有益，也可能有害。唯有当情感和决策都朝着同样的方向，情感和决策的内容才会吻合。当决策内容与情感互不兼容时，本能的情绪反应可能会妨碍你得到幸福。
请看下面这则出自《伊索寓言》的著名故事《蝉和蚂蚁》。
某一个冬日，蚂蚁正在忙着晾晒受了潮的谷子。有一只蝉飞过来，流着眼泪说：“小蚂蚁，求求你，给我点食物吧！”
蚂蚁问它：“你夏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积存一点吃的呢？”
蝉回答说：“那时我一点时间都没有，每天要忙着唱美妙动听的歌。”
蚂蚁嘲笑它说：“哦，是吗？那很好呀！既然你夏天要唱歌，冬天不妨跳跳舞吧！”
开始戒烟或节食时、储备养老金时、考虑某只股票现在的买进成本和将来的卖出利润时，我们身上或多或少有蝉或蚂蚁的影子。有些人像蝉，有些人像蚂蚁。
《伊索寓言》中的小故事所揭示的道理很清楚，而有了神经科学之后就更清楚了：蝉的行为和蚂蚁的行为会活化大脑内两个不同的部位，分别为边缘系统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这是动物学告诉我们的新发现，后面还会有鸽子登场。
在我进一步说明之前，先假设你是“老烟枪”。因为吸咽有害健康，所以你决定从今天开始戒烟。然而，和你一起喝咖啡的朋友掏出一根烟递给你，你应该说：“谢谢，可惜我已经戒烟了。”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因为你闻到了香烟的味道，想起了第一根烟令你飘飘然的感觉。“就抽一根又何妨，明天再开始戒烟吧！”于是，你接过朋友递来的烟抽了起来。
戒烟者当中有81%的人在一个月内重拾香烟。为什么？为什么要学习蝉的行为，为了一时的快乐而断送一生的健康？大家不是应该谨遵经济学原理的教诲，行为一致，选择能带给自己最大利益的选项吗？
问题可不像你想的这么单纯。如果我们把问题改成赌注又会怎么样？请看以下的例子。
问题70A．立刻赢得1000美元。B．一星期后赢得1100美元。请问，你会选择哪一项？
问题71
A*一年后赢得1000美元。
B*一年零一星期后赢得1100美元。请问，你会选择哪一项？
许多人在“问题70”中选择A，在“问题71”中选择B*。其实，两道问题的实质是相同的，都是只要多等一星期，就能多赢100美元，但人们给出的答案却并不一致。似乎眼前的一星期太长了，我们不想等，迫切地想立刻得到1000美元，而一年后的1000美元看起来就像打了折扣似的，我们宁肯选择多等一星期以多得到100美元。之所以出现矛盾的答案，是因为人们认为现金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贬值。
为了更好地了解人类的这一行为机制，让我们仔细观察鸽子的行为和大脑（以鸽子为实验对象的相关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在实验中，鸽子会面临一个与上述情况十分相似的问题。实验者把一只饥饿的鸽子放进鸟笼，鸟笼里面设有A、B两个把手。若按下把手，鸟笼壁就会打开一个洞，从外面传饲料进来。不过，按下把手A或把手B之后等待洞打开的时间和传进鸟笼的饲料量是不同的。
假如鸽子按下把手A，几秒内洞就会打开，然后很快又关上，鸽子只能吃到很少的饲料（就像“问题70”的选项A）；假如鸽子按下把手B，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洞才会打开，不过传进来的饲料量会比较多（就像“问题70”的选项B）。
为了了解鸽子如何应对等待时间和饲料量的变化，实验者精心设计了按下把手到出现饲料的时间。假如按下把手A和把手B之后等待的时间一样长，肚子虽饿但脑子并不笨的鸽子就会选择按下饲料量比较多的把手B。可是，当实验者逐渐延长（差距以秒为单位）按下把手B之后的等待时间时，即使传进鸟笼里的饲料量愈来愈多，鸽子也显得愈来愈没有兴致，最后宁可选择按下马上吃得到很少饲料的把手A。
人类所面对的报酬种类和数量与鸽子并不相同，但说到缺乏忍耐性这个特点，人倒是与鸽子及其他动物没什么两样。
把未来的价值打折扣并非不合理的想法。现在立刻拿到手的东西才稳当，至于未来，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过，将未来的价值打折扣时，应该遵照一定的比例原则。按理说，随着等待时间的延长，折扣应该稳定增加才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就像鸽子一样，有过度折扣的习惯，对于“很少、可是现在就有”与“很多、可是以后才有”两者的合理思考，在碰到眼前现成可得的报酬时会发生大逆转。也就是说，假如现在立刻能得到报酬，我们就会将自己对未来价值的合理思考抛在脑后，不会选择要等很久之后才能得到的更大利益。作为鸟类的鸽子的脑和哺乳类动物的脑，虽然于二亿八千万年前在演化史上早就分化了，但是从鸽子脑的研究结果中，我们仍可以看出应该注意人脑的哪个部位。通过观察鸽子在鸟笼里按把手的行为，我们了解到以下特性。一群神经元（鸽子大脑的纹状体的一部分，鸟类的纹状体相当于哺乳类的大脑皮层）会根据等待时间和报酬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活动方式。若等待时间相同，按下把手B的报酬愈来愈多时，神经元的活动愈来愈剧烈。相反的，若报酬保持不变，等待时间变长时，神经元的活动会减弱。由此说明，神经元会赋予各个选项不同的主观价值，在报酬和等待时间之间取舍衡量。
人脑没有鸽子脑的纹状体，也不能在人脑的神经元里植入电极作测量，不过只要利用医学显像技术，就能间接看出人的大脑内部的变化。以下列举的例子与时间偏好有关。
实际上，很早之前就有研究团队进行过这项实验，研究成员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塞缪尔·麦克卢（SamuelMcClure）和乔纳森·科恩（JonathanCohen）、哈佛大学的大卫·赖伯森（DavidLaibson），以及卡内基大学的乔治·罗文斯坦（GeorgeLowenstein）。他们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耐人寻味的报道，来说明戒烟为什么难如登天。
他们特别注意到，当人想解决刚才的选择问题时，脑内会有两种不同的神经组织开始竞争。第一种神经组织（可以说是蝉）随着纹状体活化，使你迫不及待地想扑向那笔可以立刻获得的报酬。这种神经组织多存在于人脑的边缘系统，该部位和喜悦、报酬有关，多巴胺神经传导物质活动剧烈，而边缘系统的内侧前额叶皮层也跟着活化。第二种神经组织（可以说是蚂蚁）随着纹状体活化，协调人的本能欲望，促使你作出谨慎合理的决策。这种神经组织多存在于人的前额叶皮层（尤其是后外侧部及右眼窝部）。
简言之，这两种神经组织的活动和个人的决策关系密切。若边缘系统的神经组织活动比较剧烈，人就会选择马上接受1000美元；若前额叶皮层的神经组织活动比较剧烈，理性就会压抑本能欲望，不马上接受1000美元，而选择将来多拿一点（一星期后得到1100美元）。
所以，在戒烟当天又抽“最后一根烟”其实很正常。不过我们确实能在某些情况下压抑冲动，作出合理的决策。如果想知道为什么，就得追溯到柏拉图的时代。
太有人性的大脑
合理性和情感并非互相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合理的人并不是不带情感的人，而是懂得操控情感的人。
情感如同不易驾驭的黑马
柏拉图认为，人的头脑是轻快的双头马车——白马优雅温驯，黑马则不情愿地拖着脚步。柏拉图对话录《斐德罗篇》中提到：
“白马体态俊美，挺着身子，拉直颈部，嗅觉敏锐，毛发白净，双眼黑亮，守礼而谨慎，志气高昂，不需鞭策，只要一声令下它便开始拉车。黑马却相反，体态肥胖，其貌不扬，脖子粗短，鼻子扁，毛发杂黑，灰暗的双眼带着血丝，态度傲慢粗暴，耳边杂毛多，叛逆，得用鞭子和棍棒才能勉强让它听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