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战争中，更是强调使用兵力“留有余地”，即经常保持和正确使用战略预备队，不打没有预备队的仗，实行常备预备队制度。现代的军事科学认为，没有常备预备队就不能保持现有阵地，也不能扩张战果。现代的战争是预备队战争，谁的战略预备队多，谁善于正确使用和及时恢复战略预备队，谁就能胜利。在1942年上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的哈尔科夫战役中，本来苏军在1942年1月13日歼灭了德军阵营的匈牙利第二方面军和意大利亚尔平军，士气旺盛，乘胜向德国哈尔科夫集团军发起进攻。初期，苏军兵力充足，进展顺利，德军节节败退。当苏军攻占德军许多据点后，战线被越拉越长，苏军统帅部手中因缺乏战略预备队，给德军获得喘息机会，为德军集结兵力赢得了时间。时至2月29日，德军集结的兵力反而比苏军多10.4倍，飞机多2倍多，对苏军发起了反击，致使苏军遭到了重创。苏军损失高达100694人，伤139336人，损失坦克和自行火炮1345辆，大炮5291门，飞机417架。德军通过此战役阻滞了苏军进攻的步伐。这一战役，由于苏军没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让德军反败为胜。不过，德军也因将兵力全部投入一线战场，缺乏强大的战略预备队而未能在反击中全歼苏军。也为下一场规模宏大的库尔斯克战役苏军的反击埋下了伏笔。可见，作战留有余地，掌握战略预备队是对战争胜负起着重大影响的决策，此乃关系能否挽救危局、能否扩大战果的关键一环。
“留有余地”也成了各行各业工作、学习、生活，以及待人接物的共识。日本的松下幸之助以其善于管理企业，被全球商界奉为神，其待人接物善于给别人留有余地，也为他所经营的企业的快速发展留下了机遇。后腾清一原是三洋公司的副董事长，慕名投奔松下公司，担任厂长。他本想在松下幸之助手下所有作为。不料，由于他的失误，一场大火烧掉了他领导的工厂，给公司带来了很大损失。后腾清一知道松下一向不会姑息部下过错的，心想这下自己彻底完了，不但职位保不住了，可能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意想不到的是，松下对火灾事故的报告只签了“好好干吧”四个字，根本不提如何惩罚的事，这使后腾清一心怀内疚，对松下感激不尽，对松下更加忠心，工作更加卖力，后来他为公司创造的价值也远远大于被火烧的工厂。这可谓松下待人“留有余地”的最成功之笔。
在经济工作中，大至国家，小至一个企业，在制订计划时“留有余地”，也是基本要求。因为计划是根据现有的条件作出对未来的预测，进行资源再配置的活动，难免未来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出现不可预见的因素，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故编制计划时，也需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被誉为“商界奇才”的牟其中，就是因为经营中没有做到量力而行、“留有余地”，遭受灭顶之灾的。牟其中在1980年2月13日靠向亲戚借的300元人民币以及一张小饭桌，在四川省万县市注册成立了“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成立的私营企业之一，这也为他进行商海实战提供了试验田。牟其中凭着他的聪明才智以及对商业模式的透彻了解，利用当时银行结算、汇兑等不同金融产品的时间差，解决了企业流动资金，做成了一笔冰箱的买卖，掘得了第一桶金。这笔生意的成功，为南德集团贸易国际化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为南德集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在1989年，牟其中瞄准苏联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中苏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的机遇，又以他对国内、苏联、东欧商业系统的调查研究发现：此时苏联正处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所需的食品、轻工业品极度缺乏，而中国却因经济过热，存在着大量轻工业品过剩积压。他还潜心研究发现：中苏两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苏联同西方打交道比同中国打交道要困难得多，共同的意识形态追求也使苏联更愿意同中国合作，并且两国都缺少硬通货，中苏双方对于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比任何国家都有积极性。于是，他以其特有的商业敏感，抓住了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才有的机遇，于1989年10月，南德集团与苏联达成以货易货贸易协议，双方商定：南德集团以国内企业积压的罐头食品换取苏联图-154客机4架。南德集团又将换来的4架客机转卖给西南航空公司。经过牟其中巧妙运作，苏联得到了急需的食品，又处置了存放的图-154飞机；中国的轻工企业却解决了过剩积压的食品，西南航空公司得到了急需的客机。南德集团“飞机易货”的一举成功，使牟其中名利双收，也令其增添了做事的勇气与信心。不幸的是，牟其中此时头脑开始发热，“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成了他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他认为自己必须不断创造新的奇迹，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他曾经设想把喜马拉雅山炸开口子让暖湿空气吹入青藏高原造福中华民族。他于1993年12月28日又把卫星搞上天付诸行动，由其与俄罗斯合作，成功地发射了“航向1号”电视直播卫星。1994年开始，南德集团开始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经营航向系列卫星。后来，“航向3号”卫星完工并准备发射，企业急需向国外发射机构支付巨额发射费用。而恰在这时，国家实行整顿金融秩序、紧缩银根的经济政策。这对经营中片面强调勇气、信心，而全然不计后顾之忧、不“留有余地”的南德集团来说成了灭顶之灾。1996年8月，南德集团为了解决资金困难，被卷入“骗取信用证套汇”漩涡，牟其中第三次走进了熟悉又陌生的高墙之内。南德集团的成败警示人们，在企业经营中凡事“留有余地”，多一份理智，多一份清醒，才能顺利发展，长盛不衰，而满打满算，一旦遇到变故，后果莫测。
股票投资，更要注意“留有余地”。考虑投资时，要对资金合理安排，应该充分考虑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资金周转能力，作出理智投资、量力而行的投资计划，切不可以心血来潮，草率行事，资金倾仓投入，一次性全部买光股票。如此鲁莽投资，万一失算，根本无回旋余地。而“留有余地”的投资策略，即使投错了股，尚有补救措施，若是建仓价位高了，可以用余资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补仓；若是发现买错了股票，又怕更换股票时错过上涨的机会，也可以用余资在新发掘的投资对象上增加投资。世界著名股神——沃伦？巴菲特就告诫投资的关键在于懂得怎样自救，从开始投资之时就要谨慎考虑周全，不要一下子把全部资金投入进去，要使自己的手头经常留有较大的后备资金。巴菲特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曾经和他的合伙人准备就石油股买入3亿美元股份。一开始，他采取投石问路的办法，先试探性地买了5000万美元，占其全部投资额1/6，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了解，看清了该股票的走势，然后才逐步增加投入，直到全部买入3亿美元。世界上金融大鳄对股票投资尚且十分谨慎、“留有余地”，对我们资金不雄厚的投资者来说，更需“留有余地”为上策。
在股市中，随着股指期货衍生品种的诞生，为风险偏好型的投资者创造了交易赚钱的机会，但其中也隐藏着较大的投资风险。投资者参加股指期货交易是以10％资金参与全额交易。以涨跌幅10％为例，就意味着投资者赢利翻倍或者全部赔光。这种以小搏大，放大了投资赚钱机会，也同时放大了投资赔钱的风险。投资者万一做错了方向，完全有可能被强制平仓，血本无归。为此，投资者不能以交易所保证金比例计算持仓资金，对自己的持仓不能像持有股票一样高枕无忧，更需要防范风险的意识，更要对资金“留有余地”，切忌满仓操作，一锤定输赢。否则，一旦失误，毫无回旋余地，被爆仓出局后连翻身的机会都丧失殆尽。只有“留有余地”，胜可增加资本，败可以再搏。
1.5慎重初战
慎战的军事思想，在我国早已有之。军事家孙子在《计篇》以及《火攻篇》中明确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怒而举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利而止。”其意是，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可不慎重地调查研究。后面一句说的是：不是有利不行动，不是能胜不用兵，不是危迫不开战。国君切不可因一时恼怒而兴师，将帅也切不可因一时恼恨而交战。要坚持符合我方利益才行动，不符合我方利益就停止。《孙子兵法？形篇》中又指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即是说，要先创造胜利的条件然后开战。其他兵家还有“谋定后动”、“慎以行师”等用兵要诀。但明确提出“慎重初战”的军事思想，并且给予“慎重初战”丰富内涵概念的，非近代军事家毛泽东莫属。毛泽东发展了慎战的军事思想，更突出了“慎重初战”的精髓。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总结红军反“围剿”经验时明确指出：要十分重视“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并指出，“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战略防御或者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军事家毛泽东在分析“慎重初战”的重要性时认为，“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通俗地来说，初战胜利意义在于能打乱敌人部署，破坏敌人作战企图，创造有利战场，鼓舞我方士气，沮丧敌方士气。同时毛泽东又提出了“慎重初战”必须遵守的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革命战争历史证明，毛泽东关于“慎重初战”的军事思想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内在的发展规律。只有准确掌握、正确运用“慎重初战”的思想，才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在历史上，慎战取胜的战例比比皆是。比较典型的要数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与商纣王的牧野之战。本来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是权倾一方的大国，周朝只是商的西方的属国。但周朝文王在吕尚的辅佐下，为完成剪商大业，不惜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修德行善，广罗人才，发展生产，裕民富国，国势逐渐由弱转盛。相继征服了犬戎、密须、阮、共等国，进而又剪灭黎、邗、崇等商朝重要属国，打开了商都——朝歌的通道。周朝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态势。文王正在国运亨通之时，不幸去世。武王继位秉承先父遗志，伺机对商纣王兴师。恰在此时，商朝东夷族叛逆，纣王平叛造成西线兵力空虚，朝廷内又饰过拒谏，残杀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商朝处于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周武王在吕尚的建议下，认定这是天赐良机，对商纣王讨伐条件成熟。遂亲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收编反商的庸、卢、彭、濮、蜀、羌、微、髳等国部落的部队，从汜地渡过黄河，兼程北上至百泉，折而东行，于二月初四日抵牧野。周军攻商消息传至朝歌，商上下一片惊恐。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平叛，纣王只得临时武装大批奴隶连同禁卫军17万人，仓促开赴牧野应战。周武王对部属进行“牧誓”，痛揭纣王听信宠臣谗言，暴虐残害百姓的罪行，激发了从征将士同仇敌忾的斗志。发起总攻后，一面猛烈攻击敌阵，一面对商军发起政治攻势，商军纷纷起义，掉转戈矛，帮助周军作战。商军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于当天晚上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追击，肃清商朝残余势力，征伐商朝各地诸侯。周灭商，实现了改朝换代。周朝之所以能够一举获胜，虽然有其他多方面原因，但离不开周朝文王、武王在吕尚辅佐下进行了长期充分的准备，不战则已，开战必胜，也就是慎战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敌人集中了1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军初创，只有4万多人，武器比敌方也差很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十分重视“慎重初战”。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适时集中兵力，在龙岗首战告捷，将张辉赞第18师全歼。敌军闻风丧胆，纷纷后撤。红军乘胜追击，又在东韶追歼部分逃敌，从而很快打破了敌人第一次围剿。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敌人投入了20多万兵力，我军开进到东固，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等待敌王金钰部队脱离富田坚固阵地，一直等了25天之久，终于等来了机会，将脱离阵地的王金钰部队在运动中一举歼灭。接着红军又乘胜向东横扫700里，连打4个胜仗，歼敌3万多人，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反“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