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的本义与临时变迁的意义错位幅度越大，喜剧性越是强烈。拉开词语意义的错位幅度是幽默家的一项基本功。在所有词义变迁中，幅度最大的是同音词。因为同音词不但引申义不同，而且连中心义也不相同，二者之间粘连的不过是语音。
传说古代吉州有一位举子赶考，为了让自己与大名鼎鼎的欧阳修拉上关系，便高举着一个牌子，上书：“庐陵魁选欧阳伯乐”。有人便送给他这样几句诗：
有客遥来自吉州，姓名挑在担竿头；虽知汝是欧阳后，毕竟从来不识“修”。
由于“不识‘修’”与“不识羞”同音而临时产生了语义变迁，构成二者的巨大反差，产生了喜剧性。由同音词构成的幽默的妙处，在于语义反差比一般同义词大，反差越大，心理预期的落差越大，效果越强烈。但是这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起码得在语音上要巧妙地、哪怕是偶然的相同。如果在语音上一点共同性都没有，不是说他不识羞（不识“修”），而是去骂他不要脸，那就一点幽默都没有了。
构思这种语义变迁的法门是找到语音相同的环节。有了这个相同的环节，拉开语义的错位幅度就不成问题。
据说，清代末年李鸿章有个远房亲戚，不学无术却去参加科举考试，试卷到手，不能成文，焦急之余，想在试卷上写上“我是当朝中堂大人李鸿章之亲戚。”但不会写“戚”字，竟写成了“我是李中堂大人之亲妻。”主考官阅后，批道：“所以我不敢取（娶）”。
由于取考生的“取”与“娶”同音（在古汉语中“取”也有娶妻之义），就把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扯到了一起。同音产生了一个连锁递进的演绎过程：先是“戚”与“妻”同音，产生词义反差；跟着产生“取”与“娶”同音，又派生出另一词义反差；而这个不取（娶）正好又与草包考生希望相反。在这样一个简短故事中就包含着双重复合的错位，使读者多次预期失落，又多次使预期在失落中巧合地升华。
此类幽默要领在于谐音成趣，如果在语音上不太相谐，共同性薄弱，就要减少听者心理预期的失落和升华的自然程度，而产生某种做作感或者强制感。
语音相谐和词义暂变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互相制约，相得益彰。由于语音相谐纯属偶然，所以这类幽默虽然喜剧性较强，但往往流于肤浅，缺乏很深刻的内容。
有一个富翁请客，酒席倒也丰盛，但有一盘发臭的鳖和一些又酸又涩的生梨子。席上有个读书人套用了两句古诗道：“世上万般愁苦事，无过死别（鳖）与生离（梨）”，举座大笑。
这也是同音异义，但是临时产生的新义“生离死别”与现场情景没有什么联系，因而纯属调笑性质，更没有什么可以使人心灵升华的，有耍贫嘴之嫌。如果同音词语与现场情景和社会情景有所讽喻则不同了。《时兴笑话》有一则：
一猴死，见阎王，要求转世为人。阎王说：“要做人，得把你身上毛拔光才成。”于是就让夜叉去拔，才下手，猴子连声叫痛，阎王说：“你一毛不拔，也要做人？”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点出在什么场合针对什么人，可一看就知是讽刺为富而吝啬的人的。语义有了讽喻，就不纯粹是耍贫嘴了。这种同音异义的幽默在西方国家也很盛行。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家里来了位不速之客，名叫荷格，是一名惯匪。法院正对他起诉，看来非判死刑不可。他来请培根救他一命，理由是：荷格（Hog，意为猪）和培根（Bacon，意为熏肉）有亲戚关系。培根笑着回答说：“朋友，你若不被吊死，我们是没法成为亲戚的。因为猪要死后才能成为熏肉。”
培根这样回答比断然拒绝要好得多了。原因在于他把两个人的同音异义的名字用来构成一种临时的因果关系，恰恰与培根所要说的（他要判死刑）相重合。
同语异指
指着槐树骂槐树，不可能产生幽默：指着桑树实际上骂了槐树，才会产生幽默。
人类的语言非常奇妙，它的功能变化万千。有些立志学英语考“托福”的人为了增加词汇量，有空便拿起本字典来念，虽然下了很大功夫，可收效甚微。其原因是在字典里，词的解释是有限的，而且是十分不完善、不周密的，一切词语的丰富含义只有通过具体的上下文才能真正显示出来。离开了上下文，词是死的；只有进入了具体的上下文，词才会活起来，才有了生命。
同样一个词语，只要换一种语言环境，意思和味道就很不一样了，不懂得这个门道的人是很难利用语言的这种活性来开拓他的幽默途径的。
《红楼梦》三十回描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吵了一架以后，贾宝玉主动向林黛玉赔礼道歉，矛盾才得以解决。宝玉心里高兴，恰好与薛宝钗等一起聚会，说话造次，不慎将薛宝钗比做了杨贵妃，从来很少发脾气的薛宝钗非常得体地讽刺了贾宝玉的不庄重。在一旁的林黛玉因而搭讪着问宝钗看了些什么戏。宝钗便说：“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这出戏叫做‘负荆请罪’，你怎么不知道？”宝钗说：“你们博古通今，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什么叫‘负荆请罪’。”
“负荆请罪”本来是指古人的事，与宝玉和黛玉无关，可经宝钗这一说，她看了这出戏，而且特别声明，只有宝玉和黛玉才懂，而她却不懂，其所指就转到宝玉和黛玉吵架又和好的事上去了，而与李逵和宋江无关了。
利用一种特殊的语言环境把词语的针对性转向谈话对方，常常产生幽默的效果。在《红楼梦》中运用这种办法最多的并不是薛宝钗而是林黛玉。
有一次，薛宝钗与贾宝玉碰到一件事，本来应该让林黛玉参与的，正巧林黛玉在卧床，有人建议让林黛玉知道，贾宝玉漫不经心地说：“管她呢！”此话林黛玉听到了，但装作未听见。后来在另一个场合，林、贾、薛都在场，林黛玉裁剪衣裳时，发现有一块布角被扯皱了，小丫头建议把它弄平，林黛玉引用贾宝玉不久前说过的话道：“管它呢！”把针对的锋芒指向了贾宝玉。
尽管词语都没有变化，可是针对的锋芒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这时说话的人越是不动声色，语义的错位幅度越大，幽默感就越强。明代的《玉堂丛话》中记载着这样一段故事：
永乐年间，有一位叫曾鹤龄的与一群浙江少年同舟赴试。浙江少年都有点狂妄，高谈阔论，锋芒毕露；而曾鹤龄为人不善言谈，和众人比，好像没有什么能耐。浙江少年举出经书中疑难之处问他，他都非常谦让地推说不懂。那些少年便嘲笑他是个笨家伙，“肯定是偶然被推荐上来的”，都叫他“曾偶然”。考试结果，这些浙江子弟统统落榜，只有曾鹤龄名列前茅。于是曾鹤龄写了一首诗：
捧领乡书谒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
世间因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偶然。
这首打油诗的特点在于反复强调引用别人藐视他的语词“偶然”，表面上好像是调侃自己一切都是偶然，可实际上是调侃那些当初瞧不起他、以为他没有资格参加考试的人。词语没有变，而所讽刺的对象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
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在他的《笑府》中写下了这样一则幽默寓言：凤凰做生日，百鸟都来朝贺，唯独蝙蝠不去。凤凰责备他：“你是我的下属，为何倨傲无礼？”
“我有四足。当属走兽，贺你有什么好？”有一天，麒麟做生日，蝙蝠也不去。麒麟责备了他，他说：“我有两翼，本属飞禽，为何贺你？”
后来，麒麟和凤凰会了面，谈及蝙蝠，彼此感叹道：“如今世风日下，生出这种不禽不兽之徒，真是拿它没办法！”
本来，既不是飞禽，也不是走兽，是蝙蝠的自卫语言，而到了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变成了对蝙蝠的嘲讽。
这种幽默，与一般幽默不同之处是攻击性很强，其间幽默的意味已经为讽刺的意味所淹没了。只要带上尖锐的攻击性，幽默也就变成了讽刺。
同枝异花
在正常的逻辑思维中，同因异果的推理是思维混乱的表现，而对幽默想的构成来说却可能产生出奇制胜的效果。
在通常情况下，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不同的原因，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同样一个人，同样的一件事，同样的原因、条件，却产生不同的结果，从正常的道理讲来，这是不合逻辑的，作这样的推理者是智力水平低下的表现。而对于幽默感的构成来说却不然，在许多情况下，越是同因异果，越可能构成幽默。
我们把这叫做同枝异花，好像在同一棵树上开出颜色相反的花朵。这对于大自然来说是不合规律的，可对于园艺家来说恰恰是技艺超群的表现。
做人不能在同一事情上颠过来倒过去而总是有理，然而从是否有幽默感的角度来看，若能颠倒有理，左右逢源，则属智慧与谐趣之上乘。
爱因斯坦初到纽约，在大街上遇见一个朋友。这位朋友见他穿着一件旧大衣，劝他更换一件新的，爱因斯坦回答说：“没有什么关系，在纽约谁也不认识我。”
几年以后，爱因斯坦名声大振，这位朋友又遇见了他，他仍然穿着那件旧大衣。这位朋友劝他去买一件新大农，爱因斯坦说：“何必呢，现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认识我了。”
爱因斯坦的过人之处不但在于他甘于淡泊，而且在于肯定相同衣着时，总用了形式上看来是互不相容的理由。以不变应万变，不管情况怎么变幻，理由也跟着变幻，而行为却一点不变。
这种幽默在人际交往中很有实用价值，它能让你在情况极大变幻的条件下，总是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理由，哪怕互相冲突的理由，也都能为己所用。
旅馆职员对前来住宿的旅客说：“对不起，我们的房间全部客满了。”
旅客问：“假如总统来了，也没有房间？”
职员回答：“当然有！”
“好，现在总统没来，那么你是否可以把保留给他的房间给我？”
这里的妙处在于提出一个极端的假定，然后从肯定与否定的两个方面去考虑，从总统来了，引出房间之有，总统没有来也证明房间之有。
当然，由于这是从假定的前提下引申出来的，因而纯属调笑。其实，该旅馆并不一定真的拥有总统套房，即使真的总统套房空着，旅客也不一定能付得起昂贵的费用。这种调笑的功能不同于科学家的推理，它不能直接解决实际问题，但可以缓解你与职员之间的对峙关系。最后很有可能这位旅客住进了并非为总统保留的房间，或者在这位职员的帮助下，他在别的旅馆中找到了适当住房。
当然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用于缓解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时也可以用做相反的目的，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紧张。
马克·吐温有一次答记者问，说：“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是****养的。”
国会议员们大为震怒，纷纷要求马克·吐温澄清或道歉，否则便要诉诸法律。
几天后，马克·吐温的道歉声明果然登出来了：
“日前本人在酒席上说有些国会议员是****养的，事后有人向我大兴问罪之师，经我再三考虑，深悔此言不妥，故特登报声明，把我的话修正如下：‘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不是****养的’。”
表面上是马克·吐温作了180度的大转弯，实际上是马克·吐温作了一个概念游戏，“有些是”就意味着有些不是，而“有些不是”则意味着有些是。在形式上是从肯定到否定，而实际是否定暗示着肯定。
这里有一个非全部肯定与非全部否定之间在逻辑上相通的空子，常常为人所忽略了。人们习惯于认为肯定与否定是绝对相反，忽略了两者在可能性上往往相近或相同，例如有人问你：明天下雨的可能性如何。你若答：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不言而喻，还有百分之五十是不可能。如果你答，有百分之五十的不可能性，好像难听一些，其实不言而喻，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因而凡估计可能性要大于百分五十或小于百分之五十才有意义。至于比百分比要含混得多的“有些”，既可能等于或大于百分之五十，也可能小于百分之五十，所以说“有些不是”并不能排除有些是，至于是大于百分之五十，还是小于或等于百分之五十，在这里都没有意义，因为对于每一个议员来说，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可能落在自己头上。尽管对于全体来说是百分之一，可对于个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
马克·吐温在这里玩的就是这样的概念游戏。
对于用汉语作为表述工具的中国人来说，玩这样的概念游戏更为方便。因为在汉语中，有许多在语言形式上是否定的，可是其真正的含义却与肯定形式完全相同。例如，“他差一点跌倒了”和“他差一点没跌倒”，“不可战胜的”和“不可战败的”，等等，字面上相互否定，但意思是一样的。不过，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稀少的。正因为其稀少，才能导致对方期待的失落。在通常情况下，肯定与否定在语言上是绝对不可混同的，例如“战无不胜的”和“战无不败的”，章义就完全相反。
当然，这一类的幽默如果仅仅限于概念游戏，用多了，也叫人生厌。最好是在做概念游戏时尽可能往思想深度上加以发掘，幽默家以能通过概念游戏做到含义隽永、耐人寻味者为上乘。
古罗马人有一则逗笑的故事就做到了，故事是这样的：
葆拉想要嫁给普利居斯，因为她颇有鉴赏力。然而普利居斯却不想和她结婚，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也颇有鉴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