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要求本来的话里包含着两个可能：第一，向东的可能性是很显然的，不言而喻的；第二，向西的可能性是隐蔽着的，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为对方注意的。幽默家的任务就是在讲话的过程中，突然把向东的可能按下，而把向西的可能性提出来。这不是没有难度的，因为这是把占优势的常规的思路变成了失去优势的，而把不占优势的非常规思路变成了占优势的，而且还使常规的思路自然流利地过渡到非常规的思路上去。在通常情况下，本来话头的表面意思都不是幽默家要讲的话，要讲的话得从本来的话头中引申出来。这种引申过渡的自然，很是重要，如不自然，则牵强武断。这时，最值得考究的就是过渡的桥梁了。
这个桥梁要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两头都能相通，而且契合自然，一头与本来的话头相通，另一头与所要引出的意思相通，而且以天衣无缝为上。如果以语义作过渡，就是一语双关；如果以语音作过渡，就是同音异义。一语双关和同音异义都是语词本身固有的，其数量有限。如果要超出这个有限范围，则可以语义暂变之法，将一个在有限范围内才适用的词语自由地转移到非适用范围之内，造成词义引申联想意义的错位，以表达一种特殊的情致。但是这一类方法要求对词语的中心意义与引申意义有高度的敏感，一般人要进人这种境地很不容易。
通常用得最多的是抓住对方讲话中的词语（或概念）来搭桥，例如一对夫妇在对话：
丈夫：“你从来不懂得钱是什么，你总以为任何特价品都是打五折的东西。”
妻子：“所以我才嫁给你，你的聪明也是打过折扣的。”
这就用不着伤脑筋去找寻一语双关、同音异义和导致语义暂变的上下文了，你只要把对方的话中的一个词语（打折扣）接过来，组织在你自己的另一句对方不愿听到的话中，反攻过去就成了。
借语作桥的难处，不是寻找两头契合的词语，而是从对方的话头中看中一个词语，把它抽出来，这个词语要便于组成你自己的语句。这好像是小学生的造句练习，不过比小学生多了一个要求，那就是造出来的句子意思不得与对方的愿望一致或相似，只能与对方的愿望相反。
马克·吐温有一次在邻居的图书室浏览书籍，有一本书深深吸引了他，他问邻居是否可以借阅。
邻居说：“欢迎你随时来读，只要你在这里看。你知道我有个规矩，我的书不能离开这栋房子。”
几个星期以后，这位邻居来访马克·吐温，向他借用锄草机。马克·吐温说：“当然可以，但是按我的规矩，你得在这栋房子里使用它。”
马克·吐温的幽默感表现在借用对方的语词表述了与对方意愿相悖的意思。
英国作家理查德·萨维奇患了一场大病，幸亏医生医术高明，才使他转危为安，但他欠下的医药费却无法付清。最后医生登门催讨了：“你要知道，你是欠了我一条命的，我希望有所报偿。”
“这个明白，”萨维奇说，“为了报答你，我将用我的生命来偿还。”说罢，他给医生递过去两卷本的《理查德·萨维奇的一生》。
这比向对方表示拒绝或恳求缓期付款要有趣多了。其方法并不复杂，不过是接过对方的词语（生命），然后予以歪解，把“生命”变成“一生”。虽然二者在内涵上不一致，但在概念上能挂上钩就成。
挂上钩的概念，越是有相关性，而你所说的与对方所说的内容越是相悖，幽默的效果就越强。
官员：“你有穷亲戚吗？”
候选人：“可能有吧，但是我不认识他。”
官员：“你有富亲戚吗？”
候选人：“也许有，可是，他们不认识我。”
这里的幽默感更强些，原因是两次答话在形式上挂得更紧，不但都有“不认识”在其中，而且有句法的相似性，只不过主谓语颠倒了一下，而内容则完全相反。二者的契合与相悖所形成的反差越是强烈，幽默感也越是强烈。
这种方法在西方修辞学中属于反讽一类，正由于包含着对对方的反讽，可以用之于斗智性的戏谑。它的好处是虽然语含反驳，但仅限于暗讽，而不是明刺，因而具有硬中有软、软中有硬、软硬兼施之效，在公众场合可用，在私人交往中也可用。特别是在你想要表示对某人的厌恶，而又不想直接与之冲突的时候。
在大街上，一个油头粉面的男子，盯着一位漂亮的姑娘。
姑娘突然停步，转身问他：“你老盯着我干吗？”
“你太美了，我爱你！”
“我算不上美，我的妹妹在后边，她才美呢！”
这男子转身就走，但碰到的是一个老太婆。
“你骗我。”男子回头来找这个姑娘。
姑娘轻轻一笑：“你先骗我！”
这个姑娘的机智在于先诱导对方讲出一个“你骗我”来，再借此语作桥，反攻过去。一般的借语作桥是借对方的一个词语另造一句，而这里却把对方的整个句子借过来，原封不动地奉还同样的句子，出于不同人的口中，就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构成了高度的幽默感。
借语作桥的功能很多，不一定都用之于斗智性戏谑，也可用之于一般性的调笑，其特点是抓住对方话头中一个词语，构成一个无任何攻击的句子。例如，你丈夫气喘吁吁地跑来对你说：“我一路跟着公共汽车跑了回来，省了五毛钱。”你就可以把“省钱”这个话头接过来，把他送到一个极端荒谬的境地中去。例如，你可以这样说：“你还不如跟在出租汽车后面跑，那可以省下十块钱。”
接过话头很容易，对你的幽默感的考验是在接过话头以后，如果你说出一本正经的话：“好极了，跑步可以锻炼身体。”或者“但愿你每天都这样跑，把省下来的钱给你夫人买一辆新自行车。”这都大煞风景，因为借语作桥的目的，不是讲普通的实用道理，而是开玩笑，而开玩笑则意味着把对方引入到假定的心领神会的境界。
所以接过话头以后主要是让想象的翅膀展开起来，你要敢于往不可能不现实的地方想，往荒唐的、虚幻的地方想，千万别死心眼、傻乎乎，越是敢于调皮捣蛋，越是善于“胡说八道”，就越是逗人喜爱。
铺平垫稳
俗话说，歪理十八条，真理只有一条，原因是真理要全面地论证才能成立，歪理只要一两个方面讲通就成。如果全无根据，则不平不稳，因而需要铺垫：如全有根据，则太平太稳，缺乏情趣。
幽默之趣不在喜剧故事之开端，而在故事之结尾，结局越是出乎意料，越有心理落差，效果就越强烈。若是结果早已被对方识破，你包袱中的秘密就不成其为秘密，就没有任何心理落差可言。我国相声艺人很强调在把笑料抖搂出来前，即把心理落差效果充分显示出来之前，一定要让观众感到有相当的可信性。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信性来自于合理性，可是幽默之理不同于通常之理。幽默之理往往是超越常理之歪理，因而其合理性，就不是合乎常理，而是合乎歪理，哪怕越来越歪也不要紧。在情节层层递进的幽默故事中，最后导致高潮的结局，因果逻辑越歪越好。可是在故事的开端，则不是越歪越好，而是越近于常理越好。因为越是近于常理，对方（或观众）越易被诱人圈套。如果一上来就大大超越常理，则可能造成对方的心理抗阻。故歪理要有一个展开过程，开头不太歪，越接近常理，对方越是难以发现你的陷阱。好比地面置物，不平处需铺平，不稳处需垫稳。凡是有可能引起怀疑之处，都要交代清楚，凡有可能引起对结局不信任处，都要不着痕迹地说明。这好比变戏法，不过，道具是概念或判断，一切的前提都要当着观众的面装入箱子，所有的戏法都要利用观众的错觉，让其舒舒服服地受骗。只有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发现受了骗，才使人觉得受骗是一种享受。同样，幽默家也利用对手错误的期待，让他在不知不觉中享受期待落空。
有一个单口相声小段叫做《橡皮膏》，说一个怕老婆的醉汉，在回家的路上跌伤了屁股，怕妻子责罚，便蹑手蹑脚进屋，幸喜妻子已经人睡，就对着镜子在伤处贴橡皮膏，然后安然人睡。但妻子第二天仍然发现他酗酒了，把他从床上揪了起来。原来他并没有把橡皮膏贴在屁股上，而是贴在了镜子上。高潮是橡皮膏贴在镜子上。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害怕老婆的惩罚，而这样做的结果恰恰又使他逃不脱老婆的惩罚，这其间的因果关系是颇有歪曲之趣的。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橡皮膏没贴在伤口而是贴在镜子上，这与常理的距离太遥远，可信度很差。幽默家懂得，对于引发一系列后果的事端，要尽可能接近常理。正因为这样，这个单口相声把故事的主人公设计为醉汉，如果不是醉汉，则不可能分不清镜子里的屁股和自己的屁股，又特别交代贴后窃窃自喜，安然人睡了，要不然就有发觉自己搞错了的可能。所以这一切，虽然说的是醉汉，但其行事特点却合乎常理，这种功夫叫做铺垫的功夫。铺得平、垫得稳表现为两点：第一，在开头不露马脚，因为马脚一露，概念和判断的陷阱也就是相声艺人所说的“包袱”就失去功效；第二，在结尾高潮不引起困惑，困惑乃享受顿悟之大碍。
有时铺垫之功夫不在故事的开端，而在故事的结局。侯宝林有一个相声小段《醉酒》，说一个装疯的醉汉躺在马路上，自行车来了不躲，三轮车来了不躲，汽车来了也不躲，这很有违反常理之趣；待到消防车来了，听众按照逻辑推演，以为他仍不会躲，可是他却一反常态，突然爬了起来，乖乖地躲开了。原因是消防车轧死人不负责。故事到了高潮，不但没有更加违反常理，反而更加符合常理。消防车轧死人不负责，不但成为他爬起来的充分理由，而且成为他在其他车子开来时不爬起来的充分理由。这里常理与歪理互相映衬，互相得到说明。这就是铺平垫稳的功效。铺平垫稳，并不是绝对的平稳，而是相对的。所谓平稳并不是逻辑的全面论证，只需一点相通即可，如果科学的全面论证需要十条理由，而幽默之铺平垫稳只要一两条即可。它不求全面，它不怕片面。从常理来说，它还不够平稳；从歪理来说，它已足够平稳了。所谓铺平垫稳说的是一两个方面的平稳，片面的平稳，并不是全面平稳。
据《世说新语·夙惠》所载，晋明帝（东晋第二个皇帝）年幼时，坐在他父亲晋元帝膝上。当时有人从已沦陷的长安来，元帝和他谈话，问及洛阳西晋原来首都的消息时元帝随便问年幼的儿子道：“你看长安远还是太阳远？”孩子答道：“太阳远，因为从来没有听说人从太阳那边来。”晋元帝很高兴，第二天在宴会上把这一切告诉了群臣，并当场重新问他：“太阳近还是长安近？”可是这一回孩子却答：“太阳近。”晋元帝十分意外，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抬头可见到太阳，可是见不到长安。”
按照科学的道理来说，小孩子两种答案和两种理由都是不充分的，因而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可是对于幽默之趣来说，只要有这一点不成道理的道理就成了。只是这个小孩子当时常理还没有学通，因而他并非有意幽默。但是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仍有一种天真的谐趣。
清朝程世爵写的《笑林广记》中有一个故事叫《谈天》，也是讲空间距离的：
有一群人在争论天地之间的距离。一个农夫插嘴说：“天与地距离不过三四百里。从地到天慢走三四天可到，快走三天即到。六七天来去一趟，绰绰有余。”大家问他有什么根据，他说：“你难道不知送灶神上天的风俗。腊月二十三送灶，腊月三十迎灶，时间也就是七天。去一程，三四天，最多也就是三四百里。”大家哄堂大笑。
靠主观感觉推理是这个故事的特点，从科学原理来说，自然是不足为据的，但是从幽默感的表达来说，有这么一点就够了。要使你的谈吐有幽默之趣，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难是因为人很难打破科学认识逻辑的强大优势，说容易是因为只要你随便找到一个主观感觉作为客观现实的根据，明知其不科学、不全面、不可靠，也不要紧，只要表达了你的主观情趣就成。
随机套用
先有了幽默故事，然后再制造一个话头，使二者天衣无缝地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