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对于这种逻辑的使用者已经不是一般的幽默，一般的幽默是友好的，而这种反语中包含着无情，已经没有任何调侃的意味在内。因而这已经是讽刺，或者叫进攻性很强的硬幽默。
黄永玉的广告词
中国文人有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拿作品卖钱是不光彩的。在改革开放以前，羞于讲价，到了新时期，仍然有人不了解世情，以向画家索画为荣，而不知此乃无条件剥夺画家之劳动。许多画家不好意思讲价钱，有些勇敢的就干脆来一点文字上的幽默。著名画家黄永玉是这样写的：
“一，热烈欢迎各界男女老少光临舍下订购字画。保证态度和蔼可亲，服务周到。二，价格合理，老少、城乡、洋人、土人不欺，无论题材尺寸，均能满足供应，务必令君开心而来，乘兴而返。”
这里的幽默感主要来自于幽默学上的戏仿。仿的是旧式商店贴在门口的广告语。以艺术家的身份写这样的广告语，便有某种反讽的意味。接下去是：
“书画一律现金交易……铁价无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纠缠讲价，即时照原价加一倍。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语相向，驱逐出境。”
这一段更为幽默，其奥妙在于摆出了利欲熏心、盛气凌人的姿态，好像是邪恶到了极点，但是由于高度夸张，达到了超现实境界，心照不宣地传达了开玩笑的意味。好处在于戏谑性和严肃性的交织。
在这样的幽默中，商业广告的实用性被幽默的艺术性压倒了。读起来就和读冷冰冰的广告不同了。
李敖的“不亦快哉”
金圣叹在《西厢记·拷红》的批注中曾经一口气写了十三个“不亦快哉”，在台湾先后有林语堂、梁实秋、李敖写了以“不亦快哉”为题的散文。李敖还不止一次地写这个题目。李敖的特点是以玩世的姿态写他的愤世之情。试举一二为例：
“得天下之蠢材而骂之，不亦快哉！”
仇家不分生死，不辨大小，不论首从，从国民党的老蒋到民进党的小政客、小瘪三，都聚而歼之，不亦快哉！
在浴盆里泡热水，不用手指而用脚趾开水龙头，不亦快哉！
逗小狗玩，它咬你一口，你按住它，也咬它一口，不亦快哉！
以快速放领袖万岁歌，以慢速放******演讲电影，笑不可抑，不亦快哉！
看****入迷，看债主入土，看丑八怪入选，看通缉犯入境，不亦快哉！
“拆穿柏杨，指其忘恩负义，且为‘丑陋的中国人’，不亦快哉！”
李敖的幽默和柏杨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不怕丑、不怕赖。故意把自己写得很不堪（看****）、很顽劣（以快速和慢速放影碟）、很无聊（和小狗咬来咬去）、很散漫（用脚趾开水龙头）。然而就是在这种无聊和顽皮中，显示了他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原则性和坚定性，以自己的极其藐视世俗的姿态而自豪。
他的幽默属于亦庄亦谐的风格，以极庄极谐的反衬为特点。
戏仿和幽默
王蒙在《黄杨树根之死》中描写一个主人公，有一段这样的话：
“幸好，谢天谢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治好了他从娘胎里带来的文学爱好癖病。当他把他最喜欢的《家》、《骆驼样子》连同《责族之家》、《樱桃园》……投到火焰里的时候，他觉得他确实是获得了精神的大解脱、大解放。大风起兮云飞扬，大火起兮书烧光，无牵挂兮游四方，滚你文学的蛋兮……咚咚，锵！”
这里的幽默来自何方？主要来自戏仿（或者叫戏拟）。这里最生动的句子是游戏性模仿楚辞体，特别令人联想起汉高祖做了皇帝以后归故乡时吟唱的：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从句式来说，几乎是同样的，但是从内容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但不相及而且错位感甚为强烈。
一个是帝王对于守卫疆土、统一国家的深沉忧虑，一个是小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爱好的欲罢不能和无可奈何。一方面是庄严的诗歌，一方面是游戏的语言，甚至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骂人的话：“滚蛋”，还有戏曲锣鼓声“咚咚，锵”，更加强化了话语的游戏性。
由于这二者的错位而构成了不伦不类的怪异感，所以正是从这样的反差或者对比中产生的了幽默感。
幽格非一默
格非是先锋小说作家，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就相当引人注目。和一般先锋小说作家不同，他比较内向，在一批张扬甚至乖张的先锋作家中，他表现出少有的诚恳和质朴，在他的情节被瓦解得支离破碎的小说中渗透着生存哲学的沉思。只有在看足球的时候，他作为年轻人的任性和顽皮才流露出来。要调侃这样的作家是很困难的。
他的一个密友也是一个球迷。这个球迷在一次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居然从成都跑到北京，住在他家里和他一起一面过瘾地看球赛，一面神聊海侃。
格非的妻子是个非常爱整洁的女士。这位朋友形容她的卫生标准是：出了汗就得洗澡，一天至少得洗三次；地板要拖得比狗舔得还要干净，光脚踩上去，不能感到发黏。
每逢他太太快回来的时候，格非就和这位朋友拿着拖把加紧劳动，等到她一走，他们就如释重负地回到电视机前为各个球队的命运担忧。
据这位朋友说，格非的足球水平非常高，他能猜中欧美的著名教练排兵布阵的招数，指出意大利和巴西互罚点球时，意大利队教练在排兵布阵上所犯的致命错误。如果不是这个错误，就是意大利队而不是巴西队获得世界冠军了。
接下去这位朋友这样说：“这样看来，意大利队之所以没有获得世界冠军，就是因为没有按着格非的指示办事。”
这一笔真是太神了。轻而易举地用了一手导致荒谬的办法，就把读者的想象带到了一种任性、纵情自由的境界，其幽默的品位被提高了几个档次。
杂乱无章之乐
作文要有条理，这是从小学时代老师就反复要求的。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说文章可以写得杂乱无章的。但是幽默文章却能以杂乱无章取胜。以台湾诗人管管的《自题小传》为例：
“本名管运龙，中国人、山东人、胶州人、青岛人、台北人。写诗46年，喝酒47年零23天，戒烟10年至今。骂人60多年，唱大戏49年，看女人59年，吃大蒜56年零10天，好友一大堆，仇人3个半。出诗集2册、散文4本，电影演了10多部。也得过奖，也挨过骂，统统不管。至今牙齿少了4颗，有痔1门，香港脚2只。爱睡懒觉，爱说粗话，爱穿奇装异服，爱裸体，爱拉野屎，爱艺术，爱害羞，爱禅。传说我是云南白族人，又说是满洲人，很想当贵族，又怕不好玩。”
对于自传，不言而喻的共识是尽可能把自己最堂皇的事情写进去，可是管管在这里，堂皇的事情固然有之，如出版诗集之类，但是不正经的事、难登大雅之堂的事也杂七杂八地写了一大堆，不正经的文字，构成了与预期（常规）的不和谐，显得可笑；但也表现出了作者的天真、豁达。
这二者结合起来就成了幽默，关键在于自由中表现了真诚。
艾青幽默
在诗里，艾青是一个非常温情的人，可是在生活里却不同，他的日常谈吐中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这一点和舒婷有一点相像。舒婷在诗中柔情似水，但是在生活中嘴巴极其尖刻。
不同的是，舒婷的幽默以戏谑性的调皮为主，而艾青的幽默则时时透露出讽刺。
早在1978年，中国作家协会在浩劫以后第一次恢复活动，组织代表团到鞍山和大庆去访问。艾青那时还是个“摘帽****”，只是一个普通团员。在一个关于诗歌的座谈会上，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与会者。请他发言，他说：“我这个人，是一面鼓，只要针一刺，就会‘噗’的一声‘出气’”。
他幽默的话语中很硬的进攻性，使会议的组织者颇为尴尬。
随着他境遇的改善，他的幽默就不再那么尖酸了。一个年轻的诗人问到他对******的评价，他对毛主席大大地赞扬了一番。正在一旁的夫人高瑛说，艾青打成****以后，九死一生还说毛主席的好话。
艾青说，评价一个历史伟人不应该从个人恩怨出发。他对妻子说：“高瑛啊，你这么胖，就是因为你肚子里个人的恩怨积压得太多。”
他这种幽默中虽然有批评高瑛的锋芒，但是用了幽默术中的歪曲因果的办法，带着明显的虚幻性，是以软性为主的，所以并不伤人。
莫言戏写李白
李白是个大诗人。文学史上有了李白自然有说不完的好处，但是，不管什么好事都可能变成坏事。李白纵使可以上天揽月，也逃不了一条规律的约束，这就是，一提起李白，人们的感情和趣味就不由自主地进人了同一个模式：他是天才，遭到了当时混乱腐败官僚体制的迫害，他只能求仙问道，潇洒一番，等等。赞美和景仰几乎成了所有写李白的硕士、博士论文中的基本出发点。
但是，莫言却不这样，他用戏谑的眼光来看待李白：他年轻时醉心仕途，说难听点，就是个官迷。而人一旦迷上了当官，就潇洒不起来了。想当官的人，就得摧眉折腰，就得不要脸，这个问题一点也没得商量。李白写了吹捧皇帝小老婆的诗，什么“云想衣裳花想容”这样肉麻的奉承，想捞个官当当，可惜的是皇帝不买他的账。只赐他一个翰林供奉，闲人一个。于是他沉浸到酒乡里去了，装疯卖傻，借酒消愁，弄假成真，染上了酗酒的坏毛病，成了不折不扣的酒鬼。由此也就进入了潇洒的境界。那些伟大的诗篇也就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