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把幽默作为一种喜剧创作范畴并且引入生理学阐述的，是英国作家本·琼生。他认为，所谓幽默的人物，其性格的乖张是由于其体液不同寻常所造成的。这种学说，在西方流行了很长时间。所谓“体液”，在拉丁语里和今天英语里的幽默是同一个词源。据考证，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特认为人体有四种不同的体液：血液、黏液、胆汁和忧郁液。不同的体液决定了人不同的气质：兴奋、暴躁、冷漠和抑郁。文艺复兴以后，西欧哲人也把幽默这个本来表示生理性质的概念转化为心理特点的描述。但是，从纯粹生理角度来描述笑的理论，还是有很大的势力。笛卡儿就曾这样说：“笑是这样产生的：血液从右心室经动脉血管流出，造成肺部突然膨胀，反复多次迫使血液中的空气猛烈地从肺部呼出，由此产生一种响亮而含糊不清的嗓音；同时，膨胀的肺部一边排出空气，一边运动了横膈膜、胸部和喉部的全体肌肉，并由此再使之与相连的脸部肌肉发生运动。就是这种脸部动作，再加上前述的响亮与含混的嗓音，便构成了人们所谓的笑。”很显然，这样阐述不得要领，给人以越说越糊涂之感。而向心理学的倾斜，更有利于对文学作出理论的阐释，这样，和不协调、不和谐联系在一起的滑稽和笑，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幽默研究的一个基础。本·琼生对喜剧性的幽默作出如下的说明：“如果一个人的非常出奇的特性，在他身上表现得如此强烈，以至于一切欲望感隋都听从这种特性的调遣，它们全部都沿着一个方向努力，这的确可以称为幽默。”这个界定实际上已经走出了幽默的生理和心理的范畴，开拓了幽默向艺术创作前进的道路。它把不一致、不和谐的印象式判断推进了一步。怎么达到不和谐呢，让人物为一个出奇的特点所主宰，在复杂、丰富的生活中，在纷纭丰富的心灵中，这种单一性格特点集中强化，就不免显得矛盾、乖张了。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又是很合理的：他的一切感情和愿望，总是遵循着一种简单的逻辑。如果本·琼生再往下发挥一下，即乖张的喜剧人物所以能够在不和谐中和谐，就是因为这个人物在一个点子上着了迷。即使乖张、荒谬，甚至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很可惜的是，西方的哲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在本·琼生的理论基础上作出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
幽默在理论上没有进展，不等于说在创作实践中没有进展。在17世纪的欧洲，幽默的文学艺术从僵化的教条中解放了出来。德国和法国的诙谐小说都表现出强烈的幽默感。到了18世纪，英国第一次把幽默当成写作的一种风格，并把“幽默作家”写进了文学史。18世纪，一批欧洲作家如菲尔丁、斯特恩、斯沫特来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示了古怪性格的人物。到了19世纪的法国，在启蒙运动的旗帜下，幽默又和理性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有教养的体现。用幽默来缓解矛盾和冲突，用笑而不是用针锋相对的斗争，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成为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表现。幽默在19世纪的欧洲文学中，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出现了一批幽默大师，但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研究的焦点。我们关注的核心是社会交往中的幽默理论。但大多西方的理论，具有很深刻的形而上学的内涵，是以抽象的思辨为主，缺乏实证，缺乏可操作性。但是，我们不能轻视西方在幽默心理学上的成果，同时也不能拘泥于他们的天地。
西方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来界定幽默，为什么收效甚微呢？除了幽默心理学本身的局限以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往往把幽默作为一个孤立的范畴来进行内涵概括。内涵是很抽象的，很难验证，哪怕是在一个起始点上差之毫厘，在终点就会谬以千里。可就是谬以千里，也是看不见、摸不着、无从验证的。为了避免重复这样的失误，我在这里采用另一种方法，把幽默放在机智、雄辩、诡辩、滑稽和讽刺的系列中，在其与这五者的联系和区别中，在其间矛盾的转化中，对幽默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动态的描述，以确定其特殊的边界。
通俗地说，西方的幽默理论都在力图说明幽默是什么，但多徒劳无功；吸取了他们的经验教训，我的幽默理论则在努力说明幽默不是什么，把幽默不是什么都说清楚了，幽默是什么也就比较好说了，至少感觉起来要清晰得多。
现在，我们还从幽默和机智的关系开始。
幽默和机智当然有其共同之处，但其相异之处也不可忽视。不止一部的西方百科全书把机智与幽默混为一谈，这在英语国家最为突出，因为在英语里机智（wit）同时又可以解释为打趣、调笑。深受西方幽默理论影响的林语堂在许多文章中把机智与幽默混为一谈。他所列举的一些中国古代名人的“幽默”故事，在我们今天看来充其量只是机智而已，故林先生的幽默理论在许多地方搔不到痒处。其实机智主要属于理性，而幽默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理性的歪曲来传达、沟通感情。在一本名叫《世界幽默艺术博览》的书中，有许多严重混淆机智与幽默的例子，摘录一二于此。
王羲之夜贴对联
有一年新年，王羲之连贴了三次对联，都被喜爱他的字的人暗地揭走了。临除夕，他不得不又写了一副。他怕再被人揭去，就上下剪开，各先贴上一半。上联是“福无双至”，下联是“祸不单行”。这样，人们见他写的不是吉庆红火的内容，也就不再揭了。到了新年黎明之际，王羲之又各贴了下一半，对联就成了“福无双至今日至，祸不单行昨夜行”。
这里没有什么幽默可言，不过是在对联下面加以补充，使原来不吉利的话变成吉利的话，所用的逻辑完全是正常的推理，最多具有某种程度的机智，就是没有幽默的歪曲推理。而同一本书里另外一个故事就不同了。
歌德有一次出门旅行，走进一家饭馆，要了一杯酒。
他先尝尝酒，然后往里面掺了点水。
旁边的一张桌子坐着几个大学生，也在那儿喝酒，他们个个兴致勃勃，吵吵嚷嚷。当他们看到邻座那位先生喝酒掺水，不禁哄然大笑。其中一个问道：“亲爱的先生，请问你为什么把这么好的酒掺水呢？”
歌德回答说：
“光喝水使人变哑，池塘里的鱼儿就是明证；光喝酒使人变傻，在座的先生们就是明证；我既不愿做这二者，所以把酒掺水喝。”
很明显，这是幽默，而不完全是机智的狡辩、诡辩或雄辩，因为歌德这里的因果关系是非理性的。池塘里的鱼，发不出声音，不是因为喝了水，即使鱼喝了水就发不出声音了，也不能因此而引出喝酒一定能变傻。从逻辑上说，这两组因果关系的类比推理，都违反了充足理由律。因而歌德讲的完全不是正理，而是歪理。但是，这两组歪理却没有使人觉得是胡说八道，歪理歪得还挺巧妙。首先鱼不出声和喝水，虽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却是事实，把这种事实的确凿性和因喝酒而变傻平行地类比，就使得喝酒与变傻似乎具有某种类似的确凿性。而最后是结论：不愿喝水而变哑，不愿喝酒而变傻，故把水掺着酒喝。这在推理形式上，大前提和小前提都不可靠，但形式上却有符合类比推理规律之处，因而带着一点机智色彩，显得歪中有正。歪，使人感到好笑；而正，使人享受情感。歪中有正的推理构成了幽默，它的功能是交流情感，开开玩笑，而不是认真说理。
四、诡辩不是幽默
在社交语言技巧中，既接近于雄辩又接近于幽默的是诡辩。
什么是诡辩呢？在英文里，是sophism，词典上说，是颠倒是非黑白的议论，模棱两可或似是而非的推理。这样的定义，让读者很难得其要领。而且定义应该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出发点。我们还是从一个感性的事实出发。
有学生问希腊老师，什么是诡辩，这位老师并没有给他们讲述一个定义，而是向他们提出了问题。说有两个学生来到他这里，一个身上很脏，一个身上比较干净，但是浴室很小，只能容得下一个人。教师问：“哪一个先洗澡？”
学生回答说：“当然是身上很脏的先洗。”
老师说：“错了，是身上比较干净的先洗。”
学生问：“为什么呢？”
老师回答说：“因为，身上很脏的没有洗澡的习惯，洗不洗无所谓。而身上干净的那个，不洗澡就很难过。”
学生连忙说：“对，应该是身上很干净的先洗。”
老师却说：“不对，应该是身上很脏的先洗。因为，他太需要洗澡了。”
学生说：“对，应该是身上脏的先洗。”
老师却说：“不对。应该是两个一起洗。一个是因为有习惯，一个是因为很需要。”
老师的话就是诡辩。诡辩的特点是其大前提不是虚假、不可靠的，就是暗地里被偷换了的。当老师说身上干净的先洗的时候，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洗澡的习惯。当老师说身上脏的先洗的时候，他的标准是谁有洗澡的需要。当老师说两个人一起洗的时候，又把原来所说的浴室只能容得下一个人洗的条件给取消了。
诡辩之所以是诡辩，而不是胡说八道，就是因为它多少要讲一点道理，这就表现在推理上，在局部形式而不是整体上，具有逻辑性。
这里，我从网上下载了一篇《辩证法与放屁》供参考：
上课时，我放了一个屁——很普通的屁，既不很臭，当然也绝对不香。
可怕的是，教授正在讲辩证法。
“请你自己对这个屁作一下判断，”教授说，“它好还是不好？”
我只得说：“不好。”
“错了，”教授说，“任何事物都由矛盾组成，有它不好的一面，肯定有它好的一面。”
“那么说它好也不对了？”我问。
“当然。”教授说。
“它既好又不好。”
“错了。你只看到矛盾双方对立斗争的一面，没有看到它们统一的一面。”
我只好认真看待这个严肃的问题，仔细想了想说：“这个屁既好又不好，但不好的一面是主要的，处于主导地位。”
“错了。你是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矛盾的双方会相互转换，今天处于主导地位的一面，明天一定处于次要地位。”
“你是说明天全人类会为了我的这个屁欢呼雀跃吗？”
“不一定如此，但不能否认这种发展趋势。”
我愣了好大一会儿，只得硬着头皮说：“我的屁既好又不好，既不好又好。今天可能不好，明天一定会好。今天可能很好，明天也许会不好。”
教授听得直摇头，说：“这是彻底的怀疑论，不是辩证法的观点。”
就这样，仅仅因为放了一个屁，我就成了一个怀疑论者。
这个教授口头上是在强调辩证法，实际上是把辩证法变成了诡辩法。诡辩的法门，就是不断地改变立论的前提。
第一次，否定学生的答案，用的是，统一事物之中，有互相对立的矛盾存在。
第二次，当学生用了互相矛盾的原理来立论（既好又不好）时，他又抛开前面的立论前提，改成了矛盾中的主要方面。
第三次，学生强调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既好又不好，主要方面是好），他又把立论的前提改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和互相转换的。
第四次，当学生强调了在发展过程中，好的方面可能向坏的方面转换时，他又说学生是彻底的怀疑论者。
其实，这些前提本来是系统相关的，而这位教授却把它们生硬地孤立起来，使之成为互不相关的东西。正是因为不断变换前提，不断偷换概念，他才能够轻而易举地驳斥任何观点，任意地为任何观点找到理论根据。这种诡辩的手法和前面的希腊老师所说的如出一辙。
诡辩，还有一种形式是，采用有限的简单枚举的事例，推出宏观的、普遍的、概括性的结论。有这样一个号称是“世界上最牛的演说”，演讲者据说是Oracle的CEO Larry.Ellison。
耶鲁的毕业生们：
我很抱歉——如果你们不喜欢这样的开场白。我想请你们为我做一件事。请你——好好看一看周围，看一看站在你左边的同学，看一看站在你右边的同学。请你设想这样的情况：从现在起5年之后，10年之后，或30年之后，今天站在你左边的这个人会是一个失败者；右边的这个人，同样，也是个失败者。而你，站在中间的，你以为会怎样？一样是失败者。失败的经历，失败的优等生。说实话，今天我站在这里，并没有看到1000个毕业生的灿烂未来。我没有看到1000个行业的1000名卓越领导者，我只看到了1000个失败者。你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我，埃里森，一个退学生，竟然在美国最具声望的学府里这样厚颜地散布异端邪说？我来告诉你原因。因为，我，埃里森，这个行星上第二富有的人，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比尔·盖茨，这个行星上最富有的人——就目前而言——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艾伦，这个行星上第三富有的人，也退了学，而你没有。再来一点证据吧，因为戴尔，这个行星上第九富有的人——他的排位还在不断上升——也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
你们非常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将来需要这些有用的工作习惯。你将来需要这种“治疗”、你需要它们，因为你没辍学，所以你永远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哦，当然，你可以，也许，以你的方式进步到第10位，第11位，就像Steve。不过，我没有告诉你他在为谁工作，是吧？根据记载，他是研究生时辍的学，开化得稍晚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