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讽刺性越强，幽默感越弱讽刺性越弱，幽默感越强
不管西方幽默中有多少中国人看不惯的东西，但从根本上说，世界各民族的幽默其道理都是相通的，那就是：一方面淡化矛盾，消解对抗；另一方面也不回避分歧，即使在虚幻中也要软中有硬，软硬兼施，有时甚至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但前提是不导致情绪膨胀。通常，幽默都是戏谑性与进攻性的统一。戏谑一般是占主要方面的，但是也不能无视进攻性与戏谑性的相互消长。过分的戏谑不利于幽默意味的深化，过分严肃又可能使幽默失去沟通心灵的功能。有一个很著名的传说是这样的：
有一次德国大诗人歌德在公园里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遇到一个曾经尖刻地批评过他的作品的批评家。这位批评家傲慢地说：“我是从不给蠢货让路的。”
歌德没有正面反击，相反，他笑着退到路旁说：
我却正好相反。
从表面上看，歌德屈服了，但实质上恰恰相反，他毫不含糊地暗示：对方才是蠢货。歌德的妙处是表面姿态和留在逻辑空白中的暗示之间构成强烈的反差。
再讲一个犹太人的幽默故事：
摩西。门德尔松是18世纪德国的作曲家，而且具有典型的犹太面相和体态。
一天，他在柏林街上散步，不小心撞到一个穿军服的普鲁士军官身上。
军官粗鲁地叫道：“蠢猪！”
这时作曲家微微弯了弯腰，彬彬有礼地说：“门德尔松。”然后扬长而去。
这个故事的内涵与歌德的故事是相近的，但是更加冷峻，更加富于机智。本来，普鲁士军官发出“蠢猪”的叫声，是在骂门德尔松。但是，门德尔松非常谦恭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以后，这场对话的性质就变成了双方通报姓名。一方报出自己的姓名是门德尔松，则另一方相对应的就是“蠢猪”了。这里的进攻性，就隐藏在了“谦恭”之中。
幽默的主要功能在于缓解对抗，它与激化矛盾互不相容，因而其性质是软的；但是严肃性幽默的根本特点在于它所包括的矛盾冲突不可调和，最多只能是在形式上加以缓和，而在意志上（理性上）是没有调和余地的。即使在形式上让步，但在精神实质上也仍然保持着进攻性，这是一种标准的硬性幽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是马克·吐温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美国国会有些议员是****养的。
国会议员们自然大为恼火，纷纷要求他澄清或者道歉，否则要和他打官司。后来，马克·吐温的道歉声明出来了，他把原来的话修改为：
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不是****养的。
这和上面歌德的回答完全是一个模式。在形式上作了让步——从肯定句变成了否定句，但在内容上则丝毫未变。形式上加了一个否定词“不”，内容则根本没有任何改变，形式与内容的反差却更耐人寻味了。形式上的软，软到不能再软，可实质上是硬，硬到针锋相对，而且让对手无法反击；但是不可忽略的是，这种进攻是留在逻辑空白中的，因而又有一点软的成分。这种进攻性幽默，在某种意义上是很过瘾的；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又好像与普通幽默不同，那就是有一点火药味，情绪对抗并没有实质性缓解。一旦有了火药味，幽默感就大受影响了。说实在的，歌德和马克·吐温的回答更多的是反唇相讥，其中有多少幽默的成分是很值得怀疑的。
像这样的幽默进攻性太强，因而矛盾的淡化、情绪的缓和有限，留给对方的逻辑断层即使很小，也很难为对方接受，寻求沟通达到共享的余地就微乎其微了。
太强调进攻性容易使幽默由软变硬，硬到一定程度，幽默就变成讽刺了。
可以说：讽刺性越强，幽默感越弱；反之，幽默感越强，则讽刺性也就越弱。这可以说是一种讽刺与幽默的反比定律。
真正的幽默应在硬与软之间达到某种平衡。软中有硬，让你不疼不痒，又酸又甜。当然，绝对的平衡是不可能的。幽默本性是软的，因而戏谑性的倾向总是占有优势，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调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意味着较强的进攻性必须与相应的调笑相结合，若无足够的调笑性，则进攻性将转化为讽刺，而讽刺不是以淡化矛盾、缓解情绪为目的，是要激化情绪的。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对于陆军将领麦克伦未能很好地掌握战机向南方进攻感到不满，于是写了这样一封信：
敬爱的麦克伦：
如果你不想动用陆军的话，我想暂时借用一会儿。
敬爱你的
林肯
本来这是一封撤职的信，但是完全没有撤职的火药味，这是因为林肯用了超脱的方法，把撤职曲解为“暂时借用”由麦克伦所领导的陆军。这样不但矛盾淡化了，而且还创造了一种调笑的语境，好像没有撤职这回事似的。
但是这封信后来没有寄出，原因是这样的方法并不能改变事态的严重性。
说实在的，在面临这样的形势时，要根本改变事情的严重性是很困难的。首先，最大的困难在于你要把人家从固有的思路上挟持出来，然后让他不由自主地进入你的思路，与你埋伏在那里的结论猝然遇合，让他豁然开朗、恍然大悟，这对于受到实质性打击或损害过甚者是不可能的。其次，幽默长于以歪理传达感情，而不能让正理传达理性，因而幽默之理都不能实用，幽默的最大局限就是不能讲理。
讽刺的进攻性使幽默感减弱，但理性也因而加强，正因为如此，讽刺在社会批评方面有其优越性，这是幽默所不及的。故社会讽刺漫画的幽默感往往较弱，但其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非幽默所能代替，正如幽默不能为讽刺代替一样。切不可因为偏爱幽默而轻视了讽刺。有时进攻性是不可缺少的，请看下面一则小幽默：
哈利在河边钓鱼，哈利夫人在一旁唠叨不休。不久，一条鱼上钩了。
哈利夫人：“这条鱼真够可怜的！”
哈利先生：“是啊！只要它闭嘴，不也就没事了！”
这里，进攻性是很明显的，但也是很巧妙地隐蔽了起来的，哈利先生表面上说的是鱼，实际上指的是太太。由于这一点没有明说出来，是要太太自己领悟的，一旦她领悟了，进攻性也就淡化了。
还有几则前苏联的笑话可供参考：
苏联一家电台播放智力测验问答：
鸡和蛋哪一个先有？
解答者在一旁暗暗地答道：
从前两者都有。
很显然，这是在暗示现在鸡和鸡蛋都没有。这是在讽刺当时苏联的经济贫困。
**********颁布限酒令后，人们想要买到酒只能在指定销售处排长队。
一个莫斯科人排队排烦了，就嚷道：“我要到克里姆林宫把**********干掉。”然后转身离去。
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旁边人问他：“已经干掉了吗？”
他说：“干什么干啊！那里的队比这里还长。”
戈氏立意改革，颁布限酒令。居然，要干掉戈氏的人很多，这是讽刺俄国人的嗜酒如命。
你为什么坐牢？
我反对伊万诺维奇。
你又为什么坐牢？
我支持伊万诺维奇。
你呢？
我就是伊万诺维奇。
这显然是讽刺前苏联的特务统治的，不管发表什么意见，不管反对还是赞成，甚至被反对和被赞成，都成了罪行。
下面一则故事是讲发生在莫斯科地铁站的对话：
“公民您好。”
“您好。”
“请问您是KGB（前苏联国家安全局）的同志吗？”
“不是。”
“您以前是吗？”
“不是。”
“您的直系亲属中有在KGB系统工作的吗？”
“没有。”
“那么请你把脚挪开，你踩着我了。”
本来是一件小事，这位乘车者的脚被踩了，可是他却担心踩者是国家安全局的，甚至连国家安全局的亲属都是他所畏惧的对象。直到弄清楚二者均不是，才放心地告诉对方，踩着自己的脚了。这当然是进攻性的，但是仍然有相当强的幽默感，原因在于进攻对象不在现场。
这里所列举的故事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讽刺，进攻性都很强，但仍然相当幽默，原因就在于，其尖锐的矛头，都不是指向现场的对话者，而是现场以外的人物。
讽刺虽然具有幽默的意味，但讽刺性的幽默是有刺的，是锐化锋芒的，而幽默却是钝化锋芒的。如果要找典型的代表，可以钱钟书的散文为例，他的讽刺往往是“带毒”的。他在《谈教训》中说：“自己要充好人，总先把世界上的人说得都是坏蛋；自己要充道学，先正颜厉色，说旁人如何不道学或假道学。”经过层层引申，他转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来：
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真正的善人，有施无受，只许他教训人，从不肯受人教训，这就是所谓“自我牺牲精神”。
由此，他进一步推出了这样的结论：
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稀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训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真道学家来提倡道德，只像店家替存货登广告，不免自我标榜；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学，方见得大公无我，乐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
钱钟书讽刺的特点是以雄辩之姿态作诡辩之文章，表面上振振有词，左右逢源，全用类比推理，正推和反推并用，但是类比推理本身并不能成为充足的理由，不能作为推理的主要手段，更何况此中常常是把不全面的大前提来作为推理的根据，越推越显得荒谬，越是荒谬越是显得刻毒，正是因为刻毒，因而这种笑就没有温情，有的只是冷峻。这可以列入冷嘲，而不是热讽。这是一种智者的讽刺，妙就妙在于荒谬中见深刻，在歪理中见真理。正是这种歪中有正，不但使人发笑，而且使人深思。而一旦进入深思，就决定了讽刺不可能有多少温馨了，也就是说，它的幽默成分相对地说要减少了。
一般来说，笑是平等的，特别是幽默的笑，是双方平等的共享，但在讽刺的笑中，则有所不同。所以波特来尔说：“笑是意识到自己优越的产物。”拿这个说法来理解钱钟书带讽刺的幽默，是特别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