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许多人并不是不知道幽默需要灵活的思路，但就是灵活不起来。其原因之一是他们不了解幽默的语言和科学的语言不同：科学语言是客观的、理智的，以真为最高目标；而幽默语言则是主观的，暗含感情，必须通过玄虚化才能沟通心灵的渠道。这一点，在前面几章已经反复从各方面阐明了。但是即使明白了这个道理，许多人的思路还是不够灵活，原因是还有两重障碍，这就是道德观念的障碍和可行性的障碍。
一、克服道理理性障碍
道德理性障碍对于中国人而言可能比西方人更严重。不论在正式场合还是在非正式的场合中，当主持人介绍某人的成就时，这个人习惯的反应都是：“哪里？哪里！”在电影《苦菜花》中甚至有这样的场面，当一位姑娘和一位女干部初次见面时，姑娘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我是很笨的。”所有这一切在西方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一种传统美德，谦虚自然有其美好的一面，但往往也会使人显得缺乏自信。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最需要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滥用谦逊是不利于自由竞争的。
这种矛盾，在开会发言时最为突出。有一类莫名其妙的开场白，使谦虚失去了它本来的含义，变成了俗套。比如：“今天，我没有什么准备（或者‘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研究’），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大家参考。”其实这种开场白除了让人发腻以外，没有别的效果。
首先，就是不诚恳。实际上他认为自己的意见高明得很，如果你相信了他的话，真的对他的发言提出意见，他很可能脸上挂不住。其次，如果是在国际会议上这样说，就不成体统了。在西方人看来，把不成熟的、自己都不觉得有什么价值的意见拿出来，是极不严肃的。
无条件的谦虚本来就不合时宜，对于幽默来说更是大害。
二、故作大言与吹牛、抒情的不同
幽默的思路是很自由的，有时可以故作大言，甚至狂言，有时又可以故作蠢言。故作大言，因为有心照不宣的虚幻性，所以不涉及人的道德修养问题；故作蠢言，也不妨碍对人智力的评价。故作大言就是，好像是吹牛，而且吹小了还不够味，要吹得大发些才有耸动视听的效果。但是在本质上，故作大言与吹牛不同，吹牛是尽可能让人相信，而故作大言却要把牛吹得脱离现实，让人家一听就明白你是在故意吹牛，有意讲大话。
在故作大言方面，欧美人的确要比中国人放得开一些。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在葛底斯堡发生了一次大的战役，林肯总统在纪念这次战役的集会上，作了一篇只有4分钟但很著名、很有分量的演说，后来成了经典。有一位美国的老祖母这样夸奖她才念小学的孙子：
我孙子比林肯还聪明，他现在才8岁就已经会念葛底斯堡的演说词了，可林肯到50岁时才会念。
这样的大话，我们中国的老祖母是很难说出口的。当然也有例外。邻居家老太太，坐在门口看游行队伍，看了半天说：“这么多孩子走过去，没有一个比我大孙子漂亮的。”她真是这样想的，这就不是幽默，而是抒情。
抒情与吹牛不同，吹牛是明明知道自己所讲的话是假的，还要别人相信是真的；而抒情也许客观上并不真实，但情感上却很真诚。这是一种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只要有了感情，感觉就不一样了：情人眼里出西施；月是故乡明；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等等。这些感觉虽然不科学，但感情却真诚而可爱。
这也是一种价值，一种审美价值，是情感的诗化。幽默的感情，也是一种审美的感情，也很真诚，但是所说的话却是虚幻的，不现实的，是故意把话说得不现实，以免你误以为他吹牛，破坏了幽默的共享。
那位美国老太太显然是在故意耸人听闻：一方面是孩子才学会念课文，另一方面是美国总统所作的经典演说，最后竟得出了孩子比总统更高明的结论，只要有起码的常识的人都会心领神会其中的幽默。
正因为故作大言的幽默是充分暗示了语言的不真实，因而要幽默起来就得放开一点，不要怕人家误解你是在吹牛，把话讲得越大，人家越容易明白你的幽默。
三、故作大言和故作蠢言都能缩短心理距离
故作大言和故作蠢言一样，都是心照不宣的，因而容易缩短讲者与听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故作蠢言之所以不显得蠢，因为蠢得越是出格，越是不现实，双方越是心照不宣，越能超越现实的理性。1992年秋，福州大学学生会请我去他们学校作关于雄辩与幽默的报告。约定好了时间之后几天，对方打电话来说最好改期，因为原定日期与一个“青年歌手大奖赛”冲突，怕影响听众的人数。但是当时我的时间表已经排得很满，无法改期，就硬着头皮决定：原定日期不改。
在去福州大学的路上，我颇为不安。到了那里，看到会场外面还站着一些人，里面也还空着一些座位。看得出，外面的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弃我而去，并且会动摇那些已经坐在里面的人。我想首先得把这些人给稳住，尤其是那些站在门外的人。我走上讲台说道：
在来这里的路上，我想起了我在美国时念过一本关于演讲术的书，其中有一章是讲稳住听众的。方法很多，我只记住了一条，叫作“来会场的路上”，说的是把来会场时路上的即兴感想拿来与听众交流。我今天就用这个美国方法和你们交流一下。
我这样一说，那些站着的就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我接着说：
来这里的路上，我对怎样开头没有把握，因此设计了两个开场白。第一个是这样的：
今天本来是不敢来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怕对面的“青年歌手大奖赛”会把观众都吸引走；第二是我对这个问题缺乏真正的研究，也说不出特别有用的意见来。但是，你们学生会的同学十分热情诚恳，我只好硬着头皮来了。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批评指正。
刚说到这儿，听众就听出来我对这种老一套开场白的讽刺和调侃，就有人开始笑了，会场气氛活跃了起来。
我不动声色地继续说第二个开场白：
今天我还没走进会场，远远地看到一大堆年轻人站在走廊上，我十分感动。他们和已经坐下的各位同样使我钦佩，因为很显然，他们在两个会场之间进行了痛苦的选择。最后终于在唱的和说的之间选定了说的，在少男少女和老头子之间选择了老头子。我想他们一定坚信：说的比唱的好听，老头子比青年歌手更有魅力。对于你们的信任我表示衷心的感激。
我这么一说，会场里轰地一下子笑了起来，掌声热烈地席卷了全场，走廊里那些人很快挤进了会场，填满了空着的座位，连过道也被堵得水泄不通。
在这里，我采取了一个故作大言的思路，公然说自己老头子比少男少女更有魅力，自己的演说比唱歌还更吸引人。因为多多少少有点夸张，所以人家不会说我不谦虚。相反，对我故意夸大的坦率和自信，表现出欣赏和兴趣，这就缩短了我和听众之间心理上的距离。
四、固定语义和临时语义之间的错位
“说的比唱的好听”，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话说得漂亮，行动却跟不上，不负责。可是在我的行文中却产生了一个临时的意思，那就是我的演讲比青年歌手唱的歌还动人。这个临时的语义之所以没有被听众理解为吹牛，就是因为它和它原来的意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反差，或是说“错位”。按固定的意思我的演讲可能是漂亮的空话，而按临时产生的意思，则我今天讲的话魅力超群，两种相反的意思同时并存在一个俗语中，两种不同的思路在这里交错着。
叔本华在解释他的观念与客观实体“不一致”产生笑的理论时说：这种不一致也“包括用一个观念勉强包容两种不同的东西”。这有一点儿像我上面说的现象，但我觉得他的说法并不完善。因为他只说这两个东西与概念之间的不完全一致，却没有说明这两个东西也要有相互一致的方面，它们的关系是一种“错位”的关系，就像人的关节错了位，两个部位是不密合的，可又是分不开的；而联系在一起又是痛苦的，可又不得不勉强凑合。
“说的比唱的好听”在这里意思很丰富：第一是它的约定俗成的意思——漂亮的空话；第二是临时性的意思——我的演讲比青年学生的歌声更有魅力。二者构成了一种“错位”的关系，在表层语义上我故作大言，在深层语义上我又充满了与听众沟通的自信，二者复合就构成了幽默意味。这种意味是在语言的复合结构之中的，虽然没有讲出来却被在场的听众感觉到了，不但感觉到了，而且领会到了，于是心理距离就缩短了，情感趣味的桥梁就沟通了。
这样的效果，不但是不同观念的“错位”造成的，而且是不同思路的“错位”造成的。不克服道德上那些所谓谦虚、谨慎的无形束缚，思路是不可能获得这样的灵活和自由的。
这种自由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自由。
五、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错位”——李逵和马克·吐温是否不道德
要幽默就不能把实用、理性的道德价值观视作唯一的标准，对于某些表面上违背道德的语言，不呆板地进行评价。幽默有另外一套价值体系，它和道德的价值体系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相反，幽默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是互相“错位”的。在看电影、戏剧或小说时，我们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只简单地问：“是好人还是坏人？”
有时某些现象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是不道德的，但是在艺术上却是很成功的。比如《水浒》中的李逵在江州劫法场，杀得性起，连围观的群众都被他“排头砍去”。在这以前，他本想招待宋江，可钱赌输了，只好骗宋江，说是自己有一锭大银子解不开，暂且向宋江借一点银子。事实上，是拿了去再赌，期望能够赢回来，不想又输了，只好跑到江边去抢浪里白条张顺的鱼。这一切从道德、纪律的理性来看都是恶劣的，但是没有一个读者会因此而责怪李逵的残忍、无赖。因为书中的人物是经过艺术加工的。读者可以超越这一切，欣赏他的天真、鲁莽、义气，这是一种艺术价值而不是道德价值。大概也没有人看了这种描写会去学他，到处杀人、抢东西。
李逵的例子也许离我们太远，我们举一个近代的例子。
有一次有个记者问马克·吐温：“你是喜欢比较长的演说呢，还是比较短的演说？”马克·吐温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讲了一个故事：
一次，一个神甫在讲传教士在非洲传教时所经历的艰苦生活和种种经验，那是非常动人的，当他讲了10分钟时，马克·吐温决定捐献20美元。当他讲到了20分钟时，马克·吐温决定只捐献10美元。可是这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1小时，最后当捐款的口袋拿到马克·吐温面前时，他不但没有掏1分钱，反而从袋中偷去了2美元。
你会不会因此觉得马克·吐温有小偷小摸的习惯呢？当然不会。原因很简单，这个故事说的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情感问题，也就是对那些长篇大论的厌恶。故事把这种厌恶夸张到了“宁愿去当小偷，也不听那种演说”的程度。正因为马克·吐温知道幽默表达情感的价值不同于道德理性价值，他的思路才如此自由，如果混淆了这两种价值，马克·吐温是不可能用“偷2美元”这样夸张的说法来表现他强烈的情感的。
道德较之情感，在一般人心目当中是占有先天优势的。因而，要有很强幽默气质的人才能自由地超越它。
六、排除现实可行性的束缚
除了道德与理性的约束之外，许多人不能充分发挥其幽默的潜在能量，是由于有太多可行性的考虑。
人们都自发地倾向于不说废话，谁也不愿意自己的话落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观点、计划、方针、方案、办法能付诸实践，这在价值观念的分类上叫作实用价值。实用价值观是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人和自然界打交道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延续生命、愉悦生命的需求，不能满足这些基本需求，人类就很难生存。
而幽默就是要让情感与现实拉开足够的距离，进而超越理性。
通常我们说话不外乎两个目的：一个是真的，也就是科学的，能提高人的聪明和能耐的；另一个是有用的，能解决问题的，至于能不能表达情感那是次要的。如果拿这两条标准来衡量幽默话语，则它既不真实，也不实用，但是它却能沟通情感。
半夜敲门声惊醒了正在熟睡的医生，来人说有人得了急病：两只老鼠钻到了那人的肚子里。医生不慌不忙地说：“那很好办，捉一头猫来，让他吞下去好了。”
猫是不能当药吃的，但没有用的药方为什么要说出来呢？他不是在宣传科学，也不是在讲究实用，因而从实用的观念来看，可能是废话；但是它又是挺有用的，它的用处，就是交流人的情感，调节人的情绪，让紧张的神经放松一下。
许多人之所以幽默不起来，原因就是他们总以为每一句话都得是真实或实用的才有意义。用学术的语言来说，他们只懂得科学价值、实用价值，却不懂得情感的审美价值。当然也就不懂得幽默的“审丑”价值。
他们不懂得幽默的思维结构就是情感与理性和现实的“错位”的结构，只要不是绝对背离，“错位”越大效果越强，而“错位”越小效果越弱，如果小到重合了，就没有幽默感可言了。
而要想幽默得起来，则必须把情感和实用拉开距离，有充分的能量和自由去超越实用。思路被限制于理性的思考上，就不能灵活转移到情感交流上来，就会陷于被动。这在哲学上叫作失去了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首先是价值观念的自由，其次是思路的自由，最后才是语言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