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优美的比喻和幽默的比喻
为了把话讲得生动一些，人们常常求助于比喻。比喻的妙处在于准确。准确的比喻，易于传情达意；不准确的比喻，会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在一般的语境中，比喻贵在准确、精致。比如说，你面前有一条小河，是新开的人工河，它很直，不像天然的河道那样弯弯曲曲。根据它笔直的特点把它比作琴弦。这个比喻挺有诗的抒情性。但是把它比作电线杆子或棍子行不行呢？不行，有点滑稽、可笑。为什么呢？因为琴弦不但直，而且和优美的乐曲联系在一起，而电线杆子和棍子却没有这种美妙的联想。要追求比喻的诗意，不但在外表形态上要准确，而且在联想和暗示意义上要和谐，稍不注意就会不伦不类，大煞风景。
但是如果你不追求诗意而追求幽默感的话，不妨比得不伦不类。如把小河比作棍子、筷子、电线杆子，可能引起会心的微笑，比作琴弦就不能给人带来欢乐了。又如，把孩子的脸比作苹果，如果要更准确一些、更优美一些，可以加一点形容说：只是比苹果多了两个酒窝。要来点幽默的趣味就不要这么精致，而应该往不伦不类的地方去想，例如说：孩子脸红得像红烧牛肉似的。
在人们的心理定势中，诗的美妙倾向通常占着优势，因而很少有人往不伦不类上去费心思。比如说，你对学习演讲的听众说，演讲应该短小得像智慧发出的火花，这是很有诗意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林语堂用过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演讲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因为不伦不类，就有点令人忍俊不禁了。
有一次，我参加毕业学生的联欢会，被安排在会场的中央就座，学生们是出于尊重，但实际上却阻断了我和学生的交流。我很想说这样不好，把我安排在当中好像众星捧月一样，但星星和月亮却无法对话了。转而一想，这样太抒情了，于是我改用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说：“我希望今后开联欢会不要把我们这些老头子安排在会场中央，因为这太像婚礼中的新郎和葬礼中的死尸了。”我一说大家都笑了。
事后，我分析自己的语言，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那个“葬礼中的死尸”，虽然不伦不类，但是自我调侃变成了自我丑化，在分寸上有点过分，因为这是个联欢会，大家又很尊重自己，而自己却这样不自重，把大家的尊重看成可怕的事，这有一点煞风景，这个比喻不成功。前面一个比喻，把自己比作新郎，固然与作为老教师的身份不一定和谐，但拉开的距离不大；如果把“新郎”改为“新娘”，拉开的距离就更大了，反差幅度更大，因而也就更可笑了。
由此可见，不伦不类的比喻之所以具有幽默意味，就是因为它不和谐、不相称、不一致，因而要尽可能拉开距离，以扩大这种不和谐，所以“新娘”比“新郎”来得幽默。但距离也不是可以无限扩大，如新娘令人联想到婚礼，这与当时现场的联欢气氛又是一致的、和谐的，而葬礼中的尸体，虽同为注意的中心，但是与联欢的气氛却不和谐，无法自然过渡。可见，幽默感不仅仅来自表层的不一致，而且和深层的一致密切相关。
可以说，幽默感的精致，就在于一致和不一致的统一。
因而不伦不类不是绝对的，表层“错位”，深层却是“复位”，不和谐中又有和谐。在一个层次上拉开距离，在另一个层次又能缩短距离，这就是不伦不类的比喻的结构特点。幽默是一种复杂的高级精神交流，如果光是表面的不伦不类，就太简单、太低级了。对幽默过分简单地理解，可能使幽默降格为滑稽。
人们通常在诗中倾向于追求美化，比如一个人在唱歌，恭维他一下，可以用诗的比喻、美化的方法，例如：唱得好，好像小溪流水，又像春风细雨。但幽默则相反，往往以“丑化”见长。你可以说：好什么呀，驴叫似的。由于两者太不相称了，这种不和谐的反衬，至少有一点滑稽的味道了，当然还不够幽默，太尖刻了，太不友好了。比喻的距离虽然拉开了，心灵的距离却不能缩短。
二、尖刻的幽默与温和的幽默
运用不伦不类的比喻是很容易的，但也要有比较不同凡俗的意味，如果意味太俗，就难免停留在滑稽的水平上。许多评论家都曾指出，鲁迅的散文、小说很幽默，也有不少评论家指出钱钟书的《围城》也很幽默，但二者风格不同。鲁迅的幽默往往来自于歪理歪推，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不少了。钱钟书的幽默则往往来自不伦不类的比喻，在《围城》中几乎凡有幽默感之处，差不多都有不伦不类的比喻。例如在《围城》第一章，钱先生通过从欧洲留学归国的苏小姐的眼睛（自然是带一点成见的）去看风骚的鲍小姐：
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苏小姐觉得鲍小姐赤身露体，伤及中国国体。那些男学生……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这里的比喻之所以幽默，首先是因为本体与喻体之间的不伦不类，把风骚女人的肉体比作熟食铺的肉和“真理”。两个比喻，从俗气和典雅两个极端上拉开距离，由于逻辑的复合性的反衬的效果，显得极端不和谐。其次，对于这两个比喻的解释所提出的理由也是不和谐的，熟食铺的肉是动物的肉，是死的；真理的“赤裸裸”，是不用掩盖之意，并非指肉体。第三，这里的意味，不仅在于对风骚的鲍小姐的讽刺，而且也在于对苏小姐带有成见、嫉妒、挑剔的女性眼光的讽喻。
钱先生在《围城》中运用这种不伦不类的比喻太多了，很多有十分明显的居高临下之感，因而过分尖刻的也屡见不鲜，故钱先生的幽默感不够宽厚，不免时时被辛辣的讽刺所淹没。如在《围城》第二章，写方鸿渐留学四年，回到家乡小镇，他的感觉是：“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的事，说四年前的话。甚至认识的人里边一个也没有死掉。”这就非常刻薄，好像巴不得那些思想麻木、停滞、陈腐的乡亲死掉。鲁迅在《祝福》中，写他回到故乡鲁镇，也是厌恶人们思想没有任何变化。但是，鲁迅只是写人们没有什么变化，对于封建礼教的代表鲁四老爷的描写也只是：
他比先前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
同样是厌恶思想意识的麻木和陈腐，同样是很幽默，但鲁迅的幽默就温和得多。因为这里，没有钱钟书那种恨他不死的愤激，有的只是对其沉浸在自己愚昧而陈腐的观念中的可笑可怜的洞察。
钱钟书在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中，有一篇讲到《伊索寓言》中蚂蚁和蟋蟀的故事：蟋蟀在冬天向蚂蚁借粮，蚂蚁不借，蟋蟀就饿死了。据说作家就是蟋蟀的化身。钱先生由此推断，作家活着时那些亲戚和朋友都是不借粮的蚂蚁，而死后却借作家的名字来赚钱，如写回忆怀念文字之类。这就几乎把所有写悼念文章的人一棍子打死了。又如把那些没有艺术欣赏力的批评家比作身在后宫美女之中的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为力”，这都是刻毒有余的。而鲁迅除了在某些杂文中用语尖锐，在散文中，特别是在回忆自己童年时代有所交往的人物，其幽默常常很温厚，这是因为他常常把自我调侃的成分渗入牵强附会的类比和推理之中。如《父亲的病》中，一开头就写了这样一个中医：
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便非一百元不去。他们只得都依他。待去时，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钱，第二天又来请了。他一到门，只见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药，好得多了，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仍旧引到房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没有脉，于是点点头道，“唔，这病我明白了。”从从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
“凭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画押。
“先生，这病看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主人在背后说。
“可以，”他说。于是另开了一张方：
“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
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可是鲁迅却写得十分含蓄，一点愤激之情都不直接流露出来；特别不直接写病家如何悲痛，而是强调医生的可恶，着重突出病家的从容，医生的狼狈，但是也狼狈得从容而可笑。幽默心态和讽刺的心态最大的不同，就在从容与否上。
三、契诃夫的幽默为什么不尖刻
为了减少不伦不类比喻的讽刺性、攻击性，一些幽默大师对所嘲弄的对象给予同情，写出他们的善良。如契诃夫在《宝贝儿》中写那个没有个性的女人，她跟上什么男人，就用什么男人的职业语言讲话，闹了许多笑话，但对于自己的尴尬并不感到委屈。契诃夫还把幽默和自我调侃结合起来运用，攻击对方的锋芒可能因自我调侃的趣味而钝化。
在文学史上，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向来不和谐，因而作家对评论家常有不客气的尖刻比喻。例如：评论家是寄生在作家身上的虱子。这样的比喻太凶了，把评论家当作吸血自肥者。有新闻记者问契诃夫对评论家的看法。契诃夫说：作家是马，正在耕田，而评论家则是一群牛虻，它们不断地去叮马的屁股，弄得马不得不停下来用尾巴把它们赶走。契诃夫把评论家比作牛虻，虽然也是吸血的，但是，并不太尖刻。这不仅是因为牛虻有翅膀，比虱子总要体面些，还因为契诃夫把作家也比成了动物，也是很无奈的。
这两个比喻之所以不显得尖刻，原因在于契诃夫在这里降低了作家的心理优势（也是动物），增加了作家的可怜相，双方无声的对抗缓和了，幽默的品位就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