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太好，反而不讲理了。爱情就是强烈的感情。情和理，是矛盾的，强烈的感情，就是强烈的不讲理。这也是人性的一个缺陷，当然也是人性的一个优点。动物就没有这样的水平，不是么？
感情太好，反而不讲理了。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讲理的；人又是不讲理的动物，因为人是有感情的。人性的美好，就在这种矛盾之中。
不但中国这样，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女孩子是最坦率的了。有一个说法，如果你和一个美国女孩子相识还不到一天，你向她提出，是不是可以来个一夜情，她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并不觉得你这个人有什么神经病。可如果你才认识她一天，就提出要和她结婚，那她肯定认为你是个神经病。在美国大学里时常有些煞风景的事。有一种就被叫作约会强奸（date rape）。弄到听证会上，女方控诉男方：“我说了，no！他可是偏偏强迫我。”男方说：“我听不懂你的话，你就是同意也是一样讲no！no！”。
这里涉及另一个学科——语义学（semantics）的问题。每一个词语的意义并不是固定的。实际上，词语在不同语境下的意味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词语，有时是这样的意思，有时又是相反的意思。如果你对于变化万千的内涵没有体悟，就不能有效地交流。
我有一个叫程少堂的朋友，在深圳做中学教育工作，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比较调皮，经常在外面玩得不想回家。他妈妈做好饭就很亲切地喊：“少堂，吃饭喽。”他不予理睬。喊了几声他妈妈就有一点火了：“程少堂，吃饭！”这就比较正规、比较严肃了。但他还是不理。这样子还交流不通，成何体统，他妈妈就发威了：“程少堂，狗日的，吃饭！”儿子马上就规规矩矩地坐到桌子边上了。
无效的交流很快地变成了有效的交流。
这是很严厉的话语，是对儿子的警告。用的是什么话？骂人的话，骂得很凶。从词语的本初意义上来推敲，这不是骂儿子的，而是骂自己的。可是这种骂自己的话，对儿子很有威慑力。但是，这样的威慑性话语的使用有两个条件：第一，只能是她独家用的，任何他人使用一下，她就要不客气了，包括使用武力；第二，只能是对他儿子使用，如果是对别人的儿子就可能无效，而且还可能引起“武装斗争”。
鲁迅在《论“他妈的！”》中讲到旧中国骂人的话“他妈的”使用率很高，是很不文明的“国骂”，但有时会变成类似“我亲爱的”这样的词语：
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这个例子和前面的一个例子一样，是非常极端的，但也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就是从词典语义来看是侮辱人的话，在特殊的语境中，却可能成为极为亲切的语言。交流是要用语言的，但同样的语言，能否能成为有效交流的手段，是要看对象和语境的。
美国有一本谈交流的书，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讲你必须确立一个观念：交流对象，无论是你的同学、同事、父母、师长，或者是谈判对手，你都必须明确的是，他和你是不一样的人。他的内心图式和你不一样，在同样的词语面前，他的感觉、知觉、想象，和你不一样，他才是他自己。他的思维逻辑也和你不一样。所以，在同样的情景面前，你看到的，他看不到；他看到的，你又看不到。但不管他和你多么不同，你还是要尊重他。因为只有尊重这种差别，日后在漫长的对话中，在生活实践中，你们的图式才能相互开放、调节。因而我们要学会和现代人交流，学会尊重人，首先就是要学会尊重和你的想法不一样的逻辑，不一样的感觉，就像贾宝玉尊重林黛玉，不和她吵嘴顶牛一样。
举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在钱钟书的《围城》中，方鸿渐和孙柔嘉订婚以后，喜欢发发怪论：
他对自己解释，热烈的爱情到订婚早已是顶点，婚一结，一切了结。现在订了婚彼此间还留着情感发展的余地，这是桩好事。他想起在伦敦上道德哲学一课，那位山羊胡子哲学家讲的话：“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存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下的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都是吃剩下的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从恋爱到白头偕老，总有最好的一颗，留着做希望，多好？”
他嘴快把这些话告诉她，她不作声。他和她讲话，她回答都是些“唔”、“哦”，他问她为什么不高兴，她说并未不高兴。他说：“你瞒不住我。”她说：“你知道就好了。我要回宿舍了。”鸿渐道：“不成，你非讲明白了，不许走。”她说：“我偏要走。”鸿渐一路上哄她，求她，她才说：“你希望的好葡萄百挑不厌，我们是坏葡萄，别倒了你的胃口。”害得方鸿渐忙不迭地赔礼道歉。
不可否认，人性是共通的。但是，这种共通是基本心理素质的共通，尤其是在理性方面，人与人之间是比较容易调整其关系的，而感情方面则比较复杂。一般情况下，关系越是亲密，越是情投意合，人与人之间就越容易求同存异，容易调整其间的差异。但是，一旦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达到一个峰值，进入一定境界，就产生一种全面求同的倾向，不容忍任何相异，这在恋人们之间为常见。其结果就是对人苛刻地挑剔，甚至有意扭曲。在上述例子中，就是因为关系过于亲密，孙柔嘉不能容忍方鸿渐有任何感情错位，采取有意歪曲的办法，不是调节，而是反调节。她任性地扩大差异，把方鸿渐本来是泛指的事、哲学性的调侃，引向特指，转化为针对自己的贬抑，有意把矛盾激化，把恶意强加给方鸿渐，并且加以极端化，硬说方拿自己比作坏葡萄。这是明显的歪曲，又是故意错位的逻辑，表现的恰恰是恋人之间的挑剔、赌气，压倒对方的意气用事。如果互相没有感情，是没有必要全面求同的，也就不用赌气了，不用歪曲了。
连感情很好的人之间都不讲理，都会有交流的障碍，可见交流是多么不简单的事了。
如果不明白上面我们所说的道理，不管你是有理还是无理，都寸步难行。“事实”并不是中性的，经过你的叙述以后就带上了你的感情与价值观念和你的偏见。每个人都有偏见，包括我讲偏见的时候我就有偏见——这正是交流的障碍。所以，西方最新的交流理论讲：不是事实胜于雄辩，首先是事实如何被叙述，而要把事实叙述得使对方能够同化，那就要把对方的感觉、经验、趣味、观念、价值都考虑进去。因而在西方雄辩术里，“事实有待于雄辩的叙述”是“事实胜于雄辩”的前提。
皮亚杰说信息只有被主体的格局同化了才能被感知，更为极端的德里达认为：正是因为人的话语都要被听者同化，经过听者同化的经验、想象、感觉、话语就带上了另一种价值取向。这就是说，误读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感到很悲观。人与人之间不但不能心心相印，而且从根本上就是互相不能理解的。当然，这有些片面。学者伽答摩尔对此就持反对意见：反向同化、误读，并不是绝对的，毕竟人类的文化、思维总有相通的一面，交流双方总会有至少一个“共同视阈”吧？
其实，人并不仅仅只能看到符合自己经验和价值取向的东西，也能看到与自己经验和价值取向相反的信息，只是比较困难而已。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交流是比较困难的。正是因为困难，才产生了交流这门学问，才有讲究幽默的必要。
二、情绪膨胀导致理性失落
正是由于缺乏口语交流的自觉，社会生活中才充满了多余的冲突。在我们的大街上，发生了那么多激烈的、凶恶的谩骂；在商店里，有那么多意气用事的争执；在公共汽车上，又有那么丑恶的推搡；而在家庭中，夫妻吵架乃至动武更是屡见不鲜。如果是为了什么原则性的大事倒也罢了，但这种争端往往起因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点小小的摩擦，可能会引发一场仇恨的大风波。最极端的，往往还会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甚至是当事人的死亡。
遗憾的是这样的事天天都在发生。
宝贵的精力浪费了，人格降低了，社会空气被污染了，感情伤害了，难不成还需要有一本“吵架心理学”来研究这个课题？吵架及其后果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矛盾激化前的一刹那，双方之中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幽默感的话。
吵架始于争执，一般有一个敌对情绪积累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双方互动的。
争执不同于讨论，其开端往往并不是双方全面的对抗，而是局部的对立，但是这种局部的对立常伴随着情绪的对立，往往还在对抗中渗入了敌意。吵架的爆发不取决于事情的大小和后果的严重与否，而是取决于双方敌意情绪膨胀的程度。如果一方有足够的心理控制力，则敌意便有可能得到缓解，对抗递降。
控制什么呢？控制刺激性，首先是语言的刺激性，其次是表情的、躯体语言（动作）的刺激性。同时还要掌握时机，对抗处于逐步递进状态之时，比较容易控制，只要是尚未达到全面敌意的临界点，控制还是可能的。但是，一旦情绪对抗超过了临界点，双方都陷入失控状态，局部的敌意会变成全面的、恶性的敌意，控制就非常困难了。此时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甚至是行政、司法的强制力，恐怕控制和缓解是不可能的。
敌意和对抗是互动的，控制也是互相的。如果一方在控制，使情绪得以缓和，但另一方不能控制，则递降的情绪又可能变成递增。此时只有超强的控制力，才能有效地缓解对抗。
举一个我在演讲比赛中听到的例子，一位很有名的干警，他有许多优秀事迹。但是演讲者只选取了一个场面：在他值勤的时候，一个小痞子，骑着摩托车违规了。这位干警向他敬了一个礼，说明情况，开了罚单。那小痞子不分青红皂白，一拳头就打到他脸上，警帽都被打落到了地上。这位干警不慌不忙地把警帽拾起来，又敬了一个礼，平静地说明开罚单的理由。这下子把小痞子镇住了：“我服了，我再也不好意思在你面前违规了。”
情绪的爆发，往往是一方坚定地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情绪最容易失控并迅速产生敌意。像这位干警那样，在受到侮辱和伤害的情况下，还能够控制情绪的人，是意志力非常坚定的人，是非常崇高的人。这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境界。
对情绪不加控制，会造成“敌意情绪互动性膨胀”，使争执变成吵架。吵架的形式是语言、行为的全方位敌对。由局部的对抗，变成全面的对抗；由观念的对抗，变为人格的敌对。最严重的敌意会膨胀为仇恨，对人的仇恨会导致对人身的攻击，由语言的攻击变为对躯体的攻击。这样的悲剧，往往在最为亲密的人之间也是很难避免的。
2007年3月29日，福州《东南早报》登载了这样一则社会新闻：一对结婚3年的小夫妻，同在泉州一家工厂打工。近来双方陷入“冷战”，原因是男方怀疑女方的行为不轨。女方无论去什么地方，男方都要寻根问底；女方只要和别的男性说话，男方就看着不顺眼。但是，双方只是处在情绪对立阶段，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对抗。很明显，男方之所以如此，是出于一种狭隘的“爱”，但这种“爱”带着某种专制性。女方为了反抗这种专制，采取的是“冷战”的策略，这便使双方情绪的对立激化了。这一天，双方又因琐事吵架，在情绪上顶牛，在语言上互不相让。这表明，情绪对立变成了情绪对抗。后来，男方拿出刀威胁女方。这就是说，情绪已经接近失控，情绪的对立变成了身体上的对抗。这时，语言的宣泄，已不足以缓解双方的敌对情绪，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这种临界状态持续时间是十分暂短的。此时，事情的发展瞬息万变。如果女方适时控制敌意，哪怕是暂短的沉默，也可能使男方从临界点上撤退回来。不幸的是女方不但没有意识到男方情绪已达临界点，而且使用了刺激性的语言：“你有本事，就砍啊！”其结果是悲剧发生了。女方被砍得血肉模糊，头部10刀，面部3刀，躯体10刀。
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其深层的原因，当然在于人类心理上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矛盾。情感由于其敏感性和膨胀性，从产生敌意到最终爆发，往往是瞬时的。尤其是在特殊语境中和特殊对象面前，人会展现其野性的一面。理性是可以预测的，而野性是不可预知的。理性的决策是预计后果的，而野性的冲动是来不及考虑后果的。
要防止吵架就要防止隋绪失控，而防止情绪失控则应当从防止情绪膨胀开始。防止情绪膨胀自然有许多方法，如礼貌等等，但最好的方法还是幽默。对立的情绪尚未越过临界点之时，缓解是可能的，一旦越过了临界点，要想缓解则相当困难。要幽默得起来，幽默得有效，就必须赶在情绪爆发的临界点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