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理也有讲不通的时候
许多人幽默不起来，并不是没有幽默天赋，而是因为有心理障碍，其中最主要的是不敢讲歪理。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话自然有其的道理，但并不绝对，得看情况、看对象。还有句俗话叫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理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通行无阻。有理讲不清的情况，我们在前面一讲已经说得很多了，这里不再赘述。因而，人们不能对辩论寄予太高的期望。但是，有一条必须明确，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说，真理终究会被实践证明。可是，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要证明真理，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甚至有时一个人生命的长度都是不够的。如果光是消极等待，人岂不就白活了，在真理未被证明之前，人与人还是要交流，在真理已经被证明以后，人与人更要交流，因为总有人感觉不到真理已经被证明了。交流要讲效果，无效的交流不但没有正面的作用，而且还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所以，同样一个道理还有个如何讲述的问题。
这就要看“语境”。
通俗地讲，“语境”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是对象，包括对象的修养和当时的心情等；第二是具体环境，主要是现场的情形。有许多真理是不适合在公开场合下讲出来的，在某些情况下，莽撞地把事实真相讲出来，只能坏事。所以，在亲朋中有“善意的谎言”之说。而外交官常常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说谎，如果他处处讲真话，可能就要犯叛国罪了。对于错话的纠正也一样，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直接批驳，只有在很特别的情况下，当场指出别人的错误是合适的；对于错误的活语，用雄辩的正理纠缠到底，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好心办坏事。
认真观察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人们每天所讲的话绝大多数并不是一本正经的正理，除了课堂上、会议上和所谓正式的场合以外，在日常交往中人们需要时常讲点“歪理”来轻松一下。有时正常的逻辑推断，不但不能使人高兴，反而使人生厌。俄国作家契诃夫在一篇叫作《文学教师》的小说中，写一个语言无味的地理教师，他总是说一些过于浅白的正常道理，弄得人哭笑不得。比如主人公尼基京结婚了，他说：“你以往没结婚，所以过单身生活，现在你结婚了，就要两个人一起生活了。”这不但没有味道，而且暴露了他思想很贫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说话显得很聪明，因而总是说一些有理的话，但要有幽默感，就得敢于说不合理的话，就得学会编织一些善良的谎言，学会讲歪理。
如果你的朋友脸色近来变得越来越红润了，你说这是由于他身体健康，营养丰富；过了几天，他又变黑了，你说他是由于到海滨度假，多晒了太阳。这合乎正理，很科学，无可辩驳。但这样的因果推断如果有上千条好处的话，至少也有一条不足之处，那就是它不幽默，听起来没有什么趣味。如果你不这样说，而是说他脸红是因为多吃了红烧牛肉，脸黑又是因为多吃了乌贼鱼，心都吃黑了，所以连带脸也变黑了。这种因果推断，明明不正确、不科学，但是如果它有上千条坏处，至少也有一条好处，那就是很有趣，有点幽默的味道。多少人想幽默而不能成功，原因是他们对讲一点歪理还有不由自主的心理障碍。
二、不敢讲歪理的心理障碍之一：正理使人肃然起敬
不要去埋怨自己缺乏幽默细胞，而应该切切实实地去排除有碍幽默的心理障碍。
最常见的有碍幽默的心理障碍就是不管什么时候说话都一本正经，力图让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符合正理。有些人思想僵化、古板，自然幽默不起来，即使那些头脑很灵、平日里很雄辩（甚至很诡辩）的人都不一定幽默得起来。雄辩的逻辑推理是很严密、很正规的，但是却没有幽默和使人轻松愉快的效果。
雄辩在古希腊、罗马非常受人重视，那时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演说家、雄辩家。在公元一世纪，古罗马的著名教育家昆提良甚至开设了雄辩学校。我国先秦也有游说之士，进行过许多雄辩的实践。
总体来说，雄辩的特点和一般的论述不太相同，一般的论述，都以自圆其说为要务。但是，不管从纯理论还是从实际的交流来说，自圆其说，并不一定可靠。
一般的自圆其说，就是通常所说的论证。根据自己的论点，选择和论点相一致的材料，进行论证。这里有个极大的漏洞，那就是“选择”，既然是选择，就意味着排除，把和自己的观念一致的留下，把和自己的观念不一致的排除。这很明显是片面的。在这方面，现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这样的证明不可靠。有一个著名的命题：一切天鹅都是白的。如果你要论证它，就得列举一切可能的证据。例如，古人看到的天鹅是白的，今人看到的天鹅是白的，中国人看到的天鹅是白的，外国人看到的天鹅是白的。能不能证明一切天鹅都是白的呢？不能。因为人的经验是有限的，而一切天鹅都是白的，所指却是无限的。有限加有限加有限，加到n次还是有限，不可能变成无限。相反，在有限的经验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例外，只要出现一只天鹅是黑的，那你这个“一切天鹅都是白的”就被推翻了。这时，轻而易举地得出的一个结论——“并非一切天鹅都是白的”，却绝对是没有错的。
所以波普尔认为，举例证明，往往是无效的，相反，发现反例，对命题加以“证伪”，却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阶梯。科学的发展，就是不断地“证伪”、不断地“试错”的过程。
通俗地说，寻找白天鹅并不重要，寻找黑天鹅，才是论证要义。
波普尔的这个学术理论也可能有些绝对化。但是，对于人际交流却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对于任何一个论点，光是达到自圆其说，很难说服对方，要证伪对方的论点，才可能进行真正有效的交流。这样的交流，就达到了雄辩的境界。雄辩着重于反驳，也就是破解对方的自圆其说。但是，光是破解还不足以使自己的观念立于不败之地。西方有一种理论说，当你和对方进行辩论时，双方的论点不谛南辕北辙。你要说服对方，就很可能陷入聋子的对话的绝境。要使说服成功，你就得从双方认同的前提或者材料出发。如果你能从对方的前提或者证据演绎出对方的错误，那就超越了一般的论证，达到雄辩的水准了。
最近，西方的雄辩理论又有了发展，就是“以你的道理来论证我的立场”，用英语来说就是“Justify my position in your terms”。其实，用中国古典雄辩术的语言来说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最佳的雄辩，是用对方的事实、逻辑为自己的立论服务。这就是在破解对方自圆其说中实现自身的自圆其说，或者说得通俗一点，就叫作“他圆其说”。我们引一段《庄子》上的经典段落来阐释一下：
庄子与惠施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曰：“僚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子之不知鱼之乐，固矣。”
一个说：鱼游得很开心。另一个说：你不是鱼，怎么能知道鱼是否开心？对于这样的抬杠，本来庄子要反驳，有多种选择。可以反驳他的大前提：照你这么说，除了生物的主体，对自己的内在感知有直接的经验，心中有数以外，其他生命没有直接经验，对之就一无所知了？那间接的经验、普遍的规律、演绎推理就完全没有作用了？但是这样反驳比较费事。因为，对这个原理没有显而易见的共识。根据辩论术，反驳对方要以双方的共识作为论证的前提，才可能雄辩，否则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庄子的聪明在于不但不反驳对方的大前提，而且直接从对方的大前提出发演绎出反驳对方的道理：既然你说，我不是鱼就不可能知道鱼快乐不快乐，那么，你不是我，你怎么能知道我不知道鱼是否快乐呢？如果你的前提是对的，那么你的结论就是错的。这种在逻辑上的反驳叫作导致荒谬。由于对方的前提所导出的结论明显荒谬，故前提肯定是错误的。当然，惠施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是死死抓住这个对方认同的大前提演绎下去，向自己有利的方向推演：我不是你，就不知你如何；但如果你承认了这一点，也就承认了生命的内在体验，只有个体本身才能知晓，这就说明，你不是鱼，肯定不知道鱼是否快乐。但是，庄子并没有妥协：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女（按，同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说：请回到原本的论题上来，你原来说，我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不快乐。这里的“安知”，有两个意思：一是你从哪里知道；二是，你怎么可能知道。也就是说你的话里有一个“吾知”为前提。如果你认为我根本不知道，你也就无从问起了。庄子这样的反驳是否严谨，还有待商摧，但庄子死死抓住双方认同的前提是很机智的。郭象的《庄子注》对庄子的这个说法作了补充：
寻惠子之本言云，非鱼则无缘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庄子）云：女安知鱼乐者，是知我之非鱼也，苟知我之非鱼，则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鱼，然后知鱼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复问我。我正知之于濠上耳。岂待入水哉。
郭象可能觉得庄子的说法不够完满。庄子说：“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其中的“已知吾知之”说得比较武断。人家是怀疑你“知之”才反问的呀。郭象则把重点放在另一个关键点上，当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快乐不快乐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不是鱼了（“是知我之非鱼也”），而你又不是我，怎么可能知道我不是鱼呢？很符合庄子的思想。两位大师在口才上的孰高孰低，是很难说的，但俩人论辩的特点却是一致的。第一，都是从对方认同的前提出发。这既是辩论的基础，又是雄辩的前提。第二，双方所依据的大前提显然是不可靠的，甚至有一点歪——除了自己亲身直接体验到的以外，间接地根据外部表现作出的推断均不可靠。但其他演绎过程都比较正经，符合形式逻辑的规范，以对方大前提加以推演，得出与对方论断相反的结论。从形式逻辑结构来说没有问题了，但是从内容上来说，大前提不可靠，因此有了一点诡辩的色彩。这里主要表现的是惠子和庄子的机智，而不是他们的幽默。和上面两个故事异曲同工的还有一个西方的经典笑话：
一天，古罗马的奥古斯都大帝在城外打猎，他突然发现田间有一个小伙子，容貌和自己长得非常像。于是，他策马来到这个年轻人的跟前，问道：“小伙子，20年前，你母亲是否在我家工作过？”这个年轻人当即回答说：“没有，陛下。不过，我父亲曾经在你府上工作过。”
本来，奥古斯都是想暗示，这个小伙子是他父亲的私生子，这显然是对小伙子母亲的侮辱。但是，小伙子显然没有被皇帝的权威和进攻所压倒，瞬间便进行了机智的反击，言外之意是，如果我长得像你，那就说明皇帝的母亲和自己打工的父亲有染。其所运用的思维模式恰恰是皇帝提供的，以面孔相像来暗示其上辈有不正当的奸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很雄辩的，而语言又是惊人的简洁。
所以说，雄辩高于诡辩。
雄辩作为口头交锋的手段属于上乘，它与诡辩不同。诡辩的特点首先在于根据一个不可靠、不确切、不稳定的大前提毫无保留地作长驱直入式的演绎，在逻辑推理上好像没有漏洞，但漏洞却在于它的出发点。如阿Q摸了小尼姑的头，小尼姑抗议，阿Q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这里的大前提“和尚动得”，是毫无根据的，至于“我动不得”在推理上也很难成立。即使小尼姑同意让和尚动手动脚，也不意味同样允许阿Q动。正因为这样，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阿Q的逻辑不是诡辩而是无赖，没有道理还振振有词。而惠子和阿Q不同，他根据一个不可靠的大前提来推理，且推理好像很严密。前提的不可靠和推理形式的可靠，是诡辩的特点之一。一切诡辩在形式上都有雄辩的色彩。
因而，诡辩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味地追求在概念和逻辑形式上的相符，即使内容越来越离谱也在所不顾。我国古代公孙龙的“白马非马”、“飞鸟不动”之类的例子就是诡辩到死钻牛角尖的表现。这和西方经院哲学力图求证一个针头上能站几个天使一样，属于烦琐哲学范畴，和日常口头交往的关系不大，在这里暂且从略。
雄辩之所以高于诡辩，就在于它不但在内容上特别强调符合事实，而且在推理形式上特别强调周密。其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为“正反合证”，就是不管从辩论的正方还是辩论的反方，不管是从有利于己的思路，还是从不利于己的思路来看，都立于不败之地。任何单方面的论证都是一面之词，都不是雄辩。穷尽一切可能性，严密到一滴水也不漏给对方，把对方一切思路堵死，这才是雄辩的法则。这个法则很有一点像美国社会通行的“墨菲定律”：“如果可能出错，那就一定出错；即使不会出错，也可能出错。”二者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