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义勇军对铁路线的攻击远不如八路军活跃。这是因为大多数义勇军部队起兵目的在于保卫乡土，主动进攻和协调组织比较差，这也是义勇军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张宗昌不知道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粗鄙无识，忘恩负义的轶事俯拾皆是。就这么一个粗人、混人、不仗义的人，居然凭着一副好身板和匹夫之勇干到总司令、督军，部下十个军，张宗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笑柄。
然而，要说张宗昌就是一个混人，也不够全面。1995年到山东某部驻地，称老营盘，实乃兵家必争要隘，尚残存夯土旧工事寨墙残址，恰在军事禁区的最要紧之处。一打听，竟然是张宗昌修的。可见老张对用兵也颇有些无师自通的灵巧。而说到中国装甲列车的使用，张宗昌可算是老祖宗，不但会用而且会造。他的装甲列车部队使用白俄雇佣军，也是一大特色。正是因为这样的人员构成，张宗昌部装甲列车的设计带有浓厚的俄国色彩。
张宗昌的装甲列车部队如何形成，发展与车辆情况，这里不再赘叙。这支部队装备的车辆，后来分别成为东北军、孙传芳军和阎锡山军的装甲列车部队主力——这种不可多得的重武器没人会轻易将其抛弃的。
孙传芳在击溃施从滨一役中缴获了张宗昌的装甲列车，因为是截断铁路迫其缴械，车辆没有损坏，可以继续服役。《白肤色中国官员》中描述在上海被摧毁的装甲列车，大概就是此车。当时直鲁联军援孙传芳，孙全面合作，装甲列车这样的重武器也提供上海守军使用。唯孙与张宗昌战斗中所得装甲列车似不仅一列，其余列车命运则不详。
文中提到“湖北号”装甲列车投奔阎锡山。但是，湖北号的轨距宽，无法在山西的窄轨铁路上运行，故此进不了大同，始终在晋省外活动。1937年日军在平地泉缴获晋绥军装甲列车一列，怀疑即此车。
张宗昌装甲列车部队的主力，则归了东北军。1928年，奉军不敌北伐军，意图出关自守，与奉系合作的直鲁联军，包括张宗昌和褚玉璞部战败后退到滦河一带恰好夹在北伐军白崇禧部和张学良之间。张、褚最初意图随张学良出关。但张学良深知张宗昌反复无常，部队纪律极差，所以不肯同意，提出张宗昌等离开部队，直鲁联军缩编为四个师才可以出关的条件。张宗昌不肯，先试图绕过张学良与白崇禧媾和，失败后又试图走杨宇霆的门路压张学良就范，都不能成功。最终冒险起事讨奉，被张学良轻易击溃。此时，文献中有纪录其所部五列装甲列车开到古冶都被缴械。而锦州战斗中张学良在电报中称沈瑞礼所部为“古冶铁甲车”，由来即是在此。不过此时车上作战的已经都是中国官兵，张宗昌的白俄铁甲列车部队早已被缴械遣散了。
在缴获张宗昌的装甲列车前，东北军也使用装甲列车，但只是普通列车加挂钢甲而已，战斗力不强，甚至有人把张作霖被炸时乘坐的蓝钢列车也称作装甲列车。此外，中东路护路司令部还有少量小型装甲巡道车。1932年，起兵抗日的护路司令丁超曾派两辆“铁甲车”增援马占山，就是这种小型装甲巡道车。
张宗昌的装甲列车，其特点是使用俄国设计，在前后炮车中间设置机车，指挥车和两节运兵车（有时不挂），列车首尾则各有一台装载铁轨等铁路抢修器材的防雷破障平板车。从此后在沟营线的战斗来看，张学良部东北军使用的装甲列车确实首尾都保留了这样的平板车。也正是因为有这个装备，刘汉山的铁甲列车在盘山作战中才能全身而退，否则难免被俘的危险。而日本的装甲列车，最初并无此物，直到百团大战时护路部队被“扒路军”打惨了，才意识到其价值。笔者在大阪日本桥旧书店曾得到一本上世纪60年代旧杂志，内有华北日军装甲列车加挂平板修理车和百团大战中被八路军摧毁的装甲列车照片
相对于中国方面，日军在九一八前后使用的装甲列车远不是这样正规。当时日军在东北地区通过“满铁”控制铁路线，虽有若干装甲车辆，但第一次大规模装备装甲列车，则是九一八事变后，由满铁职工在沈阳紧急改造了6列装甲列车。
这种紧急改造的装甲列车，被称作“前卫装甲列车”，由装备105毫米重炮的首车，顶部装有75毫米轻炮的观察车，加挂装甲的机车，指挥车与运兵车组成，运兵车可加挂达十几节，车身涂有迷彩。这也是锦州战斗中日军使用的车辆，其驾驶人员不是正规士兵，而是由经过军事训练的满铁职员组织的“义勇队”。日军经过实战发现，装甲列车既能运兵，又是活动堡垒与火力支撑点，还可以担任指挥部，的确很有价值，但中日装甲列车的战斗中日车略逊于中方。
对比双方的设计，可以发现日军装甲列车的缺点。
第一，火力不及中方。尽管日军装甲列车装备有比中方口径更大的105毫米重炮，但这种重炮是固定的，只能向列车正前方射击。中方列车上的火炮，装备在旋转炮塔之中，整列车有四座炮塔，都可以转向任一方向射击，火力强度远大于日军。
第二，防御不及中方。日军列车装甲设计上主要针对步兵武器，机车只有两侧装置部分装甲，首车的重炮舱是向前开放的，发现这样容易遭受伤亡的日军只能在重炮两侧垒置沙袋作为辅助防卫措施，聊胜于无，其75毫米轻炮是半敞开炮塔，只有正面有装甲。
第三，机动不及中方。日军的机车是临时调用1C2客车车头，带动装甲列车马力不足。中方只挂一到两节运兵车，而日方挂运兵车达十余节，一旦发生战斗日车目标大，顾虑多，不免在战术动作上有前怕狼后怕虎的问题。
对比于中方俄式装甲列车，可以看出日军的装甲列车，其主要设计目的在于对抗敌方步兵和固定堡垒，为己方步兵提供掩护，有些布置炫耀大于实用。
针对这些问题，关东军重新进行了设计，开始紧急新造战斗力更强的装甲列车，这种战斗车辆由陆军技术本部设计，性能良好，称为“临时装甲列车”，这种列车有12节，但是1933年5月完工的时候锦州的战事早已结束。在华北和八路军作战的装甲列车，即是此类。后来日方更开发了用于和苏联作战的九四型装甲列车，是俨然活动炮台的庞然大物，也可算是日本装甲列车发展的极致。
从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的一个月，锦州前线战事沉寂，除黄显声组织的义勇军时而发起小规模的战斗外，双方始终没有大的交火。蒋、张试图通过国际联盟与日军谈判恢复东北，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实际上，这一个月的时间，日军正处在对占领地区的消化与观望中，并试图了解中国方面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应对反应。这中间，日军不断增兵，收编伪军，扩大在东北的军事力量。12月初，马占山曾反攻齐齐哈尔，关东军担心张学良与马占山发动南北夹攻的反击。日军智囊、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亲自乘缴获东北军的保贞式飞机前往锦州，进行侦察和轰炸。由于这种飞机并非轰炸机，石原的所谓轰炸是用手将迫击炮弹从窗口丢出进行的。对这样的轰炸锦州方面反应十分消极。加上对其他情报的分析，石原断定，张学良根本无意收复沈阳。因此，日军集中力量全力攻击马占山军，马力不能支，反攻部队打到省城以北23公里处的铁桥终于难以为继，被迫向东败退。
12月下旬，日军认为马占山的残军已经不足为患，遂转移兵力再攻锦州。这次进攻锦州，日军兵分两路，由第二十师团，第三十九混成旅团组成北路军，从奉天经新立屯、大虎山攻锦，由第二师团组成南路军，从营口经田庄台、大洼、盘山攻锦，两路会师地点为沟帮子，此后共同攻击锦州以北中国军队最后防线大凌河。此时张学良由于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对继任的孙科等人缺乏信心，已经着意放弃锦州，因此作战并不积极，在第一线的部队只有第十九旅和骑兵第三旅一部，其余均为训练，装备均不足的义勇军。
只是前方一线将士对张的想法并不了解，因此在日军进攻前期，受到的抵抗依然颇为激烈。
12月23日，双方装甲列车在田庄台再次爆发战斗。
这一天，东北军刘汉山指挥的装甲列车巡视沟营线到达田庄台南魏家沟时，发现日前被义勇军破坏的铁道处，日军一辆装甲列车正在督促工人进行修路。发现中国装甲列车，日军装甲列车当即发炮攻击。中国方面不甘示弱，随即还击，战斗打响。
此战，依然体现出中日装甲列车设计上的优劣。日军装甲列车这次没有挂轻炮车，由于火炮安装角度的原因，只来得及发射两炮就无法对准目标，而中国装甲列车已经还击八发。但是，这次日军没有撤退，而是使用了新的战术——在双方装甲列车相互炮击的时候，其跟进的步兵迅速抢占阵地，放列火炮对中国装甲列车开始射击。
这一意料不到的战术动作，使东北军颇为吃惊，因此迅速脱离战场，日军乘机攻占田庄台。
张学良在24日至马占山的电报中详述了这一战斗：
漾（23日电头代码）午后1时，我甲车巡查沟营路线，至田庄台南魏家沟铁路破坏处附近，适有日甲车一列，计装甲车一辆，载炮，拦门刃挖有枪眼之铁棚车二辆，载日兵五十余名，进至该处，保护工人百余名修复铁路。见我甲车开至，当即发炮二响。我甲车为自卫计，还击八响。2时许，日方于甲车之后，增步兵四百余名，附炮七门，另以骑兵百余攻我左翼，步兵多名，攻我右翼。我军竭力抵御，激战移时至40分，我驻守田庄台镇之步兵不支北退。日步、骑、炮兵四、五百名携大炮十余门，速将该镇占据，我甲车仍在车站坚持中。
败退下来的刘汉山检查一番，却发现日军的步兵炮对装甲列车没有造成什么损伤，全车运转正常。于是，不甘心的东北军官兵在田庄台北扬旗外以装甲列车为中心集中起来占领阵地，向锦州催促援军，伺机收复这一辽西军事要点。
第二天，日军发现中国装甲列车依然在车站附近，当即调动炮兵进行攻击。由于日军训练精良，炮火十分猛烈，连续发炮七十余，东北军装甲列车即中弹十余发。刘汉山见势不妙，连忙开车，一直退到田庄台北8里处才停下来检查伤势。
结果是……这十余发步兵炮的炮弹，并不能穿透装甲，只是给装甲列车搔了搔痒痒，一点儿像样的损伤都没有！
刘汉山车长看到日军的“新战术”对自己没什么效果，顿时胆气大振，当即下令打回去，反攻田庄台！
由此可见，当时东北军下层官兵，并不是对日军非常畏惧，例如这个指挥装甲列车的刘汉山，虽然一退再退，骨子里倒是条汉子，一旦有机会并不是不敢打。刘汉山锦州失陷后不满不抵抗政策投了义勇军，继续在关外和日军作战，下落不明。
24日午后3点30分，东北军装甲列车反攻田庄台，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猛烈开火。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正规军极少数的几次主动进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