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天皇号”被击落的事件，恐怕第一令人好奇的就是这架“天皇号”到底是一架什么样的飞机。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真容吧。
全长16.1米，高4.3米，宽21.56米，起飞重量9.9吨，双发A-80RC空冷星型螺旋桨发动机，最大航程三千公里。对比这种飞机被称作“巨型”在当时堪称名副其实。
而这架飞机的外观，显得和大多数日本飞机格格不入，近乎方形的机头、半埋式起落架、略显笨重的前机身，都更像是欧美设计师的产品。
“天皇号”的确是一架颇为怪异的飞机。根据伊泽保穗所著《日本陆军重爆队》一书的描述，1939年1月31日迫降沙洋的这架飞机的原型，并不是日本制造的，而是意大利制造的菲亚特BR-20重型轰炸机。1937年10月，日本向意大利订购了72架BR-20式重型轰炸机，用于对中国战场的远程轰炸。在日军序列中，这种飞机的编号为“イ式重爆”（イ是日语中意大利的首写字母），是1941年一百式“吞龙”轰炸机服役前日军最大、航程最远的轰炸机，曾参加对我国重庆、兰州、永昌、汉中等地的多次轰炸。根据兵库爱机协会桑原卓提供的资料，这架“天皇号”，是其中唯一没有武装的一架，当时并不在对华作战的序列之中。在它被击落的前三天，还曾经运送日本高松宫亲王从东京前往广岛呢。
日本陆军怎么会使用意大利的轰炸机呢？而没有武器的“天皇号”又怎么会飞到中国来被打下来呢？
事情巧得很，这种轰炸机出现在中国战场，正和这位在“天皇号”上被打下来，而且死于随后战斗中的日本陆军航空兵少将渡边广太郎有极深的关系。更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这位渡边不死在这次飞行中，他大概也会很快获得少将军衔，只不过随后又可能吃官司。一切，都和这种轰炸机有关。
渡边广太郎，日本陆军大学24期优等毕业，长期担任日本航空兵团兵器开发方面的领导职务，阵亡时职务为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兵器部部长、陆军大佐（死后追晋陆军少将）。渡边1937年8月受命担任日本赴意大利军事装备采购团团长，购买イ式重爆，就是他负责的。渡边之所以受到这样的任命，是因为他曾经在意大利留学多年，是日军中少见的意大利通。
日本方面之所以有意购买这种轰炸机，是因为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日军发现其轰炸机部队在长程作战中的表现差强人意——这是个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就是中国地方太大，而日军轰炸机部队只要飞得远些，就会被打得稀里哗啦。日军总结说，现有的几种轰炸机，在对华作战中都不适合承担远程作战任务。不幸的是，中国的持久战恰恰是以空间换时间，战线越来越长。这样，日军急需一种能够进行远距离、大当量轰炸的新型机种。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军事专家们始终有一个琢磨不透的事情，那就是日本很早就开始把美国和中国作为自己的假想敌，但日本在开发大型轰炸机方面始终投入不多，没有什么建树。这和日本海军大量制造战舰，积极准备和美英作战的表现大相径庭。事后，人们才明白，原来日本陆军和海军是日本帝国的两条铁轨——平行永不相交。日本海军的确是以美英为主要假想敌积极备战，但大型轰炸机只能使用陆上基地，因此在开发方面自然是日本陆军做主导。不巧的是，日本陆军的将军们打仗从来不看对手，个个长着装满了白刃战自杀冲锋一类思维的榆木脑袋，认为无论对谁只要抱定了武士道精神就百战百胜。他们认为战争中精神是第一位的，至于装备嘛，只有缺乏皇军那种武士道精神的国家才会重视。所以，自始至终不把高技术兵器的开发当作重点。于是，日本陆军开发出来的装备，都多少有些不伦不类。战车，比如典型的九七式中型坦克，在各国中是最袖珍型的；飞机，比如干预海军设计获得的一式陆上攻击机，外号“日本造打火机”——一打就着啊。日本重型轰炸机的发展，自然也落在了时代的后面。
于是，日本对华战争开始的时候，能够用于远程作战的轰炸机，可谓屈指可数。
当时，日军使用的最典型的两种轰炸机，一种是九六式中型轰炸机，一种是九三式重型轰炸机。
九六式陆上中程轰炸机，是日本海军1936年6月正式开始使用的长程双发攻击机，航程倒是比较充裕。1937年8月13日上海开战后，由于日军暂时没能控制大陆机场，驻扎在台湾的日本鹿屋、木更津两航空队的九六式轰炸机从台北起飞，对中国大陆上海、杭州等地进行“越洋轰炸”，日本舆论喧嚣一时。
然而，喧嚣一时的背后，却是巨大的损失。在中国空军的奋勇迎战之下，日军的轰炸机部队损失惨重，按照日本航空史学专家野原茂《史上空前的“越洋轰炸”敢行之勇者》一文（《丸》杂志648期）记载，仅仅8月13、14、15三天，日方就被击落12架（含返航中坠毁的3架），九六式中型轰炸机，被击伤不能再战的，仅15日一天就超过10架。三天后，两个日本航空队被迫暂停这种半自杀式的攻击。
在八一四空战中，被高志航率先击落的是日军陆屋航空队领队指挥官新田慎一中佐。新田绰号“凶猛之熊”，是日本著名试飞员，也是“战斗机无用论”的狂热信徒。在这次战斗中，他为自己的理论付出了最合理的代价。而新田慎一的老师，日本鹿屋航空队领队指挥官，后担任第十三航空队领队指挥官的得猪治郎中佐，1938年4月26日在实验新战法单机突袭武汉的战斗中被击落阵亡。得猪是九六式中型轰炸机首席试飞员，曾经留学德国，也是日本航空理论的学者之一。得猪、新田、佐多直大（少佐）、曾我义治（少佐）号称日军对华开战时的“中攻四天王”。
中攻四天王在短时间就阵亡一半，日军中型轰炸机部队的损失可见一斑。
之所以损失如此之重，原因很多。首先，由于一二八抗战中，中国空军的出色表现，使日军产生了一种错误的理论——战斗机无用论，认为保护轰炸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轰炸机的自卫和速度，而不是用战斗机护航。不幸的是，九六式中型轰炸机并没有美国B-17重型轰炸机那样完备的火力，而且为了追求长航程结构薄弱（后来的“日本打火机”一式陆攻机就是它的发展型号），结果没有战斗机护航的中型轰炸机成为中国军队的靶子。其次，中国空军出乎意料的英勇善战，也让日军眼镜大跌。而中型轰炸机载弹量十分有限，付出如此代价，只不过给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扔几个作用不大的小炸弹，日军这笔买卖不亏才怪。
当然，日军当时也不是没有重型轰炸机。最典型的就是“九三重爆”轰炸机。这种轰炸机载弹量倒是比九六大多了，可惜作战半径只有四百公里，属于身重腿短的类型。而且，这种固定式起落架的飞机的操纵性极差、故障率极高、对地面勤务依托极大，得了个外号叫做“直线飞行迫降练习机”，打起仗来实在是力不从心。
在七七事变中，熟悉当时历史的朋友都记得南苑之战中日军对二十九军的轰炸使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所部遭到巨大损失，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此后战斗中的一个细节——此后的战斗中日军轰炸机是从承德起飞投入轰炸的。实际上，根据《日本陆军重爆队》一书所记，这是因为此战日军主力第十联队、第十二联队使用的主力机种都是九三式重型轰炸机。7月27日至29日，张自忠将军三十八师所部连续攻击日军在天津的机场，日军支援设施多被摧毁，加上连日大雨，跑道积水，“娇嫩” 的九三重爆竟然无法起飞出战，只好后撤到承德才能投入作战。
八一三战后，日军虽然认识到“战斗机无用论”的错误，但纠正它并不容易 ——现有战斗机的速度跟不上轰炸机，所以依然经常一起出发，轰炸机却先出现在目标上空，遭到中国空军的痛击而损失惨重。
而根据该书，我们才可以知道，日军在这一阶段华北地区的作战中，实际损失相当大。7月7日到7月30日之间，日军在北平周围投入战斗的18个中队、144 架飞机中，由于战斗和故障，损失共计20架。其中，九三式重型轰炸机就损失了柴田进中尉机与内川三郎曹长机两架。此后的战斗中，9月2日第十二联队代理联队长、第二大队队长秀岛正夫少佐也在轰炸张家口的战斗中被击落，跳伞后遭到中国陆军围攻阵亡。
其实，当时日军还有一种大型轰炸机，称为九五式大型攻击机。这种飞机航程超长，单看这一点，堪称战略轰炸的好手。日军从9月14日起，也从济州岛出动这种飞机对上海进行空袭，至10月24日共出动13次。不幸的是，战果甚微，在中国的记录中，甚至很难找到这种飞机的影子。原因是这种飞机性能极其糟糕，试飞它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中攻四天王中的佐多和曾我，他们的评价是：“这种飞机舵特别沉重，尾翼不断颤抖，疑似即将空中解体。”所以，这种飞机勉强飞到上海，也只能是把炸弹乱丢。否则，无论高射炮还是战斗机，都可以轻易把它打下来。饶是这种敷衍了事，依然给这种飞机带来了灭顶之灾，10月24日一天，日军就损失了6架九五式重型轰炸机（被击落详情未能查到，似乎和自相碰撞颇有关系）。可怜这种飞机总共生产了不到10架，就此一战，几乎绝了种。
于是，日本方面一面尽力加快正在研制中的九七式重型轰炸机的研制进程，一面开始琢磨从盟国购买相应的武器。目标，就锁定在了德国的亨克尔轰炸机和意大利的BR-20轰炸机上面了。
德国方面的接触并不顺利。抗战初期，德国在支援日本还是中国上面还举棋不定，特别是中国方面派出的特使蒋百里、蒋纬国的工作卓有成效，和德国空军司令格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德国空军方面对于支援日本这个小兄弟并不热心。再加上日本最初只准备定购一架样机。这是日本的习惯做法，买来拆了研究，然后仿制，这一点德国人早有体会，日本的九三式重型轰炸机就是德国容克斯K-37的仿制品。如此小家子气让古板的德国人大摇其头——亨克尔的业务代表这样对日本代表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从您这里拿到一架以上的订货呢？”——这个日本代表，就是本文屡次提到的那位渡边广太郎大佐，当时任赴德代表团的团长。
碰了一鼻子灰的日本人在意大利得到了好消息。日本派到意大利的是军事课参谋真田镶一郎中佐，询价购买重型轰炸机。驻意大利使馆武官有未精三积极努力，终于使意大利表示愿意向日本出售BR-20轰炸机，尤其是获得了意大利可以六个月为日本生产一千架BR-20的承诺。
不过，日本最终的购买数量让意大利人大跌眼镜——仅仅是70架而已。这还是在德国购买轰炸机失败后日本政府咬着牙提出的订货数量，而且，价格给得让人无法接受。意大利人不干了，这笔交易眼看也有夭折的危险。
在这个危急关头，不知谁想起了渡边广太郎曾经吹过，他留学的时候曾和后来成为意大利首相法西斯头子的墨索里尼有过交往。于是，一个电报，渡边就从柏林改飞了罗马，大本营命令他务必做成这笔交易。
从后来的情况看，此人还真不是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