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有生命的。它和人一样，有出生年月，重量，模样，籍贯，父母（作者）和关切它的亲人—读者，而且其生命也有长有短，各有曲折，彼此不同。
有的书诞生之后即如石沉大海，不见踪影，渺无声息；有的则光鲜地活着，但活下来的未必都能长久，过一阵子或过一段时候竟然无缘无故地消匿于无形，随即被人忘却；历史的忘却極是绝情。
因此说，再版是一种幸运。只有不断的再版，图书的生命才能延续。干脆说吧—再版有如再生。
然而，书的生命与人的生命也有一些不同。人如果出了毛病，活着痛苦，可以打针吃药，甚至动用手术，来起死回生；可是一本书要是没人看了，千方百计也救不活。在新书刚出版时，各种精明的炒作手段都能使上劲，可是对于没人看的旧书老书可就无济于事了。谁也帮不上忙，怎么折腾也没用。
有人说，重要的是看你写得如何。这话有理。倘若唐诗写得不行，今天谁还去读？然而这只是道理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不少好的文字、好的文章、好的书，生不逢时，未被注意，也就埋没过去了。如果《浮生六记》不是被人偶然在“冷摊”上发现，谁会知道这本书？原来，图书不但有生命，还有命运。说来说去，书又和人一样了。
现在说说我这本再版的《人类的敦煌》，它的命运究竟如何？
最初，是应邀为中央电视台写的一部关于敦煌的大型文化片的脚本。虽说我一直关注与思考着敦煌，可是待我将其它工作推开，一头扎进去，便像掉进宇宙的黑洞里—它深不见底，浩无际涯，又有无比巨大的磁力与魅力。那时，我真想撇开电视脚本，写一本关于敦煌研究的书。太多的感悟与思辨使我充满写作的激情。然而，我必须先兑现了对中央电视台的承诺。我想出个好办法，我把自己假想为这部电视片的解说人，以个人之口阐述我对敦煌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之己见，这样便可将我本人种种思辨与观点直了了地放进去。我还决定采用文学笔法，因为文学的立场是个性的主观的立场，在文字上又是审美的。如此写作，这个“脚本”基本上就是一部长篇的文化散文了，或是用文学笔法写的一本敦煌史。
文稿完成后，由于这部电视片的导演文化的功底有限，总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剧本便搁下了，友人们以为我要白忙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谁想我这种文学化和个人化的“脚本”反倒可以印成一本书—文学的书，文化的书，谁料一连出了多版。
进一步，这本书的写作还使我受益匪浅。
一是，它促使我在精神上接受一次中国文化搂头灌顶般的洗礼。近代中国的文化人，有几人没有伸手触摸过敦煌的？而且，只要你对它使用的每一分劲，就一定十倍地受益于它。
二是，敦煌的“发现史”，是中国知识分子首次集体和自觉的文化抢救行动。在这一行动中，所表现的文化良知与文化责任，直接影响着我20世纪最后几年城市文化保护与21世纪以来民间文化抢救的举动。我承认，我自觉地接受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与情怀。
这本书对于我个人很重要。倘若它同时仍然被读者所关心所阅读，才更重要。因此说，再版是这部书的幸运，更是我的幸运。
是为序。
冯骥才
2012.4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