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重实际，讲求实利，反对空想、玄想，倡导“经世致用”的一贯学风。他们在重实用思想熏陶下，普遍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形成重实利与务实的精神特质。如果说北方人对事、对物、对人注重形式和外表，广东人则更倾向于实在的内容和价值；如果说北方人重视行动计划的完美，广东人更重行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北方人的习性是先思考后行动，重经验、讲原则、重道义，那广东人是先行动后思考，重实干、讲效益、求实用、重感觉、轻理论。
一般人都认为广东人不太关心政治，满脑子就是经商赚钱，一心扑在经济上。实际上这是对广东人的误解，他们不是不关心政治，他们崇尚的是实干政治，尽量避免空谈。他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所有行为都很务实，不尚空谈，热衷于实干。他们认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空谈误前程，行动最实际”；“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他们认为与其整天空喊口号，空谈政策，倒不如认真地理解政策，抓住有利的时机，努力去发展。他们以务实为最高准则，世界是干出来的，而不是讨论或争论出来的，何况有很多事情明摆着，即使争论也没有用。与其徒费口舌——广州人称为“晒（浪费）口水”，倒不如先干了再说，甚至干完了也不说，只要实实在在“有数为”（有得益之意）就行。不干，什么结果都没有，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不是以某些现成的观念为圭臬，从而才能导致敢为人先，敢于在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趋势出现之初就大胆顺应，积极尝试；敢于在旧的体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大胆悖离，另辟蹊径。他们从来都是以实干、务实为最高准则，在政治上就会讲求实绩、执政为民；在经济上重视抓住商机，追求实利；在文化上宽容开放，积极创新。
广东人政治意识所追求的是实效，是平等自由，是实干兴邦，所关心的政治是利民政治。他们注重地方官员给当地百姓带来多少实际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政治。
1980年11月，任仲夷调任广东省委书记，1981年他在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提出：“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并提出一系列的大胆言论：“如果事情没明文禁止，就可以干；如果事情是允许的，就应充分利用”；“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排污不排外”等等。这后来被人们认为是广东人在改革开放中，钻了政策的空子，并形象比喻成：“看见红灯绕着走，见到绿灯赶快走，没有灯摸着走。”这对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也是广东人实干的真实写照。
广东人天生勤奋，能吃苦，多以金钱为人生第一要义。他们特别看重时间，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办事效率高，节奏快。所以深圳在开发之初，就提出了不同凡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以传统观念来看，似乎难以接受，于是便引起一阵哗然，群起而攻之。其实这是一句大实话、大白话，如果没有时间，不讲效率，那将一事无成，还谈什么主义。深圳人在这口号鼓舞下，奇迹般地创造了“深圳速度”，产生了巨大效应，随着深圳的飞速发展，给深圳人带来了可以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使深圳人很快地“先富起来”了。这是务实进取的最好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