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地区经济开发较晚，至秦汉时期，仍很落后，《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直到六朝时期才得以有较大发展，人们生活日益富庶。
但总的来说，这地区依然“尚淳质，好俭约”。到唐代，扬州已发展成全国第一大经济都会，所以《通典》卷182中记唐朝时，“扬州人性轻扬”。据有人解说：“轻扬之辈，驰逐其间无虚日，究其所以，则皆两淮巨商。”看来扬州地区的“轻扬”，主要是由“两淮巨商”所为，对一般百姓而言，基本上仍然节俭。到北宋初，《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九《润州·风俗》中记载：“自永嘉南迁，斯为帝乡，人性礼让谦谨，亦骄奢淫逸”。卷一百二十三《扬州·风俗》记扬州地区：“其俗轻扬淫”。在《吴郡志》卷二《风俗》中亦记吴地：“故俗多奢少俭”。说明自宋以后，江苏地区开始“多奢少俭”了。
不过在明初，人们依然还比较注意礼制，在服制上仍然朴素无华。叶梦珠在《阅世编》卷8中说道，其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罗者，然色必青黑，不从新艳。良家清白者，然止以白绫或白绢护之，示与仆隶异”。
到明代中叶，正德以后，由于江浙地区财富积聚甚多，社会风气的变化已初见端倪。逐渐由朴素俭约趋向奢侈靡华。主要从服饰、饮食、游乐等方面去朴从华，追求新奇，轻视礼教，日趋奢靡淫佚，有人指出各地不一，以苏州地区为最。如张瀚《松窗梦语》记载：
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之俭也。
李乐在《见闻什记》卷十中说，“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女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他还改一旧诗：“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当时不仅从城市影响到乡村，而且还从富裕大家趋向贫苦之家。钱咏《履园丛话》卷七《骄奢》中就指出：“不论贫贱富贵，在乡在城，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货愈贵而服饰者愈多”。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也无奈地说：“余最贫，最尚俭朴，年来亦强服色衣，乃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连一般下层士民、胥吏，乃至乡间妇女都纷纷仿效。
在饮食方面，在明初饮食一般还较俭朴，尚无崇奢风气，据嘉靖《江阴县志》卷4《风俗记第三》所记，当时宴会一般以八盘为限，四人合凑一席。到明中后期，暴殄天物，无所吝啬，豪富之家，一宴之费，常耗平常人家数月之食；连中产人家，也为之所动，纷纷效仿。
除饮食尚奢外，还要纵情游乐，不仅出现大量的游乐场，富豪还自备画舫，美酒佳肴，以歌伎陪伴，纵情声色，笙歌乐舞，挥金如土的“狭邪”之游十分风行。南京的秦淮河，苏州的虎丘山塘，扬州天宁寺门外的平山堂都是当时著名的“狭邪”的集中地。
除此之外，尚奢之风不一而足，自明中叶后，赌博之风也渐盛行起来，赌博花样繁多，赌注越来越大，世风日下。在住房方面，大兴雕楼，至今苏州仍有不少遗存。再有就是在器物上，不但要新奇华美，而且以追求外洋之物为尚。
第十四章 人杰地灵的浙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