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孝文化虽是当代提出的概念，然其根脉在远古。一种文化能延续千百年，且当代仍在大力倡导，可见慈孝文化的土壤是深厚肥沃的。据笔者对考察中心的调查，从前四章归纳的慈孝元素分析，慈孝文化是民间的慈风孝行的奇葩，它是一棵根植于民间，被精英文化与典籍文化的双层沃土覆盖，又被时代风雨滋润的千年古树。本章就“自我觉醒的完善”“精英文化的助推”“典籍文献的提炼”三方面来阐述。
笔者在前言中提出，慈与孝首先是自然的产物，是一对既含自然属性，又含社会属性的人的行为关系词。人是一种具有思维、思想的灵长类高级动物。就此而言，人的自我觉醒创造了“慈”与“孝”，又不断地完善着慈风孝行的内容。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民间故事的历代传播中找到例证。
民间故事传播轨迹
笔者根据《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篇》中记叙的民间故事，整理出有关慈风孝行的民间故事类型，并按年代整理出《有关慈风孝行的民间故事类型年代表》。
从表十三分析，在七个历史时期，有的时期慈孝故事多，有的时期少，而且同是慈孝主题的民间故事，随着时代的发展，故事类型发生了诸多变化，其变化至少呈现在故事主题、流传地域和发展态势等三个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山东、河北、山西三省有介子推相关故事的记载，此类故事的主题是主人公“不求封赏，只愿作一介草民，尽孝侍母”，从慈孝文化角度来考量，这是一类纯粹以传孝为主题的民间故事。而到了清朝，传扬慈风孝行的民间故事类型有望娘滩型、我也败家子型等五大类，其主题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单一传孝到慈孝并传，如望娘滩型的故事，即是一类典型的母慈子孝的故事。慈孝并颂的故事类型，还有魏晋南北朝的换代物型、虎报恩型，宋元时期的孝媳善报型等类型的故事，如孝媳善报型故事大概是说盲媪误将刚煮熟的米饭盛入溺器，儿媳发现后不说，而将洁净的米饭送给婆婆，自食臭恶而得到好报，这里面包含着母慈媳孝的双重意义，这是故事主题变化之一。
其二是主题由自我到利他的转变。介子推的传说（详见第二章“清明节”）是介子推不求封赏回家行孝义，而躲避晋文公；而晋文公重义，非要请其出山，结果一把火误害了母子俩性命，这是行孝重义的慈孝故事，却以悲剧结尾。故事中的人物为了自己的名声却酿成悲剧，有必要吗？这是自我主题的故事类型。再看换代物型故事，也是三人结构类型，除前文已分析过的慈孝并传的主题，此外还有隐喻的利他主题。该类型故事在以婉转的语言提出孝与不孝的思考之时，还提醒凡事要多为他人考虑。助寡改嫁型的故事也是典型的利他主题。笔者认为，慈风孝行的相关故事主题从自我到利他的转变，是民间道德体系建设的风向标。也就是说，民间已从狭义的慈与孝转向广义的慈与孝，民间的慈风孝行已从家庭走向社会，民间故事的演变过程也正是民间的慈风孝行自我完善的过程。就道德体系建设而言，民间故事中利他型主题出现，直接反映并引导社会公德走向发展成熟。
其三，出现关注人性主题的类型故事。为孝为义丧了母子性命，介子推的传说听起来太残酷，似反映了三纲五常伦理的缺陷，当然这是历史的局限性。魏晋南北朝的郭巨埋儿型也是如此，一个男人为孝敬母亲竟成了杀害儿子的刽子手，世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孝。在明清两朝，出现助寡改嫁型、父子同拜堂型等传颂慈风孝行的故事，这类故事既属于上述所说的利他主题故事，更重要的是这类故事的出现，表明社会开始关注人性，不再是一味为行孝而摧残他人的愚孝，这是民间对慈风孝行的自我完善中十分关键的一点。
其四，出现多种类型主题故事。民间的慈风孝行涵盖面广泛，到了明清时期，以故事形式传播于民间的慈风孝行现象十分流行，出现了多种主题的慈孝故事。明朝的两类故事、清朝的五类故事，大多是多主题类型的故事，一般是十分鲜明的主题后隐藏一个或多个副主题，如咬奶头型，这类故事的鲜明主题是如何教育孩子，养不教、养溺教都是错误的，警告父母们“娇子不如杀子”，副主题便是对母亲如何做事做人的提醒，提醒为父者、为母者：孩子是你们的影子，也就是民间所说的言教不如身教。这类型故事在考察中心的各省多有流传。这类型故事在宁波的慈城、余姚、宁海、奉化也都有流传。
笔者认为，旧时的民间故事流传大多靠口口相传，这一过程中，传播者往往会有选择性地传播。从表十三所列故事的流传地域分析，慈孝并传的故事类型，如虎报恩型、父子同拜堂型等流传地域广泛，出现这一现象说明民间对慈孝并传的价值认同度比对单纯传孝高，这也说明民间广泛地对慈孝文化进行了完善，间接体现了慈孝文化的民间土壤之广阔。
中国古代各类民间故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其发展的态势不尽相同，总的来看呈现出发展甚大、发展不大和逐渐消亡三种态势。根据祁连休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观点，表十三的类型故事演变分八种（涉及慈孝类型为六种）形式，见《有关慈风孝行的民间故事类型演变态势表》。表十四中的第一种主要是古今发展大，现流传较广的类型，还包括出现比较晚却发展大，现仍然流传较广的类型，如咬奶头型故事。
笔者认为，古今发展大，现流传广的与古发展不大，现流传广的这两类故事，其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普遍为大众所接受，除董永行孝型这一单纯传孝的主题之外，大多是慈孝并传、利他型的多主题故事。如咬奶头型等故事出现于明清时期，但一出现就被接受并广泛流传，想必这也是民间对慈孝文化自我完善的结果，慈孝文化的民间土壤也由此呈现。
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的一种样式，笔者认为上述故事主题、流传地域、发展态势的演变是慈风孝行的自我完善在民间文学上的轨迹。当然，慈孝文化的自我完善轨迹还能从歌谣、谚语等的变化中找到例证，由于笔者缺少涵盖考察中心的歌谣、谚语等相关史料，而考证又有一定难度，这里便不作论述。从表十三的演变中还可找到一条慈孝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自我完善的轨迹，那就是懒人吃饼型故事的出现与流传，说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与发展，民间也开始用特有的文化方式来提醒。人不能固守一隅，这是民间的智慧，也是慈孝文化自我完善的又一例证。
时代变迁袁完善延续
上下五千年，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农耕时代走进工业时代，那么，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在工业文明开始萌芽以及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慈孝文化的变化轨迹又是怎样的呢？
明朝中叶，张瀚在《松窗梦语·商贾纪》中所记的“余尝宦游四方，得习闻商贾盈缩”，勾勒了商品经济兴起之时商贾熙熙攘攘的图景。商品经济兴起后，慈城先后出现了数十位国药业的巨商大亨，执三百年中国国药业之牛耳。如大清药王、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显扬，其祖籍即为慈城，上海的冯存仁堂、童涵春堂，天津的达仁堂，广州的敬修堂，济南的宏济堂，沈阳的继仁堂，杭州的张同泰堂等数十家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以及宁波最有名的两家中药店冯存仁药店和寿全斋药店，都是慈城人创办和经营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吸引了大批商人来此贸易，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更刺激了本地商人走出去经营。这样就有了“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如杭州、绍兴、苏州、吴城、汉口、牛庄、胶州、闽、粤，贸易綦多”。
面对此情此形，文人笔下自然也出现了一些相应的描述。《金瓶梅》中的一处情节，常时节把西门庆给的12两银子放在桌子上，说：“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的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将这副对金钱垂涎欲滴的嘴脸描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其实是一个信号。金钱已发挥其无比的魔力，搅动了传统的忠孝节义社会。此时，民间流传开了“说真方，卖假药”“铜钱眼里翻跟斗”“只认衣衫不认人”等谚语。谚语是社会现象的风向标，可见商品经济兴起后，为了金钱卖身卖命、背信弃义、寡廉鲜耻的事件屡见不鲜。
尽管受到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但从明朝到民国，民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因果报应之说还是为世人所接受，如前述甬商的“赚钱养家”“赊销红票”“造福桑梓”的习俗；晋商的豪爽仁义、乐善好施之举也不胜枚举。如一山西人向同乡商人杨继美借银经商，不料最后血本无归，无力还银。过了还期，归银仍无着落，这位借债人很惭愧，觉得无颜面见杨继美，路上远远瞧见杨的身影，也是躲而怕见，渐渐地又觉得躲藏不是办法，就把养家糊口的产业抵给杨继美。杨继美找到他，将债券当面撕掉，以示欠银一笔勾销。山西流传一对联，曰：“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这就是晋商推崇义利相通、儒贾相通的心声。
无论是甬商、晋商，还是徽商，在清朝至民国的家庭中，大多数家长的安排是让兄长务农守家，让二子或三子习贾，另一个则是读书取仕，如此追求亦农亦商亦官，说明商品经济下的民间风俗重利亦重名。无须回避的是，商品经济的兴起或多或少会冲击传统的世风，但就整体社会而言，并未受太大影响，民间依旧传扬着慈风孝行。借当代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文的观点：
在一个正常生活的群体中总是不断地有道德败坏的人做各种坏事，这个群体之所以没有垮下去，正是因为有许多坚守道德信条的人在起作用。越是在社会道德风气败坏时，越能坚守道德信条，就越能显出一个人的道德水准，鲁迅称这些人为“民族的脊梁”。
笔者认为，民族的脊梁也是中华文化的土壤。扎根于这一土壤的自然有民间的慈风孝行。
众所周知，自清同治年间开始的洋务运动催生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19世纪末，甲午战争以后，朝廷允许民间创办工厂，这一历史的转折直接影响了祖祖辈辈守望着家园、守望着土地的农民。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载，邑人“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甚至东西南海洋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1887年，县东南费市乡（今庄桥街道）严氏子孙严信厚，在商界淘金成功后，投资5万两白银在宁波湾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机器轧花厂。17年后，他又创办宁波通久源纺织局，此为全国首家使用动力机器生产纺织品的工厂，生产的“龙门”牌棉纱十分畅销。此外，他还在上海投资兴办麻袋厂、面粉厂、榨油厂，并投资经营内河航运业。严信厚被后人称为宁波帮鼻祖。他在世时，在家乡庄桥费市做了不少善事，如族里的老人每年能在严家祠堂拿新年红包。
“工业兴，百业旺”，工业的兴旺带动金融、运输等第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至1910年，上海人口数为128.9万人，而此时在上海的宁波人就有40万之多。在以农耕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以家族为本位的乡土中国，恋家恋土是民间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此乃慈孝文化最肥沃的土壤。由于“家乡”二字深深地扎根于世人心中，离开乡土的慈城人、宁波人在因谋生而流寓他乡的情况下，就在异域他乡建立同乡会馆，这是缓解思乡思亲之情，便于同乡间相互交流帮助的一种民间组织形式。
其实，19世纪后期，在西学东渐、内忧外患的时势中，民间已出现“合群结社”的现象。1868年，慈溪县的杨泰亨、赵家薰、洪九章等在北京市东华门外大纱帽胡同10号（现为王府井之西、北京饭店之北的小甜水井胡同9号）集资购买大小房屋28间，设慈溪试馆。试馆主要为方便慈溪学子进京赶考，为其免费提供在京的食宿，也提供其他一些帮助。清朝时期，对考中的新官员，馆中请他们任意捐助，对名落孙山且生活困难的学子，馆中给他们提供返乡路费。科举制废除后，试馆又为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慈溪学子提供帮助。据王勤谟先生所记，他的姨父王成柏于1934年至1958年住在慈溪试馆，因考入北大曾经每年享受试馆奖学金50-60银元。据记载，慈溪试馆附近还有镇海试馆。
其实早在唐朝，伴随科举制度，由地方创办于京城长安的公寓就开始盛行，随后，宋的京城汴梁、元朝大都都有接待进京应考学子的所谓“状元店”。而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全国各地纷纷在京城建会馆。众所周知，大多数官僚体制中都要求官员实行地域性回避，如清代的“五百里回避”之制，即士子一旦进入仕途成为官员，必须远离自己的家乡到异地赴任。因而，最初的会馆还有解决地方士绅包括新任的大小赴任官员的食宿的功能。然而，无论是士人会馆还是工商会馆，都是一个以地域为纽带联络同乡同籍人士的公益机构，大多具备联乡谊、叙乡情、敬神灵的功能，是“聚一乡一邑之人，使得周旋洽比，缓急相需，无异比里族党之姻睦”。成立于1910年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是在上海的宁波人创建的民间组织，每月所办的事件包括：慈善公益、联络公团、遣回给领、送医恤亡、护柩安墓、和睦家庭等等。1922年9月，日本东京、横滨发生大地震，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即派员赴日，将当地同乡妇孺接回宁波；1931年8月，汉口发生特大水灾，同乡会随即组成“急救汉灾会”，并以此致函各轮船公司，准予避灾回籍的宁波同乡减免搭乘费用，同时调度新宁兴、甬兴两轮专程至汉口接回宁绍两籍同乡近1500人；1948年，发生在甬沪航线的江亚轮海难事件，是发生在身边的“泰坦尼克号”式的悲剧，因大量旅客要赶回宁波过年，轮船严重超载，海难致3000多人遇难，宁波旅沪同乡会受托分发江亚轮海难抚恤金3000万元。
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前后，宁波人还在杭州、天津、汉口等异域他乡组建了同乡会馆，宁波府属的慈溪、镇海、奉化、象山、三北等地的游子也组建了类似的民间组织——“宁波人所到之处，必有集合其同乡，组织一帮或一会社，以谋互助发展”。组织者往往是工商创业的成功之士。由此可见，工业文明培育了一大批实业家，也催生了一大批慈善家，前者以智慧、勤奋、节俭积累财富，后者又以善良、仁爱普济大众，使民间的慈风孝行从一家一户的父（母）慈子（女）孝延伸到社会性的慈哺乡亲、孝行大众。
就个体的游子而言，毋庸置疑的是，人虽然远离了家与族，远离了故土，但“家”的观念、宗族的大家在游子的心目中似乎从来没有被淡忘过。据慈城后新屋冯氏子孙冯琪回忆：“阿爷后的父辈有10多人，与我同辈的人更多，大家聚在一起，一是做祭祀，还有就是在结婚或做阴寿之类的大事时。阿爷过世后，家里的大事由阿爸与大阿哥主持。比如做祭祀，在上海一年要为8位祖宗大人做忌日与诞日羹饭，每人一年两次，感觉是一年到头老是吃羹饭。最万关的是遇上祖先做阴寿。做阴寿要还拜，而每次还拜的总是我，亲朋好友来拜寿，来者拜几次，我就叩几次头，还要互拜，每次都叩得头昏脑涨”，“在上海，父亲还常去冯存仁的药店，我家没有股份，而存仁是前新屋冯家的堂名，那里有啥大事情，来喊一声，阿爸就去，有时可能是做祭祀吃羹饭”，“我家在慈城西门外有一些田地，每年要回慈城来收租谷。而慈城办藕田学堂时，每年要向我家募捐一些钱，父辈觉得一收一付很麻烦。一次（大约1940年），藕田学堂又到上海募捐办学经费，我家索性将田地全部捐给了学堂”。这是慈城游子对家庭与故乡往事的记忆，从中不难看出家与族、家与乡有关的慈风孝行。
随着时代的变迁，原先局限在家族这个封闭范畴内的很多建筑物件的功能也在变化，最为典型的是祠堂。虽还是某某家的祠堂，但其功能已悄然改变，很多祠堂已经变成了学堂。如崇本小学原是慈溪黄山王氏祠堂，清末民初，王氏族人捐祠办学，并在浙东的小村办起了拥有实验室的西式学堂，且培养了不少异姓农家学子。
1910年以后，宁波、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不少报丧、修家谱、寻亲之类的广告，无论社会怎么更迭，时局怎么动荡，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依旧，因而维系一家一族的祠堂、祖屋、祖坟和家谱继续发挥神圣的庇护、教诲、感念之功能，此乃培育一个人慈风孝行的土壤。而且在时代变迁中，民间也逐渐完善着慈风孝行，“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便是慈孝文化顺应时代变迁的自我完善。表十三，清朝出现了懒人吃饼型、我也败家子型故事，尤其是在懒人吃饼型故事里，“大饼”象征着祖先留下的家产，“懒人”代表着商品经济下的社会人，故事提醒人们不能再固守长辈留下的“家”或“土地”，要动脑筋、要勤劳致富等等。从表十四中的第一种形式与第四种形式的故事类型可分析出，当时民间的价值观已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这一切的一切，也正是民间顺应时代发展而自我完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