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孝文化成熟于农耕时代。农耕社会，是只靠原始的农业耕作而生存的社会，其基本经济形态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狭隘的地方性，彼此闭塞。即使农本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出现了手工作坊、商贾与市集，各个以农为本的地区之间也可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那毕竟还是以农为本，并不能彻底改变各个地区闭关自守的状态。
现代社会是开放式的社会，经过了近现代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稳定，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社会化的程度，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也不复存在，民主、平等、独立等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要求有独立人格，要在家庭和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独立价值。
上述社会发展与价值趋向的变化，使得慈孝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平台至少也发生了三个变化。
家庭平台
因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传统宗族大家不复存在。在考察中心的城镇，家庭大多是由父母和儿女组成基本单元，旧时那种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甚至五代同堂的家庭基本消失，家庭和睦不再仅仅依赖道德伦理的约束来维系，而是通过感情和责任的纽带来维系，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主次和上下关系基本被人格平等、互相尊重所替代。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计划生育被列为基本国策，城市家庭多为三口之家；在乡村，即使三四代同居一村，也多以三口或四口之小家为基本单元。
组成家庭的过程，曾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普遍被现代爱情婚姻替代；男女之间的交往、选择强调自由开放，生儿育女看重其是爱情结晶，不再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束缚。每个家庭中，由于职业选择的社会化，夫妻关系也随之社会化，夫妻之间不仅要包容不同的个性化追求，还要接纳各自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圈子。
社会平台
现代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倡导每一个个体建立健全独立人格，社会由众多拥有独立人格、职业能力的个体组成，每一个个体在现实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价值，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因信息革命带来了网络虚拟世界，使得当下出现了“线越连越近，人越离越远”和“网越连越近，心越离越远”的新型交往现象。电信、网络进家入户，电话、短信拜年之类的新民俗随之出现，人们常常懒得上门做客拜访，尤其是孙辈与祖辈间；同时电信、网络连通了相隔遥远的人们，但虚拟世界中不时发生的各类欺骗行为仿佛使人变得更加陌生。社会平台更加开放、更加民主，但随之也产生了鱼龙混杂的现象，这些变化也导致家庭生活日益社会化，因而家庭问题逐渐变成社会问题。
教化平台
上述家庭平台、社会平台的变化也带来教化平台的变化。昔日是传统家庭教育决定一个人成长，如今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对于下一代的成长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如今，用长辈的故事、家训、族规教化后代的方法几乎被淘汰；将教育单纯变为灌输知识的现象越演越烈；前述的慈风孝行（道德教育）民间教化平台几乎消失；寓教于乐的教化平台虽有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现代化渠道，但传播题材对一个人，尤其对青少年的人格塑造影响不大，大量主题庸俗的影视作品甚至产生反作用，如帝王将相的戏说作品反而奴化了幼小的一代。
针对上述三个平台的变化，根据慈孝文化的当代思考引出“他人”“女人”“众人”“教化”“责任”“感恩”六个关键词。笔者认为，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思想多元的当代社会，尤其是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思想多元化的博弈中，慈孝文化仍富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且有强烈的道德教育和精神激励作用。由此，提炼出慈孝文化的当代价值为尊重、感恩、责任、和睦。
尊重不仅应是一个人的处世态度，而且还是人与人相处应遵守的原则。谚语“我敬人三分，人敬我七分”讲的便是这个理。尊重，既有尊重人如自己、他人与众人之义，又有尊重天、地、自然环境之义。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指出：“华风之弊，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2013社会心态蓝皮书》中指出：我国已出现了信任危机。而尊重则能解决现代社会最令人担忧的诚信缺失这一社会问题。
感恩是一个人的处世行为。感恩一词，相关词典的解释是：“乐于把得到好处的感激呈现出来且回馈他人。”感恩又来自民间，前述的慈风孝行蕴涵的不外乎“知恩图报”“结草衔环”“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等意义。感恩能消除当前民间弥漫的抱怨情绪，能培育一个人的他人与公众意识。有道是，“鱼感水恩，此乃幸福之源”。感恩，很多时候还是人生快乐的源泉。
责任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份内的事，即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一是指没有做好份内的工作，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责任决定一切的新观点，并以此得出有关责任的五个基本内涵，即责任意识——想干事，责任能力——能干事，责任行为——真干事，责任制度——可干事和责任成果——干成事。
用此观点剖析责任，不外乎有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虽已告别了家国同构的社会制度，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应该说，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是互相影响、互相牵制、互为转变的。目前，关于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需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家庭关系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长辈将自己面临的社会压力过多地转移到后辈身上，不加选择地让孩子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加重了后辈的负担，加深了代沟，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另一方面，有些晚辈将自己的家庭责任推给社会，借口压力过大、工作太忙等，对年老的父母缺乏必要的关爱，赡养父母的精力投入和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导致许多有儿孙的老人迅速走向“孤寡化”，给社会造成巨大负担。二是社会行为中的责任意识淡薄，尤其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假广告、假冒伪劣商品、假服务屡禁不止，诚信滑坡，严重影响人民生活，损害人民利益。面对这些情况，我们必须提高责任意识，加强诚信操守，规范责任行为，共同营造“责任社会”。
和睦是个体、家庭、社会人共同追求的目标。经济学家洪盛分析了数百年的人类历史以后，将人类的文明史归结为从冲突走向合作的历史。自古到今所倡导的慈风孝行乃是构建和平共处的合作形式。由此，和睦既是慈孝文化的当代价值之一，又是慈孝文化的结果。
2012年夏天，有“精神富有”的概念提出，同时提出的还有“物质富裕”。虽然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与曾经提出的“物质、精神双丰收”概念如出一辙，但在拜金主义或者说一切向钱看的社会不良趋向中，重提“精神富有”这一概念犹如久旱逢甘霖。
应该说，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是两个层面的概念，以“渔夫与富翁”的对话故事为例：亿万富翁在海滨度假，渔夫在海滨垂钓，就物质层面而言，富翁有亿万身家，而渔夫仅有渔具，相差甚大。而在精神层面则没有具体的一种标准来衡量，富翁有成功的快乐，而渔夫呢，也有收获的喜悦呀。大多数情形下，快乐与喜悦无法用量来衡量，这是一种自我选择后的自我感受。由此而言，“物质富裕”的目标达到容易，设一个GDP指标或画一条国民人均收入指标线即可。而“精神富有”相对来说就不那么容易达成了，一是因为精神不可量化，二是每一个人的自我感受没有固定的衡量指标。俗话说：“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条心。”那么精神富有的感受是否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呢？如果用慈孝文化的当代价值来看精神富有的概念，又是怎样的呢？
从前述的慈风孝行可知，我们的先人有着追求物质富裕，更崇尚精神富有的文化传统，《礼记》中就有“富润屋，德润身”之说。北宋李格非（1045-1105），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初任冀州（今河北省冀县）司户参军、试学官，又先后任郓州（今山东省东平县）教授、礼部员外郎等职，一生安贫乐道、著书立说，其运用典籍《论语》中的“居无求安，食无求饱”和《礼记》中“富润屋，德润身”观点撰写的对联“居无求安食求饱，富不润屋德润身”，一直流传至今。这副佳联是李格非人生追求的写照，也展现了他为官做人的高风亮节。有道是“教子有方，门庭兴旺”，受父亲淡泊清廉思想的影响，其女婉约词派代表李清照成为，北宋爱国词人，被誉为“千古第一才女”。
与李家父女一样，中国人历来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丈夫不为五斗米折腰”作为精神富有的人生追求，其中苏东坡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被民间所认同，并广泛传播，又似与宁波民间“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遥相呼应。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当下社会中存在的利益分配不合理、贫富悬殊、道德失陷、公信力降低、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又让人们感到生存的压力，影响幸福感。以荷兰伊拉斯谟大学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调查数据为例，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995年上升到7.08，而2001年却下降到6.60.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经调查认为，影响幸福感下降的原因有“老爱比较”“缺乏信念”“不善于发现阳光面”“不知道奉献”“不知足”“相互不信任”和“过于焦虑”等。因为没有查找到两份调查的原文，间接引用可能会导致论证的偏差，此处仅作参考。但不可否认的是，幸福感指数不仅体现了物质财富对人的影响，更反映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具有一定的指向性。这一指数的降低，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人们精神财富的日渐匮乏。
精神财富，包含一个人的学识、见识、阅历、经历等诸多方面，说一个人精神富有，常指的是其学识广、阅历深、见多识广；物质富裕，指的是一个人拥有房产、汽车、首饰、古董、名牌服装以及金钱等多种看得见的东西。尽管大多数人也开始认识到精神比物质来得更重要，但事实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观念所导致的拜金主义倾向，导致如今的民间还是重物质轻精神，因而重提的“物质富裕、精神富有”将是众望所归的目标，因为前者是一个人生存的基础，后者是一个人的精神家园。
精神家园是一个人物质以外的一种追求，是一种既以物质为基础，又受欲望与信仰影响的自我精神世界。一个人的精神家园没有固定的模式，每个人所追求的精神家园也各不相同。大家认同的精神家园是一个精神富有的家园，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地方，是能够让人们拥有“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五福的地方。鉴于此，精神富有的家园至少应具备道德力量、法度天平、敬畏心灵、个性思考四要素。
道德力量
上部分“慈孝文化的思考”讲述了随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之后，民间慈风孝行发生的变化，这是当下现实生活的缩影。尽管是局部，还是能发现其中道德滑坡的现象，莱斯特大学的调查总结出的幸福感下降的原因，比如“老爱比较”“缺乏信念”“相互不信任”等，其根源也在道德上。笔者认为，民间文化中所蕴涵的慈风孝行，乃是一个人的行为准则，人们应从中汲取文化养分，通过培养责任感，建立彼此间的诚信，来营造人与人之间爱与被爱的关系，此是精神家园的土壤肥力，也是不可估量的道德力量。通过它，人们可以明白何为私德，何为公德，以及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等。
法度天平
毋庸讳言，当下是社会转型和道德重构的关键时期，也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错综复杂，因而精神富有的家园还需法度天平，即用法律威严来平衡正义的天平。法律天平可以区别私权与公权，改变时下一些人践踏神圣的道德底线的现象。
敬畏心灵
这里的敬畏并非信徒式的顶礼膜拜，也非宗教氛围中因惧怕而产生的敬畏，而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式的心灵感应。虽说宗教亦劝导人们要善良，但笔者希望的是更广泛的善与爱，就像人们自觉地敬畏天、敬畏地那样，敬畏地球上的一切生灵并付诸平时的言与行，自觉地心怀慈悲，言行向善，如民间所言“念佛念一世，勿如过桥石板铺一记”那样，培养人的小爱与大爱。小爱是爱自己与家人，大爱是爱大家与大众，爱不分血缘、不分肤色、不分种族的地球人。
个性思考
较之道德力量、法度天平与敬畏神明，个性思考境界更高。个性思考是针对“老爱比较”而言。比较与相互攀比是人的一种劣根性，笔者认为，人是高级动物，必须要特立独行。李嘉诚曾说，“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这说明一个人首先要自立自尊，其次要运用东西方文化经典中的理论观念、标准等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作理性的思考，从而形成自己的言行，这种言行是在道德范畴内，不影响法度天平的慈风孝行。如果是这样的个性思考，那大家大多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精神富有是人类至高至上的境界，如何在有形的躯壳之中填充无形的精神灵魂？政治学、社会学、哲学诸领域对此有更高、更精彩的理论阐述，笔者仅仅从民俗学角度作一浅显的分析：当下精神富有的家园至少是一个爱的家园。有人认为：“你能做的最大的社会公益，根本不关钱的事，只需要管好你自己，照顾好家人，对他人微笑。”借此观点，笔者认为，一个人对精神富有的家园的最直接贡献是管好自己，自食其力，再照顾好家人。民间的慈风孝行也正是基于自食其力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