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1910~1998），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因他周岁“抓周”时抓得一本书，故取名“钟书”。
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在这一时期，他刻苦学习，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大学毕业。1935年和作家、翻译家杨绛结婚。同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回国。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钱钟书深入研读过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著有多部享有声誉的学术著作。他的散文和小说也很出色，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有位外国记者曾说，他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看钱钟书。他把钱钟书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因为看了钱钟书的《围城》，想去采访钱钟书。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终于找到了钱钟书。钱钟书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请求，并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
钱钟书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与吴晗、夏鼐被誉为清华“三才子”。与陈衍老人的交往更体现了这一点。陈衍，号石遗，晚清“三大诗人”之一，在当时的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石遗老人对当时的诗人学者甚少许可，但是对钱钟书却另眼相看。每年寒暑假钱钟书从清华回无锡，石遗老人都要邀他去自己家。有一次，石遗老人说起清末大诗人王闿运：“王闿运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世兄知之乎？”钱钟书对曰：“应该是个矮子。”石遗笑说：“何以知之？”钱钟书说：“王死时，沪报有滑稽挽联云‘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得之。”石遗老人点头称是。又说王闿运的著作只有《湘军志》可观，其诗可取者很少，他的《石遗室诗话》中只采用某两句，但已记不起是哪两句了。钱钟书马上回答：“好像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石遗老人不由得惊叹：“世兄真是好记性！”
尽管钱钟书学习成绩很好，但在生活方面，他确实有点“痴气”。比如，他总分不清东西南北，一出门就分不清方向；穿衣服不是前后颠倒，便是内外不分。最出洋相的是上体育课，作为领队，他的英语口令喊得相当宏亮、准确，但他自己却左右不分，不知道该怎么办。口令喊对了，自己却糊里糊涂不会站，常常闹得全班哄堂大笑，自己却莫名其妙。聪明过人却又时常“糊涂”，这就是叫人难以捉摸的钱钟书。
《围城》是钱钟书的一部“忧患之作”，作于抗战末期动荡不安的上海，通过描写怯懦浪荡，不学无术的方鸿渐留洋回国的种种遭遇，刻画出褚慎明、董斜川、李梅亭、韩学愈、高松年、苏文纨等个性鲜明的人物，深刻鞭挞了知识分子庸俗、无聊、虚荣的劣根性。如方鸿渐40美金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韩学愈自称自己奇丑无比的白俄老婆是美国血统，李梅亭与苏州寡妇勾搭调情，写得无不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
《围城》书成后在国内流传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备受几十年的冷落。墙内开花墙外香，《围城》在国外却享誉甚高。美籍华人，著名文艺批评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他的评价引发了许多西方译本的出现，钱钟书作为作家渐渐为世界所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