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大志的林绍良当然不会满足于自己的事业基地仅仅在面积并不大的古突士镇。他是一只雄鹰，心里有更广阔的天空需要征服；他在商业的高山面前，是一个不盯着自己脚印的登山运动员，他眼里有更高的山峰在呼唤着他的到来。
1952年，林绍良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又一次使他接近了成为商业巨擘的距离。
这个决定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他的商贸总部必须从“弹丸之地”古突士镇迁移到首都雅加达去；二是，不能仅仅盯着现有的经营方向，而要把眼光盯向更广阔的经营领域。
说干就干，他将在中爪哇古突士镇的生意全部交给了长兄林绍喜打理，自己到雅加达开拓更大的商业天地。
雅加达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城市和首都，位于爪哇岛的西北海岸，东南亚第一大城市，世界著名的海港。多数居民为爪哇人，少数为华人、华侨、荷兰人，官方语言为印度尼西亚语。
雅加达位于爪哇岛西部北岸，在芝里翁河口，濒临雅加达湾，东经106°49′，南纬6°10′，人口有850万。
雅加达特区面积为650.4平方公里，分为五个市，即东、南、西、北、中雅加达市，其中东雅加达市面积最大，为178.07平方公里。
雅加达历史悠久，早在14世纪就已成为初具规模的港口城市，当时叫巽他加拉巴雅加达市政府，意思是“椰子”，华侨称其为“椰城”。约在16世纪改名为雅加达，意思是“胜利和光荣之堡”。该港埠于14世纪归属巴查查拉王朝。1522年，万丹王国征服该地并建城。1527年6月22日，改名为查雅加尔达，意为“凯旋城”，简称为雅加达。
1596年，荷兰侵占了印度尼西亚，1621年把雅加达改为荷兰名字“巴达维亚”。
1942年8月8日，日军侵占印尼后恢复了雅加达的名称。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式成立，定首都为雅加达。
1950年1月20日，印尼成立联邦政府后，把雅加达改为巴达维亚，1950年3月31日改名为大雅加达市，1961年改为大雅加达特区至今。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无疑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富有与贫穷对比强烈的城市。
一眼看去，它犹如一个由钢筋水泥组成的杂乱丛林。从城区高处俯望下来，随处可见低矮的瓦屋掺杂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之间，柏油大道与青石小巷交叉纵横，而金碧堂皇的高级酒店与高科技中心就坐落在嘈杂拥挤的村庄不远处。这一切都使人感到雅加达在致力发展其经济时也需要一个更好的城市远景规划。
雅加达城区分为两个部分，北面滨海地区是旧城，为海运和商业中心。南面是新区，为行政中心。今天已连成一片，难以区分。雅加达市中心的独立广场，绿草如茵，群芳争艳。广场东面是国家宫，原是荷兰总督的官邸，现为印度尼西亚的总统府。广场西面是国家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雅加达市的七大博物馆之一，为东南亚最大的博物馆。它是一座古老的欧洲式建筑物，博物馆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模型图十分引人注目，上面有各民族的人物塑像，从模型图上可以看到印度尼西亚全国的民族分布、语言及经济发展状况。还陈列着佛教和印度教的石雕像、古代钱币、印章、大天平、木制用具和古典乐器等。在陶瓷馆内，展出的瓷器形状各异，大多是中国唐、宋、明、清时代的产品。有些古瓷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这些瓷器是千百年来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也是印度尼西亚社会文化的缩影。
雅加达是印尼三大旅游城市之一，市内绿树成荫，街道两旁遍植常绿树种，世界著名的波格尔植物园及茶园坐落在此，还有独立广场公园、印度尼西亚缩影公园、安佐尔梦幻公园、千岛群岛、中央博物馆、伊斯蒂赫拉尔清真寺等名胜古迹。科塔是17世纪荷兰古城镇八达维亚的中心，其四周是由鹅卵石铺成的塔门法塔西拉广场。从科塔这座精致古老的荷兰建筑往北走，就会来到古老的帆船码头，在这里会令人回忆起当年世界各国各种帆船群聚的时代。
在经营方向方面，林绍良也调动了自己所有的商业智商，他决心在其他经济领域拓展大显身手。
这时的印尼，刚刚建国不久，百废待举，如何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美好的家园？这个问题摆在所有印尼人的面前。解决好最基本的问题，安排好人民的生活，是重建美好家园的前提和保障。据此，林绍良很快便确定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从最基本的行业入，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入手，先做好与人们的吃喝拉撒有关的生意，然后再扩而大之，进军其他领域。
林绍良把自己事业的经营方向由原来的贩卖向工业加工转变。从1954年起，在雅加达，林绍良先后办起了纺织厂、肥皂厂、铁钉厂、轮胎厂以及自行车零件制造厂。这些工厂都和当时印尼民众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纺织厂解决了人们的穿衣戴帽问题，肥皂厂解决了人们的卫生问题，铁钉厂盯住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住房重建问题，轮胎厂和自行车配件厂则关注的是人们的交通问题。这些工厂的产品不仅解了印尼政府重建国家的燃眉之急，还吸引了大量为生计而奔走呼号的人们的就业问题。每天，这些工厂机器隆隆，工人们在争分夺秒地生产着，他们不仅为自己，也为国家的建设做着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工厂的大门一派繁忙景象：进进出出的是或者拉原材料进厂或者拉成品出厂的卡车。
这些工厂为林绍良带来了大笔的利润。
随着这些企业的发展，林绍良逐渐把下一步的目标定在了进出口贸易上。
对林绍良来说，做这样的调整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工厂的规模在扩大，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增加，而国内的需求是一定数量的，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这就要求经营者把思路发散起来，把生产的商品销到更大范围的市场去。同时，由于产品数量的增加，工厂规模的扩大，对原材料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对原材料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拓宽国外的原材料市场。
林绍良首先与新加坡和香港建立起了贸易关系，接着把这种贸易关系的范围扩大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与新加坡建立贸易关系相对简单。早在几年前，林绍良就从新加坡运送过军火和军需物品，还取道新加坡运送过丁香。可以说，林绍良与新加坡方面的贸易并不陌生，只是这种贸易关系是非官方的，非正式的，非公开的而已。至于与香港建立贸易关系，林绍良意识到，只要香港方面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合作的可能，有合作的可能就存在着利润空间。他凭借着自己良好的信誉和执着的精神，很快便打通了与香港方面贸易的渠道。国外市场的拓展，不仅拓宽了他名下的工厂产品的销售途径，还让这些产品卖出了一个更好的价钱。
当很多同行羡慕林绍良大赚特赚的时候，林绍良又在考虑着其他的事情。
林绍良看到了一个事实：无论是小规模的买进卖出还是大规模地工厂化生产，都离不开金融界的支持。然而，不管是国有银行还是私人银行，都是为了赢利，都是靠抽取差价才得以生存的。如果经营者需要获得银行提供的资金的话，都需要付出相应的酬金给银行。这些酬金高低不等，且管理并不规范，有些急等资金汇入的经营项目就会不得已受到银行的盘剥，从而造成一些项目未曾上马先已经大大增加了成本，为以后的经营埋下了祸根。如果不想受到银行的盘剥，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己的银行。
但是，要开办自己的银行，又谈何容易！
除了需要国家支持以外，更关键的一点就是，开办银行者，必须具备雄厚的资金基础。
获得国家支持若是对其他商人来说无疑于上青山，但对林绍良来说并不难。
不论是从他与此时的总统苏加诺的私交上还是出于他对印尼独立战争的杰出贡献上，林绍良要想获得政府的批准并非难事。主要的恰恰是启动资金的问题。
但如果真的想把事业做大，开办自己的银行这个问题是一座山，绕避不过的高山。
林绍良渐渐下定了决心。
林绍良在泰国的金融巨头陈弼臣的帮助下，于1957年正式创办了中央亚细亚银行，并任董事长。很快，林绍良在泗水、三宝垄、棉兰、巨港、万隆等地设立了十四家分行和支行，逐步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金融业务网络，从此，林绍良的所有生意便不再仰其他银行的鼻息。
陈弼臣，祖籍中国广东省潮阳县，1910年出生于泰国春武里府。小时候，他曾在原籍的中学读书，1927年返回泰国，初时靠打工糊口。上世纪30年代中期，陈弼臣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开设了五金木业行，赚取第一桶金之后，陈弼臣又创办了“亚洲贸易公司”等企业。1944年，他联合中泰商贾，集资20万美元，在泰国曼谷的叨察旺路开设了“盘谷银行”。由于他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之道，盘谷银行的经营业务迅速发展，几乎掌握着全泰国的经济命脉。1984年，盘谷银行的总资产高达83亿美元，在泰国境内设有260家分行，营业额占泰国金融市场总额的30%以上；在世界各地总共设有15个分支机构。同时还拥有140家保险和船务公司。1983年6月，美国《金融》月刊将陈弼臣创办的盘谷银行列入全世界最大的12家银行之中。
陈弼臣的私人资产估计在10亿美元以上，美国《时代》周刊1982年3月号称，陈弼臣是“泰国的头号大亨”是“泰国的最大家庭企业王国的北极星”。陈弼臣深受泰国政府的重视和民众的爱戴，国王和政府曾多次颁赐他各种勋章。他曾担任泰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主席、泰国中华总商会永久名誉主席、泰中友好协会顾问等职。
资助林绍良开办中央亚细亚银行，原因不仅是同是华人的“血脉之亲”，更是盘谷银行向外扩张的结果。
先有了政府做后盾，接着又有了自己的银行做后盾，林绍良在生意场上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1965年，林绍良与他的好友林文镜等人联合创办了华仁谊集团，华仁谊集团属下的企业达30多家，包括银行、地产、面粉、纺织、钢铁、水泥、贸易服务、航空运输等行业。
林文镜，1929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县的溪头村，是林绍良的老乡。福建融侨集团的缔造者，也是印尼“林氏集团”两大股东之一。
1936年，年仅七岁的林文镜随母亲离开家乡，到印尼跟随父亲做生意。十七岁那年，父亲去世，林文镜不仅承担起养家的重担，还从跑单帮开始闯入商海，到20世纪60年代末，林文镜先后开办了20多家企业。后来，他与父亲的一位朋友——林绍良合作，成立了著名的林氏财团，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面粉厂和水泥厂，拥有自己的矿山和船队，成为名震南洋的一代巨商。
到了这时候，林氏集团——一个兼有商业、工业和金融业的庞大的商业帝国已初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