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夏天，在风和日丽，波光粼粼的日本江户湾的海面上，出现了4艘顶部不断冒着灰白色的烟雾的黑色大船，这是来自美国的蒸汽军舰。
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即今东京岸的浦贺，把美国总统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这次事件，史称“黑船事件”。
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下田和箱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
“黑船事件”冲击了日本的封建自然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势力积极结盟举兵。
11月8日，天皇下达讨幕密敕。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
1868年1月3日，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
8日及10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
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在京都附近与幕府军激战，德川庆喜败走江户。戊辰战争由此开始。
天皇军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年5月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天皇军平定东北地区叛乱诸藩。
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戊辰战争结束，日本全境统一。
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倒幕运动的尾声。也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余波。随着西南战争中萨摩军的失败，由天皇操纵政权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建立，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革命的结束。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起至1877年西南战争结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孕育形成阶段。
在这10年中，日本确立和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军国主义的武装和警察、监狱，并开始对外实行侵略扩张。
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富国强兵”是主体，是诸政策之首。
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点，使日本被纳入军事、战争轨道，进入从战争走向更大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
1878年，日本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和《参谋本部条例》，加强对军人的军国主义训练。
日本国内外均无制约和阻遏军国主义发展的形势和力量。日本国内曾有3次民主运动高潮，即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和护宪三派斗争、反法西斯斗争，但均遭失败；日本对外侵略时，屡屡冒险却均较轻易得手，更刺激其向军国主义道路迅跑。
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完全是靠进行不间断的疯狂的侵略战争来推动的。
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侵犯中国，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出兵西伯利亚，入侵中国。日本通过这些侵略战争，获得了巨额赔款，掠夺了被占领国家的大量财富，攫取了大片土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实现。然而，1920年至1921年，日本爆发了历史上空前浩大的经济危机，处于寄生地主控制压迫下的农民纷纷破产。经济危机尚未过去，1923年9月1日，以东京为中心的整个关东地区以及静冈、山梨等县突然发生强烈地震。这次大地震使电信、电话、交通网被切断。下町一带被熊熊大火烧成灰烬，在一处被烧毁的遗址上，大量居民因地震成为饥饿的难民。震灾发生后，以政府的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再次引发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机，许多大公司和银行倒闭，金融界一片混乱。日本半封建的农业也陷入经济危机。
至1929年10月，自美国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又使脆弱的日本经济受到新的更大的冲击，社会再也不能保持大战前那种稳定了。
在国外，日本也受到了英美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和平结构，仍由英法等欧洲战胜国居于主导地位。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与英法迫使日本接受了“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门户开放”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市场与资源的计划。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被打破，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兴起，又形成了对于日本的猛烈冲击。
在中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对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无疑又是一个沉重打击。
毫无疑问，日本军国主义开始陷入了危机四伏和到处碰壁的困境。这不能不促使日本各阶层、集团、政治力量对于本民族的历史与前途进行集中的反思，并做出自己的反应与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开始兴起并发展起来。
在经济危机期间，日本的民间法西斯运动和军队法西斯运动快速发展，并掀起了一股法西斯浪潮。在这两种法西斯运动的推动下，实现了日本军部法西斯化。这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特色所在。
全面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利用中小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恐惧和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提出了“革新”和“反财阀”的口号，大肆攻击政党政治，极力进行迎合民意的宣传。
它们对外鼓吹侵略扩张、称霸亚洲和世界，对内宣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民主主义，要求对现存体制进行“革新”，对社会和经济进行改造，实行以天皇为首的军事独裁。
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和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的要求，从而获得了这一阶层广大成员和青年军官的支持，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法西斯运动。
1919年，日本的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写出了《日本改造方案日本大纲》；同年8月，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在东京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标志着法西斯运动在日本的兴起。
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方案原理大纲》，以纲要加注的形式，简要明确地提出了法西斯的政治主张：
只有依靠国民的总代表、国家的根本天皇指导，在乡军人发动政变，实行国家改造，才能摆脱大日本帝国面临内忧外患，同时袭来的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国难。在对外关系上，主张日本有对外开战之积极权力，赤裸裸地叫嚣战争。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以其强烈的蛊惑性、欺骗性、狂热性，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最激进的纲领，在日本的青年军官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20年，北一辉返回日本，加入成立不久的犹存社，并与大川周明一道成为该社的台柱。
犹存社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核心经典，秘密印发，致力于法西斯“国家改造思想的普及和宣传工作”。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完成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来建立一个称霸亚洲的大日本帝国。
在犹存社的鼓动下，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在日本一部分军人和学生中引起共鸣。东京帝国大学的“日之会”、北海道帝国大学的“烽之会”、早稻田大学的“潮之会”、拓植大学的“魂之会”、第五高等学校的“东光会”、佐贺高等学校的“太阳会”、京都帝国大学的“犹兴学会”等法西斯主义团体纷纷出笼。
虽然由于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的分歧，犹存社在1923年解体，但法西斯运动却由此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团体、派别不断涌现，如，大川周明的纯日本主义派，权藤成卿的农本自治主义派等。
民间法西斯运动产生之后不久，日本军队也兴起了法西斯运动。
1921年10月27日，旅欧陆军军官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商讨日本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他们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总体战略思想，约定回国后将致力于“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这就是所谓“巴登巴登密约”，又叫做“三头密约”。
10月28日，东条英机也从柏林赶到，加入密约。“巴登巴登密约”的结成，是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的起点。
永田铁山等人回国后，邀集年龄相近、志同道合的陆军中央幕僚军官，于1923年成立了“二叶会”，讨论如何改革陆军等问题。
1924年年初，长州藩的首领田中义一召集陆军中的元老们在他家开了一次会。
他扬言：“我们面临着萨摩藩的阴谋，让我们彻底粉碎他们。”
6个月后，长州藩的一些将军和少数政友会的同盟者，获准去搞垮这个卑躬屈节的清浦内阁，条件是他们要接受陆军的改组计划。
1924年6月，由加藤高明组成新内阁，此人在10年前曾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新内阁把陆军的清洗当做一项例行的经济措施而满不在乎，而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普选法的新问题方面。
当全国的注意力被转移时，陆相宇垣却站在一边没有人注意。他表面上是对陆军进行裁军，实际上正在军官团中进行一笔复杂的讨价还价的交易，通过这笔交易，所有最重要的长州藩将军连同一批经过选择并给以补偿的萨摩藩将军和其他藩族的将军均自动辞职。
约有2000名军官被裁减。一些师团被宣布解散，但这些师团中的许多中队和大队则不予触动，待命处理。当许多长州藩族的军官退伍后，他们的部队重新被分配去充实还保存着的师团，或到新成立的辅助部队去充当军官。
此外，强制军事训练时间被缩短至6周，以便万一在全国动员时，政府能为每个男青年提供一些靠得住的基本训练。为了弥补训练时间的不足，组织了有1200名教官的陆军教导团，其成员被分配到著名的高等学校和预科学校。
体育教官保证每个青年在服役前要学好尚武精神的原则、列队操练、军刀和步枪操练。他们通过对教职员的恫吓威胁，在以后几年中逐步严密地控制课程。
1927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垄断资产阶级期望从对外侵略中寻找出路，因而重用军阀。4月17日，政友会总裁、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兼外相。
田中义一代表最反动、最富侵略性的日本统治集团，公开推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举行了所谓的“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代表。
会议研究了政府提出的对华“积极”行动纲领，即公开侵略中国的纲领。
这个纲领的核心就是田中在会上提出的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方针。东方会议的决定成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的基础。
尽管《田中奏折》的原件至今尚未发现，但历史已经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按照“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的侵略方针进行侵略和争夺东方和世界霸权的。
在田中执政的两年中，仅1927年和1928年即曾两次出兵中国山东，侵占青岛和济南。东方会议决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根据公布的内容：
第一，区别中国本土和满蒙，坚决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
第二，认为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应和各地的稳健政权取得适当联系，即极力使军阀分裂互斗，从中选择日本的走卒。
第三，帝国在华权益以及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时，帝国当根据需要采取坚决自卫的措施，即日本坚决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人们为敌。
第四，万一动乱，即中国革命波及满蒙，扰乱治安，使该地日本的特殊地位与利益有受侵害之时，帝国将不问它是来自哪一方面，有立即坚决采取适当措施加以保卫的决心。
1927年12月，永田铁山在整备局作《论国家总动员的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各种有形无形的资源全部加以统制的思想。
这样，就在日本法西斯体系中加进了新的内容：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而民间法西斯分子鼓吹建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便成为幕僚革新派进行全国总动员的重要手段。
在“二叶会”的影响下，参谋本部课员铃木贞一和石原莞尔等更为年轻的军部中央校、尉级军官，于1928年组织了“研究国策”的木曜会。
1929年5月，“二叶会”、“木曜会”合二为一，建立了“一夕会”，标志着军人“幕僚革新派”的形成。
以永田铁山为核心的幕僚革新派，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战略的研究，以及长期在德国对欧洲各国的观察，认为日本要在未来的世界战争中取胜，必须进行总体战。
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日本的国力同美英有着难以克服的差距，非但如此，国力薄弱的日本还要以一国的力量同多国对抗。为了缩小差距，进行总体战，充分调动一切人力、物力，必须建立总体战体制。
1929年7月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为了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对内推行紧缩财政和产业合理化政策，对美英采取“协调”外交方针，并以政治手段将中国东北攫为己有。
而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省、总参谋部和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则主张立即出兵侵占“满洲”，以摆脱日本的经济危机。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的法西斯和准法西斯团体曾经试图建立全国统一的组织。但是，所有的统一尝试均因内部存在分歧和争吵而未能成功。
民间法西斯团体遂把自己的事业和希望寄托于军队内部的法西斯势力身上。日本军部是近代天皇制的核心，是近代军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在经济大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军部实现了法西斯化，成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角。
1930年9月，以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一些中下层军官建立樱会。
1932年，原“一夕会”的一些成员同其他一些军官，形成了以永田铁山为中心的统制派，成为推动军内法西斯运动的两股势力。由于统制派主张保持军部中央机构的统制，以合法手段，先外后内，自上而下对国家进行法西斯改造，建立军部独裁统治。因此，统制派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中上层军官的支持。
1934年1月，带有统制色彩的林铣十郎接任陆相，同年3月任命统制派领导人永田铁山少将为军务局长，成为仅次于陆相、陆军次官的最有实权的人物。统制派由此确立了对陆军的支配权。
陆军是日本军部的主导，支配了陆军就意味着掌握了对军队的主导权。军部还有计划、有步骤地从组织上操纵国民和民众舆论，对国家政务施加压力。
1931年，在乡军人会会员发展至260多万人，在各地实际上起着反动的政治作用。军部通过在乡军人会，将其影响扩大到全国各地和几乎所有基层单位，并通过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把全国青少年置于自己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此外，军部还通过驻地的部队，对各地管辖的居民直接进行宣传、煽动和组织其他活动。军部通过上述手段，为扩大、确立自己的政治支配地位，攻击、摧垮政党政治奠定了基础。
实力日益壮大的军内法西斯势力，利用危机，同民间法西斯势力相呼应，连续向政党政治发起进攻。
1930年4月22日，滨口内阁签订了《关于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条约》，遭到军方和右翼反动团体的责难。他们指责政府软弱无能，借机进行军国主义宣传，主张改造国内体制，加强军事独裁统治。
11月2日，议会批准了《伦敦条约》。
11月14日，滨口首相前去参加陆军大演习时，在东京车站遭到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的狙击，身负重伤，后于1931年8月26日死去。
滨口首相被刺，是军部准备发动战争的信号。同年末，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少壮派军官组织了“樱会”，企图发动政变，建立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为首脑的“改造政府”，后未遂。
“九一八事变”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法西斯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军内法西斯分子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条件，采取各种手段实现军部独裁，以夺取政权。
1931年10月，樱会陆军军官和大川周明等法西斯分子再次策划发动武装政变，以策应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建立军事独裁政权。政变计划动员陆海军少壮军官和民间法西斯势力，袭击首相官邸和警视厅，杀死首相若礼次郎和外相币原喜重郎，建立以荒木贞夫上将为首相、建川美次为外相的军部法西斯政府。
后来，这一政变计划由于中途泄密而再次流产。但是，军部又一次对“十月事件”的真相予以保密。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只是受到暂时性的保护性拘留，主谋也只受到了20天闭门反省的处分。
“十月事件”后，法西斯恐怖活动达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1932年二三月间，日本又发生“血盟团事件”。民间法西斯组织血盟团与以藤井齐为首的海军少壮军官相勾结，连续刺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合名公司董事长。
1932年5月15日，以士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陆海军青年军官及血盟团余党发动政变，袭击了首相官邸、大臣官邸、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日本银行等处，杀死首相犬养毅。史称“五·一五事件”。
政变虽被粉碎，但内阁被迫辞职。军部借口“时局非常”，拒绝政党继续组阁。
5月26日，海军上将、前驻朝鲜总督斋滕实在军部的支持下，根据军部的“废除政党政治”的要求，成立了“举国一致内阁”。日本历史上的政党内阁时代从此结束，军部法西斯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进一步得到加强。
1934年10月，陆军省发表题为《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小册子，公开叫嚣“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宣称“国防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要求确立一切服从战争的“国防政策”，“重新组织、经营国家和社会”。
这本小册子是统制派和整个军部确立法西斯极权体制的纲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受到社会右翼和军部法西斯分子的坚决支持。
1935年，法西斯分子掀起了一场“明征国体”运动，全力攻击日本政党内阁的理论基础“天皇机关说”，使“国体论”成了极权主义统一国民和改造国家的核心理论。
军部法西斯势力随时利用“天皇”和“国体”的大棒，镇压一切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抗运动，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展开“铲除异端”的活动。
陆军省发表的小册子和“明征国体”运动，成为军部法西斯化完成的标志。日本军部实现法西斯化，为确立军部对内阁的政治支配地位，为实现日本政体的法西斯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在这个阶段，日本军国主义的体制最完整，表现最狂妄，当然，令有些战争狂人始料不及的是，军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接着面临的就是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