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传删《诗》、定《书》、作《春秋》，予考详，始明其不然。
然后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
案：《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语，岂有不获闻者，故以为罕邪﹖
孔子殁，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殁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案：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又案：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为遗言，则颜、闵犹无是告，而独閟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
孟子亟称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周公，所愿则孔子，圣贤统纪，既得之矣。养气知言，外明内实，文献礼乐，各审所从矣。夫谓之传者，岂必曰授之亲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传孔子，殆或庶几，然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忽亡本统，使道不完而有。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开德广」。齐、滕大小异，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语治骤」。自谓「庶人不见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后车从者之盛，故曰：「处己过」。孔子亦与梁丘据语，孟子不与王驩言，故曰「涉世疏」。学者不足以知其统，而袭其，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
自是而往，争言千载绝学矣！《易》不知何人所作，虽曰伏羲画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经卦皆八，别皆六十四，则画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为书为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来，筮之辞义不胜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为，而有司所用也，孔子为之着《彖》、《象》，盖惜其为他异说所乱，故约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异说之妄，以示道德之归。其余《文言》、《上下系》、《说卦》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之前，或在孔子后，或与孔子同时，习《易》者，汇为一书，后世不深考，以为皆孔子作，故《彖》、《象》揜郁未振，而《十翼》讲诵独多。魏、晋而后，遂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学后出，其变为禅。喜其说者，以为与孔子不异，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号为儒、释。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絪缊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
案：佛在西南数万里外，未尝以其学求胜于中国。其俗无君臣父子，安得以人伦义理责之。特中国好异者，折而从彼，盖禁令不立而然。圣贤在上，犹反手，恶在校是非，角胜负哉！
而徒以新说奇论辟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谓「此书以《六经》所未载，圣人所不言者，与浮屠、老子辩，岂非以病为药，而与寇盗设郛郭，助之捍御乎」﹖呜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绝邪﹖其果至是而复传邪﹖孔子曰：「学而时习之」，然则不习而已矣！
案：浮屠书言识心，非曰识此心；言见性，非曰见此性；其灭，非断灭；其觉，非觉知；其所谓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谓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与浮屠辩，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则离之以自异，然不知其所谓而强言之，则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则其词类浮屠，故略发之而已。昔列御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风」，又言「至诚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为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则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无际无极，皆其身所亲历，足所亲履，目习见而耳习闻也」。以为世外坏特广博之论，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传》「天地絪缊」，「通昼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诚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圣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盖若是也」。誉之者以自同，毁之者以自异。嘻，末矣！（以上谢山补。）
水心习学记言
舜言精一而不详，伊尹言一德详矣。至孔子于道及学，始皆言「一以贯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将有时而隐。孔子不必待其人与治也。道者，自古以为微眇难见。学者，自古以为纤悉难统。今得其所谓一，贯通上下，万变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虽极乱大坏绝灭蠹朽之余，而道固常存，学固常明，不以身殁而遂隐也。然予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于一贯之理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尽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子贡虽分截文章性命，自绝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宁告之，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其所以识之者，一以贯之而已。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至于近世之学，但夸大曾子一贯之说，而子贡之所闻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予之所不能测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近世以曾子为亲传孔子之道，死复传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末后，语不及正于孔子。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孔子尝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为忠恕。案孔子告颜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盖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尽物可也。若「动容貌而远暴慢，正颜色而近信，出辞气而远鄙倍」，则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而克与未克，归与不归，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尊其所贵，忽其所贱，又与一贯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也。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传也，存之于书，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称「天之未丧斯文」为己之责，独颜渊谓「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余无见焉。夫托孤寄命，虽曰必全其节，任重道远，可惜止于其身。然则继周之损益为难知，《六艺》之统纪为难识，故曰非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传之也。传之有无，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为能传，而予以为不能，予岂与曾子辩哉！不本诸古人之源流，而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者，学者之患也。
案：《洪范》，耳目之官不思，而为聪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故聪入作哲，明入作谋，睿出作圣。貌言亦自内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故尧、舜皆备诸德，而以聪明为首。孔子告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学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终非有定，《诗》云：「有物有则。」子思称「不诚无物」，而孟子亦自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后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从一，是谓不知天之所与，而非天之与此而禁彼也。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之条目，而专以心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相成之道废矣！
皇极言淫朋比德，****有罪焉。下无好德，而上之福则不锡焉。王义王路，以我为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盖待于民者已狭，而出于君者，民已不可忤矣，犹曰未至于虐而已。然则夏、商之季，俗坏民薄，而尧、舜、禹、汤之道已不可复反乎﹖陶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无乃异是与﹖盖亦有不得已者与﹖然则成、康之后，遂为杂霸，不复古人之万一者，其兆见矣。九畴于古无见也，禹称九功，或者几近之。
儒者争言古税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贡、助、彻之异，而其实不过十一。夫以司徒教养其民，起居饮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无不与偕，则取之虽或不止于十一，固非为过也。后世刍狗百姓，不教不养，贫富忧乐，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则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胜其过矣，亦岂得为中正哉﹖况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税广，止无前代封建之烦，下无近世养兵之众，则虽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岂得以孟子貉道之言为断邪！
《曲礼》中三百余条，人情物理，的然不违。余篇如此要切言语，可并集为上下篇，使初学者由之而入。岂惟初入，固当终身守而不畔。盖一言行，则有一事之益，如鉴像，不得相离也。古人治仪，因仪以知事。曾子所谓笾豆之事，今《仪礼》所遗与《周官》戴氏杂记者是也。然孔子教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盖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数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为所贵者「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事而已，是则度数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礼因以废矣。故予以为，一贯之语，虽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数折旋既已无复可考，则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于中，有格于外，使人情事理不相踰越，而后其道庶几可存。若他无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则厚者以株守为固，而薄者以捷出为伪矣。
案：经传诸书，往往因事该理，多前后断绝，或彼此不相顾，而《大学》自心意及身，发明功用，至于国家天下，贯穿通彻，本末全具，故程氏指为学者趋诣简捷之地。近世讲习尤详，其闲极有当论者。《尧典》「克明峻德」，而此篇以为自明其德。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条目，略皆依仿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为《大学》之要，在诚意正心之先，最合审辨。《乐记》言「知诱于外」、「好恶无节于内」、「物至而人化」，知与物皆天理之害也。予固以为非。此篇言诚意必先致知，则知者心意之师，非害也。若是则物宜何从﹖以为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绝之邪﹖以为物备而助道，宜格而通之邪﹖然则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虽为《大学》之书者亦不能明也。程氏言：「格物者，穷理也。」案：此篇心未正当正，意未诚当诚，知未至当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门耳，未至于能穷理也。若穷尽物理，矩矱不踰，天下国家之道，已自无复遗蕴，安得意未诚、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诗》曰：「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亦非也。若以为未能穷理，而求穷理，则未正之心，未诚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谓为《大学》之书者，自不能明，故疑误后学尔。以此知趋诣简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案：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礼勿视、听、言、动，皆不论有物无物。「喜怒哀乐之未发」，非无物；「发而皆中节」，非有物。三章真学者趋诣简捷之地也，其它未有继者。今欲以《大学》之语继之，当由致知为始，更不论知以上有物无物，物为是，物为非，格为绝，格为通也。若是则所知灵悟，心意端一，虽未至于趋诣简捷之地，而身与家国天下之理贯穿通彻，比于诸书之言，先后断绝，彼此不相顾者，功用之相去远矣。坐一物字，或绝或通，自知不审，意迷心误，而身与家国天下之理窒滞而不闳，方为学者之患，非予所敢从也。（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谨案：「格物」不言「先」而言「在」，则《大学》头脑，原始「致知」，「格物」即「知止」之义，「知止」即求「至善」之地，故至「能虑」，而后「能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