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举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耻者，谓言或过其行，则古之人以为深耻也。夫子此意，正欲学者讷于言而敏于行耳。盖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时行，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运化；大之为三纲五常，微之为薄物细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准则。此夫子所以叹「天何言哉」，而谓「予欲无言」，其有不得已而见于问答者，亦皆正为学者躬行而发。凡今见于《论语》二十篇者，往往不过片言而止。言之非艰，行之为艰，圣门何尝以能言为事！自杨氏为我，墨氏兼爱，不力辩之，则行之者差矣，孟子始不得已而详于言。老氏清净，佛氏寂灭，不力辩之，则行之者差矣，韩子始不得已而详于言。高者沦空虚，卑者溺功利，不力辩之，则行之者差矣，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详于言。周、程既没，学者谈虚，借周、程之说，售佛、老之私。向也以异端而谈禅，世犹知禅学自为禅学，及其以儒者而谈禅，世因误认禅学亦为儒学，以伪易真，是非瞀乱，此而不辟，其误天下后世之躬行，将又有大于杨、墨以来之患者，文公朱先生于是力主知行之说，必使先明义理，别白是非，然后见之躬行，可免陷入异端之弊。此其救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说甚精，学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为圣为贤，何所不可！顾乃掇拾绪余，增衍浮说，徒有终身之议论，竟无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奸，转以欺世，风俗大坏，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讲明之初意，夫岂若是！然则，今日其将何以救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训，而深以言之轻出为耻。其形于言也，常恐行有不类，惕然愧耻，而不敢轻于言；其见于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耻，而不敢不勉于行，则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几君子之归，而不至骎骎陷入虚诞欺罔之域，则可无负于文公知行并进之训矣。君子小人之分，决于言行之相顾与否，言行之相顾不相顾，又于此心之知耻与否，吾徒其可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为能哉！
东发日钞
《孝经》视《论语》虽有衍文，其每章引《诗》为断，虽与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文法相类，而孝为百行之本，孔门发明孝之为义，自是万世学者所当拳拳服膺；他皆文义之细而不容不考，至晦庵疏剔了然矣。严父配天一章，晦庵谓孝之所以为大者，本自有亲切处，使为人臣子者，皆有今将之心，反陷于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训，而戒学者详之，其义为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大王、王季为达孝，亦与此章严父配天之孝同旨。古人发言，义各有主，学者宜审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极，至于非其分之当言，如晦庵所云者，则不可不知也。（《读孝经》。）
圣人言语简易，而义理涵蓄无穷，凡人自通文义以上，读之无不犁然有当于心者。读之愈久，则其味愈深，程子所谓：「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语解着，意便不足。」此说尽之矣。故汉、唐诸儒，不过诂训以释文义，而未尝敢赞之辞。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去诂训，说虽远过汉、唐，而不善学者，求之过高，从而增衍新说，不特意味反浅，而失之远者或有矣。至晦庵为《集注》，复祖诂训，先明字义，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后择先儒议论之精者一二语附之，以发其指要。诸说不同，恐疑误后学者，又为《或问》以辩之。我辈何幸，乃获蒙成，敬受熟诵，体之躬行，庶不负先儒拳拳之意耳。近世辟晦庵字义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争欲以批注名家，浩浩长篇，多自为之辞，于经渐相远，甚者或凿为新奇，反欲求胜，岂理固无穷邪！（《读论语》。）
梁惠王问利国，孟子言利之害，而进以仁义之效；梁惠王问沼上之乐，孟子言独乐之患，而进以与民同乐；齐宣王问桓、文，则黜桓、文之无足道，而进以行王道；齐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则反复言之，而使推此心保四海；及教齐、梁以王道，又皆归之耕桑孝弟之实，无非因其机而诱进之，晦庵《集注》，已各发其旨趣之归，辞意暸然，熟诵足矣。（《读孟子》。）
《毛诗》注释简古，郑氏虽以礼说《诗》，于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诗》之未及者。至孔氏《疏》义出，而二家之说遂明。本朝伊川与欧、苏诸公，又为发其理趣，《诗》益焕然矣。南渡后，李迂仲集诸家，为之辩而去取之，南轩、东莱、止斋诸家可取者，视李氏为径，而东莱之《诗记》独行，岷隐戴氏遂为《续诗记》，建昌段氏又用《诗记》之法为《集解》，华谷严氏又用其法为《诗缉》，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读《诗》之本说也。雪山王公质、夹漈郑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诗》，与诸家之说不同。晦庵先生因郑公之说，尽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说颇惊俗，虽东莱不能无疑焉。夫《诗》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载之下，欲一旦尽去自昔相传之说，别求其说于茫冥之中，诚亦难事。然其指《桑中》、《溱洧》为郑、卫之音，则其辞晓然，诸儒安得回护而谓之《雅》音﹖若谓《甫田》、《大田》诸篇皆非刺诗，自今读之，皆蔼然治世之音。若谓「成王不敢康」之成王为周成王，则其说实出于《国语》，亦文义之晓然者。其余改易，固不可一一尽知，若其发理之精到，措辞之简洁，读之使人了然，亦孰有加于晦庵之《诗传》者哉！学者当以晦庵《诗传》为主，至其改易古说，间有于意未能遽晓者，则以诸家参之，庶乎得之矣。（《读毛诗》。）
《易》，圣人之书也，所以明斯道之变易，无往不在也。王弼间以老、庄虚无之说参之，误矣。我朝理学大明，伊川程先生作《易传》，以明圣人之道，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而象与占在其中，故其为传，专主于辞，发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时则有若康节邵先生，才奇学博，探赜造化，又别求《易》于辞之外，谓今之《易》，后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无不可以前知者。自是二说并兴，言理学者宗伊川，言数学者宗康节，同名为《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义》，作《易启蒙》，乃兼二说，穷极古始，谓《易》本为卜筮而作，谓康节《先天图》得作《易》之原，谓伊川言理甚备，于象数犹有阙，学之未至于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图象，日演日高，以先天为先，以后天为次，而《易经》之上，晚添祖父矣。愚按，《易》诚为卜筮而作也，考之经传无有不合者也。爻者，诚为卦之占；吉凶悔吝者，诚为占之辞，考之本文，亦无有不合者也。且其义精辞核，多足以发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其复旧而明且备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违乎理，因理为训，使各知所趋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奋自千余载之后，《易》之以卜者，今无其法；以制器者，今无其事；以动者尚变，今具存乎卦之爻，遂于四者之中，专主于辞以明理，亦岂非时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节所谓先天之说，则《易》之书本无有也，虽据其援《易》为证者凡二章，亦未见其确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画，于是尽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说，与文王演《易》重为六十四卦之说，而以六十四卦皆为伏羲先天之卦画。其法自一画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两、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邪﹖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于是尽变《易》中《离》南《坎》北之说，与凡《震》东方卦、《兑》西方卦之说，而以《干》南《坤》北为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说以《离》为东，以《坎》为西，以《兑》、《巽》为东南、西南，以《震》、《艮》为东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为火，北方寒为水，亦未见《离》与《坎》之果属东与西，而可移《离》、《坎》之位以位《干》、《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邪﹖且《易》之此二章，果谁为之也﹖谓出于孔子，孔子无先天之说也；谓出于伏羲，伏羲未有《易》之书也。何从而知此二章为先天者邪﹖《图》方画于康节，何以明其为伏羲者邪﹖然闻先天为演数设也。夫《易》于理与数，固无所不包，伊川、康节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诸儒之大成，其同其异，岂后学所能知！顾伊川与康节生同时，居同洛，相与二十年，天下事无不言，伊川独不与言《易》之数，康节每欲以数学传伊川，而伊川终不欲。康节既没，数学无传。今所存之空《图》，殆不能调弦者之琴谱。晦庵虽为之训释，他日晦庵《答王子合书》，亦自有「康节说伏羲八卦，近于附会穿凿」之疑，则学者亦当两酌其说，而审所当务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读其《传》，犁然即与妙合。康节言数，而数者康节之所独，今得其《图》，若何而可推验！此宜审所当务者也。明理者虽不知数，自能避凶而从吉，学数者傥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审所当务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节之言数，得之李挺之、穆伯长、陈希夷，此宜审所当务者也。穷理而精，则可修己治人，有补当世；言数而精，不过寻流逐末，流为技术，此宜审所当务者也。故学必如康节，而后可创言先天之《易》；学必如晦庵，而后可兼释先天之《图》。《易》虽古以卜筮，而未尝闻以推步。汉世纳甲、飞伏、卦气，凡推步之术，无一不倚《易》为说，而《易》皆实无之。康节大儒，以《易》言数，虽超出汉人之上，然学者亦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则日用常行，无往非《易》，此宜审所当务者也。（《读易》。）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盖方是时，王纲解纽，篡夺相寻，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权，于是约史记而修《春秋》，随事直书，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谓拨乱世而反之正，此其为志，此其为天子之事，故《春秋》无出于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论《春秋》者矣。自褒贬凡例之说兴，读《春秋》者往往穿凿圣经，以求合其所谓凡例，又变移凡例以迁就其所谓褒贬。如国各有称号，书之所以别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国以罪之，及有不合，则又遁其辞；人必有姓氏，书之所以别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诛之，及有不合，则又遁其辞；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记事之常，否则阙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则又为之遁其辞，是则非以义理求圣经，反以圣经释凡例也。圣人岂先有凡例而后作经乎﹖何乃一一以经而求合凡例邪﹖《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统诸侯，弒君、弒父者书，杀世子、杀大夫者书，以其邑叛、以其邑来奔者书，明白洞达，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为也，今必谓其阴寓褒贬，使人测度而自知，如优戏之所谓隐者，已大不可，况又于褒贬生凡例邪﹖理无定形，随万变而不齐，后世法更深刻，始于敕律之外立所谓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谁为《春秋》先立例，而圣人必以是书之，而后世以是求之邪﹖以例求《春秋》，动皆逆诈亿不信之心，愚故私摭先儒凡外褒贬凡例而说《春秋》者集录之，使子孙考焉，非敢为他人发也。（《读春秋》。）
孟子生于周末，周室班爵禄之制，已不可得而闻，刘歆生于汉末，乃反得今所谓《周礼》六官之书，故后世疑信相半，如张横渠则最尊敬之，如胡五峰则最摈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说，则意周公曾立下规模而未及用。近世赵汝腾按「惟王建国，以为民极」数语，意周公作洛后所为，然亦不可考矣。惟程子谓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为于其本而言之，学者明乎此，则不必泥其纷纷者。然窃意《周官》法度在《尚书》《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书六典耳。今以先儒考订，聊笔其一二云。（《读周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