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中午，戴高乐回博韦堡不久，雷诺内阁的外交联络官德·马尔热里打电话通知他说：“丘吉尔先生和几个部长刚到，总理马上就要和他们在图尔县公署开会。我已接到通知要赶快去。虽然没有邀请你，但是我提议你应当去。博都安正在活动，我不愿看他那种样子。”戴高乐心里想，刚才总理和他在一起呆了好几个小时，为什么这件事也没有告诉他呢？他怀着一种失落感，匆匆驱车前往图尔。
戴高乐到达政府临时驻地图尔时，部长们正在等候丘吉尔回答他们的问题：英国能否同意法国解除在1940年3月28日根特协议中承担的义务：不单独议和停战。一会儿，丘吉尔率英国的大臣们从花园里走进来。丘吉尔嘴里刁着一支雪茄，到安乐椅上坐下来，沉寂了一阵，慢慢而忧郁地用法语说，他理解法国的处境，不反对法国与德国媾和。接着，他说英国即使只剩下它一个国家，它也决不会停止斗争。但是，丘吉尔同意法国单独议和的条件是，法国绝对不准把舰队交给德国人，并且在停战前要把在法国俘虏的400名德国飞行员交给英国。这一条件立即得到了法国的同意。
会谈结束后，戴高乐忧心忡忡地回到博韦堡，这时，他因看到政府已走向投降，局势令人“害怕和绝望”，便拟了一个辞呈，决定向雷诺提出辞职。正在这时，内政部长乔治·芒代尔先生打电话要戴高乐去见他。此人曾是克莱蒙梭的拥护者，也是继续战争的拥护者，他得知戴高乐要辞职时，劝戴高乐说：“无论如何，我们还只是处在一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将军！您还有重大的任务要完成。但您要在我们之中保持没有污点的身分，您不妨想想，我们要为法国做些什么事？请您想想，在某种情况下，您现有的职位将使你得到多大的便利。”
戴高乐将军觉得芒代尔言之有理，非常符合自己的意图，便决定推迟辞职。虽然戴高乐在内阁的职位不高，但直到此时，他仍在坚持不懈地试图左右形势，而且的确也曾使雷诺同意继续抵抗，拒绝贝当和魏刚的投降方针。此时，他的努力显然已经失败。但他的目的更明确了，行动更独立自主了。他对任何人都不指望了，他开始指望自己。
1940年6月14日，戴高乐和政府里的其他人一样，在挤满难民群的道路上，经过一段暗淡的旅程，于当晚来到波尔多。
此时，巴黎军事总督法茨已按政府命令把巴黎交给德军。德军规定，从6月14日晨起，在48小时内，禁止市民走出家门。他们开始在市中心阅兵。法西斯将领们在凯旋门检阅德国国防军精锐部队。在议会、政府各部、市府、凯旋门和无名烈士墓等地都升起了法西斯的旗帜。
而此时波尔多的情况怎样呢？那里混乱不堪，德国飞机还不断进行轰炸。戴高乐等到雷诺到达后，对他说：“您要是留在这里，就会被失败分子所把持。您必须尽快撤往阿尔及尔。您到底准不准备这样做？”“准备这样做！”——雷诺说。“这样我自己就必须马上到伦敦去，设法请英国人帮我们解决运输问题，我明天早晨就去。将来我们在什么地方会合呢？”“在阿尔及尔，”——雷诺一面在下象棋，一面回答。而戴高乐怎么想呢？他已经完全不相信雷诺的话了。他已经决定，先到布列塔尼去了解运输工具的状况，然后再从布列塔尼去英国。
出发前，戴高乐同副官若弗鲁瓦·德古塞尔一起到“辉煌”饭店吃午饭。在这里，他最后一次见到贝当，并默默地向他敬了个礼。而贝当一言未发，只和他握了一下手。从这以后，他们两人再未见过面了。14日当晚，戴高乐启程前往布列塔尼。在路上，戴高乐一直在考虑元帅的命运。戴高乐觉得，贝当的命运非常不祥，岁月的流逝腐蚀了他那外壳下的性格，年龄已把他交给别人操纵。晚年就好像在船上遇难。祸不单行，贝当元帅的晚年正好和法国的遇难同时发生。
6月15日早晨，戴高乐在德古塞尔陪同下乘车到达布列塔尼的勒恩，见到了省长、海军司令及其他将领，了解了该地区的防御能力和海上运输能力。然后，他赶往班朋告别行将就木的母亲。接着，他又匆匆来到卡朗泰克看望躲在那里的妻子、儿子菲利普、女儿伊丽莎白和安娜。他同他们只共同度过了几分钟。戴高乐对妻子说：“事情很糟糕。我要去伦敦，可能我们将去非洲继续斗争。但我想，很可能一切将付诸东流。我先通知您，要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走。”
当夜，他由布雷斯特乘上开往朴茨茅斯的“米兰”号驱逐舰，在夜暗掩护下航行在茫茫的大海里。当穿过英吉利海峡时，他默默不语地站在舰桥上，忽然问舰长：“你同意在不列颠旗帜下作战吗？”舰长做了否定的回答。显然他并没注意舰长回答的是什么。他是在想自己的位置，并得出了与舰长同样的结论。
6月16日黎明时分，戴高乐由朴茨茅斯到达伦敦，住人海德公园饭店。这天是星期天，一大早他首先决定“巴斯德”号运输船应去的目的地。那时，该船刚从美国运出1000门125毫米大炮、几千挺机枪和大批弹药，准备开往波尔多。为防备这批武器落入敌手，戴高乐以个人名义下令让该船开往英国的一个军港。后来这些武器用于装备从敦刻尔克撤回的英军。这个问题处理后，不一会儿，法国驻英大使戈宾和法英战争物资委员莫内来看戴高乐，他们告诉戴高乐，他要同英国商讨的问题已安排在早晨讨论。当时有一种传闻说，如果不向德国投降，丘吉尔于次日晨去康加诺与雷诺会面，共同决定从海上撤退问题。接着，他们郑重其事地告诉了戴高乐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说，他们草拟了一个“英法永久联盟”方案。该方案曾同丘吉尔的一个亲近顾问德斯蒙德·莫顿讨论过，并于一天前同英国外交大使哈利法克斯及其首席外交顾问罗伯特·范西塔特研究过。按照该方案，法国和英国应联合组成一个国家，拥有共同的宪法、政府、议会、国籍、军队、舰队等等。如果该方案得以通过，将迫使雷诺政府坚持战斗或至少推迟投降时间。不过，这个方案最好由英国政府向法国提出。这就需要戴高乐首先说服丘吉尔接受这个方案。这思想显然与戴高乐的民族独立观点水火难容。但是，经认真考虑后，戴高乐还是同意并利用在卡尔登俱乐部进午餐的机会向丘吉尔提出了这个建议。丘吉尔首相虽对这一企图并不相信，但也表示同意并当即请议会讨论通过了。
16日下午4时，戴高乐在唐宁街得知英国内阁已完全通过这个建议后，便决定立即飞往波尔多。之前，他先给雷诺总理打电话，把这个方案草案念给他听，让他转请法国议会审查。接着，戴高乐向雷诺解释说，这完全是为了给雷诺以精神支援，帮助雷诺继续战争。其实，这些解释不会不使雷诺陷入窘境，因为他这时知道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或者接受英国的建议，即把一切交给英国，其中包括殖民地、舰队，甚至法国的旗帜；或者接受贝当和魏刚的停战建议，其结果是法国可形式上保持独立存在，保持殖民地，甚至海外省份的基本领土。显然，他认为接受第二个即投降条件比较容易！
但是，戴高乐刚给雷诺打完这个电话，丘吉尔又拿起话筒对雷诺说：“喂，雷诺！戴高乐是正确的！我们的提议将产生巨大效果。你必须抓住这一点！”当他听到雷诺的回话后又说：“好吧，明天见吧！在康加诺再见。”这就表明，丘吉尔、雷诺、戴高乐已达成一致：第二天在康加诺召开高级盟国战时会议，研究两国合并问题。
当戴高乐向丘吉尔告辞时，丘吉尔答应借给他一架飞机马上去波尔多，并同他说好，如果情况需要他回来时，这架飞机仍归他用。丘吉尔还同时告诉戴高乐说，他自己将乘一艘驱逐舰去康加诺。
16日晚6时半，戴高乐启程回国，准备参加法国批准联合计划的会议，并为康加诺高级盟国战时会议做准备。大约晚9时半，戴高乐所乘的飞机于波尔多城外的“玛丽尼亚克”机场着陆。戴高乐办公室的两位官员（包括安贝尔）到机场迎接他。他们告诉他，大局已定，雷诺已经辞职，总统勒布伦已让贝当元帅组阁。这意味着波尔多政府已经投降，情势已不可逆转，原同丘吉尔约定的康加诺会面已经落空。于是，戴高乐决定次日天明必须离开波尔多。
当夜，戴高乐去见雷诺。雷诺好像卸下千斤重担，让法国的独立、荣誉和财产任人摆布。戴高乐简单地把自己要出走伦敦的决心告诉了雷诺。这时，雷诺已无任何顾虑，便利用还未把全权移交给贝当之机，急忙从秘密款项中支出10万法郎交给戴高乐，最后帮了戴高乐一个大忙。
见过雷诺后，戴高乐到“蒙特莱”饭店会见了英国坎贝尔大使和斯皮尔斯将军。戴高乐告诉英国大使说，他要马上飞往伦敦。斯皮尔斯将军出来干涉，并声称，戴高乐来波尔多乘坐的那架飞机必须经他同意才能使用。戴高乐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想表明，这架飞机是奔着我而来的……”戴高乐不得不给丘吉尔打电话，争取丘吉尔的支持。
斯皮尔斯将军，全名爱德华·路易·斯皮尔斯，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军少将。他中等身材，短头发，方下颌，胡须修剪入时，鼻子长而且直，眉毛细长，目光锐敏，从性格和智力上看，颇有些不同于一般的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表现非凡，多次获奖，曾任荣誉勋位团团长，荣获塞尔维亚白鹰大十字勋章。1917年，他任英国驻法国高级指挥部代表团团长，曾得凡尔登英雄贝当的称赞，继而任下院议员。1940年5月，任丘吉尔驻雷诺为总理的法国政府的私人代表。1940年6月，又任丘吉尔对戴高乐的代表团团长。他同戴高乐甚为密切。他的活动对戴高乐至关重要。当时丘吉尔赋予他的任务是，选择一些可担任自由法国流亡政府领导人的政治活动家，并把他们送往英国。他自然已经知道戴高乐的意图。但是，他不太喜欢这个候选人，因为他认为戴高乐威望不够高，同时太自负，很可能引起许多麻烦。他一方面把戴高乐作为一个后备人物掌握在手中，另一方面，又想去寻找更理想的人选。因此，当戴高乐同雷诺谈话后要求飞机立即起飞时，斯皮尔斯找到种种借口，力使飞机滞留波尔多。他坚持飞机要在第二天起飞。斯皮尔斯当夜去拜访内务部长、停战积极反对者乔治·芒代尔。他热情地要说服芒代尔飞往伦敦。芒代尔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他不愿使这一次出走像逃跑一样，并答应几天后自己去英国。
戴高乐离开斯皮尔斯后，又去向雷诺的外事秘书德·马尔热里告别，同时要求他尽快把去伦敦的护照送到布列塔尼交给他的妻子和孩子，让他们乘最后一班船离开布勒斯特去伦敦。
这天夜里，戴高乐不得不在波尔多度过令人不安的整整一夜。戴高乐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贝当和魏刚已经接权，他们未必会放戴高乐去伦敦。因担心被捕，戴高乐甚至想到英国的巡洋舰上去过夜。半夜里，他到他原办公室的所在地的那所大学躲避。他彻夜未眠，一直在紧张地思考着他的决心，他要与过去完全决裂。他要违反一般的传统和准则而行动。要知道，明天人家就要把他叫做投敌分子、逃兵和造反者。但是，他指望历史：历史将做出最后的判决。一切都将决定于谁在世界大战中获胜。他坚信，法国必胜。
17日晨9时，戴高乐和副官德古塞尔上尉及英国斯皮尔斯将军来到波尔多机场。为防发生不测，戴高乐假装为斯皮尔斯送行。当飞机开始滑行时，斯皮尔斯一下子把戴高乐拉进机舱。机场上的人目瞪口呆，眼看着丘吉尔借给戴高乐的那架小飞机腾空而起。当时机场上气氛十分紧张。如果戴高乐再在波尔多甚至多留几分钟，他的命运就可能因此而改变。因为魏刚接掌国防部大权后，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戴高乐现在在哪里。当他得知戴高乐已飞往伦敦，便暴跳如雷。他下令追捕戴高乐，但戴高乐已越过拉芒什海峡。
戴高乐回忆说：“我们飞过了罗福尔和罗舍尔。这两个港口船只被德国的飞机炸得大火熊熊。接着，我们又飞过了班朋，我的母亲在这里病得很厉害。这儿的森林，由于附近销毁了一些军火库，正在冒着浓烟。我们在泽西停了一下，然后就在下午很早的时间到了伦敦。当我进入房间时，德古塞尔正在打电话给大使馆和代表团，但得不到回答。我感觉是单独一个人，一切都被剥夺了，就像一个人面对着茫茫大海，准备跳到水里游过去。”这茫茫大海的对岸是什么？他能游过去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吉凶未卜，茫然难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