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插手索马里和马达加斯加事务，戴高乐针锋相对地坚持斗争，把“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
同德军在利比亚直接交战获胜。
戴高乐对英美密谋向北非登陆大为愤怒。
戴高乐自1941年9月从大马士革回到伦敦后，因面临应付国际关系、统一国内抵抗力量、整顿自由法国机构、处理家庭事务等诸多问题，未再远去，一直在伦敦呆了近10个月之久。
在这10个月期间，戴高乐过得并不愉快。本来，英国收留他并给提供资助，自应引起他的感激之情。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戴高乐很快发现，伦敦之所以能成为“自由法国”的发源地，不是出于丘吉尔的善心，而是出于丘吉尔的私心。戴高乐在回忆录里颂扬这位不列颠政治家时，常常强调他的那些含糊其词的谎言和做作的感情。总之，他的回忆录里有好多地方尖酸地描述了不列颠外交的诡计，至于特别令人愤怒的英国情报处，就更不用提了。有一种印象表明，好像英国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开始引起戴高乐的反感。戴高乐在回忆录里说：“就在那坚强不可动摇的英国的心脏，笼罩着我们的是寒冰。”于是，戴高乐想把总部迁至布拉柴维尔或贝鲁特，但是未能如愿。他在很多方面，还得依靠英国人。如经费、情报、通信工具、武器，甚至车辆等，都得从英国人那里领取。尤其从伦敦比较容易同殖民地所属国建立联系；而当需要依靠国内抵抗组织的时候，这种联系也显得特别重要。
这时，戴高乐仍住在“卡诺特”饭店，每周回家过礼拜六和礼拜天。他的家原在希罗普郡的埃尔斯米尔，不久又先后迁至距伦敦40公里的伦敦附近和伦敦的汉姆斯特区。当时，他家里共有3人：将军、夫人和女儿安娜。他的儿子菲利普进海军学校后，一直在轻型巡洋舰“罗塞里斯”号上航行和作战，后调至“9B”号鱼雷快艇上当艇长助理。女儿伊丽莎白在西翁圣母女子学校寄宿，准备进牛津大学上学。
“自由法国”的办公机构由不大的圣斯蒂芬大厦迁至卡尔登花园。在卡尔登花园的一座楼里，“自由法国”开始只能用一层楼，后来整个这座楼全归“自由法国”使用。但后来因为太拥挤，各个处（局）就分散到伦敦的多处办公。到1941年底前，“自由法国”的民政机构有96人，军事机构有280名军官和士兵，70名文职人员。戴高乐无力发给人们丰厚的工资。根据级别，每人每月仅可得15～30英镑薪金。从1941年秋起，这个不大的机构的活动开始具有政府工作的性质。大厅里庄重地挂着“卡尔登花园”大钟，每周不少于举行一次民族委员会会议；会议由戴高乐主持；各委员像是履行部长职责。但是，他们的职能是纯属协商性的和执行性的。一切由戴高乐一人主宰，他的决定不容批评。戴高乐曾写道：“在民族委员会里，从无任何人对我的最后决定提出异议……全部责任均由我负责。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归根结底，我这个可怜的人总是对一切负责。”
诚然，在戴高乐宣布成立民族委员会的前后，米塞利埃海军中将策动了一次夺权阴谋。
一段时间以来，米塞利埃一直在找戴高乐的麻烦。他对与之关系密切的英国海军部说，戴高乐“患了狂妄症，‘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必须更换，否则必须改变领导人的作风”。他的两个参谋甚至直言不讳地对关注自由法国事务的莫顿说，自由法国指挥部的多数成员决心迫使戴高乐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免他继续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但是，这谈何容易！
1941年9月18日，米塞利埃给戴高乐写了一封信，要求立即成立由自己任主席、戴高乐任名誉首脑的执行委员会，负责批准“自由法国”一切声明和政治主张。次日，米塞利埃在萨沃伊的一次午餐会上向他的同盟者宣布了他的这个计划。奇怪的是，这次午餐的主人不是别人，而是丘吉尔的好友贝斯伯勒伯爵，莫顿也在场。并不支持米塞利埃的戴高乐的政治秘书处负责人德让也出席了这次午餐会。
午餐会结束后，莫顿向丘吉尔汇报了米塞利埃的上述计划。丘吉尔听后虽感满意，但又担心对戴高乐太过分了，怕引起“自由法国”内部的严重分裂。不过，这种担心已无必要，因为戴高乐已计划好要把米塞利埃清除出“自由法国”。
9月20日，米塞利埃在未得到戴高乐答复的情况下，又给戴高乐写了一封信，用稍缓和的口气说，他将只担任该委员会的副主席，负责监督政治决策。戴高乐心想，即使这样也不行。21日晚，米塞利埃同其追随者拉巴尔特去见戴高乐时，戴高乐说，无论如何他决不会放弃对该委员会的控制。而米塞利埃则回答说，如果那样的话，他就拒绝参加该委员会。
22日上午，米塞利埃给德让打电话询问戴高乐在同他们会面后改没改变主意。德让回答说，将军没有改变任何主意，他正准备成立民族委员会，米塞利埃和拉巴尔特都将不在其中。米塞利埃觉得难以忍受，气愤地说，那样的话，他将宣布舰队独立，自行独立继续战斗。事后，他还通告英国海军部说，他的舰队将听从英国海军部处置。这使英国海军部感到十分尴尬。
戴高乐闻此大怒，遂下令限米塞利埃于24小时内撤回声明，并声称，否则后果由米塞利埃负责。这时，丘吉尔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一方面对戴高乐把宣布成立民族委员会的时间推迟24小时，一方面派艾登领导一个小组从中多方进行调停。最后，问题总算得到解决，这场风波宣告平息。1941年9月25日，戴高乐宣布民族委员会成立，他自任主席，各委员对他个人负责，米塞利埃为普通委员。这样，戴高乐保住了自己对“自由法国”的控制权。英国人也松了一口气。
然而，戴高乐在同英国的关系中，痛苦的摩擦层出不穷。1942年春，类同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矛盾重又出现。英国人坚决阻碍戴高乐企图控制法属索马里的活动。后来就发生了一起使戴高乐暴怒至极的事件。1942年5月5日夜3时，戴高乐接到通知说，英国军队已登陆马达加斯加。英国人没有预先同戴高乐商量，而戴高乐此时正拟从这个面积比法国本土还大的岛上赶走维希的总督。当戴高乐要求艾登对此做出解释的时候，得到的却是模模糊糊的许诺：保证“自由法国”参加对马达加斯加的管理。戴高乐派出代表前往该岛，但英国人阻止戴高乐的代表启程，并在马达加斯加保留了维希的总督。于是，5月6日，戴高乐向英国政府声明说，如果英国人蓄意侵犯法国的任何领地，他将停止同英国合作。
威胁终于生效。5月10日，丘吉尔邀请戴高乐会谈，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这位不列颠首相谈到了他自己对法国的感情，谈到了他希望看到法国成为一个大国。同时他还说，如果日本人夺占马达加斯加，那会造成很大危险，因此必须立即行动。但是，他着重强调美国政府的意志，说美国政府不希望戴高乐参加马达加斯加战役。戴高乐回答说，他无论如何，决不向美国和罗斯福让步。丘吉尔说：“您不要强求！您看，要像我这样：一会儿欢笑躬腰，一会儿又挺胸。”戴高乐回答说：“这样做，对您来说是可以，要知道，您所依靠的，是一个牢固的国家，一个团结的民族，一个统一的帝国和强大的军队。而我！有什么呢？这一切您都知道，我应当关心的是法国的利益和未来。这个重担太沉重了。我太不幸了，决不能让自己弯腰，卑躬屈膝……”谈话结束时，丘吉尔让戴高乐相信，他将不会阻挠戴高乐在索马里和马达加斯加建立“自由法国”政权。
1942年7月14日，戴高乐宣布：“自由法国”将成为“战斗法国”。此后，他的运动改称“战斗法国”。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深信，在1942年，将在战争进程中发生决定性转折事件。但是，他仅有7万人的武装力量，这能在多大程度上来体现“战斗”这一称号呢？有关“战斗法国”武装力量的损失资料证明，易名是正确的。这时，它的飞机的损失超过作战人员损失的两倍。在有3600名现役军人的海军中，牺牲了700人。商船队有1／4以上人员在海上牺牲。在国内抵抗运动的牺牲人员数字不详，但也相当严重。
然而，这些损失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因为法国人多牺牲于日常性军事活动中，如护送商船和空中巡逻中。戴高乐幻想他的战士能参加大战役，争得大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求用两个法国师（实际上按人数只有两个旅）参加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当英国人拒绝他这样干的时候，他便决定把这两个师派往苏德战线作战。英国人很不高兴他这样做，最后同意让法国人参加利比亚战斗。英国人的让步，还因为德意军队在隆美尔将军指挥下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每个战士都是宝贵的。早在1941年12月，丘吉尔曾通知戴高乐说，不列颠统帅部准备满足戴高乐的愿望。不列颠首相甚至建议戴高乐亲自去利比亚，对戴高乐说：“隆美尔是坦克将军，您也是坦克将军。您为何不去同他亲自一比高低呢？”但是，戴高乐由于当时在伦敦的任务更重要，同时也可能未理解丘吉尔的这番幽默的真意，所以后来才付诸行动。
1942年5月，戴高乐派两个法国师共1．2万人，约占盟军同时投入战斗的总兵力的1／5，占领在利比亚的比尔哈希姆阵地。5月27日，德军隆美尔开始向该地进攻。于是发生了戴高乐久已幻想的情况：自1940年以来，法国人和德国人首次重又在大规模交战中相遇。柯尼希将军指挥的法国师陷入危险境地。6月7日，隆美尔部队在比尔哈希姆将该师完全合围。法军猛烈抵抗。伦敦各报以“法军的英勇防御”为题，纷纷报道。戴高乐非常警觉地关注着战斗的发展。他知道，他的这个师面临被敌人全歼的危险。但是，6月11日，该师在战斗中突出了包围圈。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甚至原希特勒的将军们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法军的这一成功。戴高乐非常高兴。他写道：“比尔哈希姆的炮火向全世界宣布了法国复兴的开端。”
1942年6月18日，有1万法国人，包括军人和平民，在伦敦集会隆重庆祝“6·18”号召发出两周年。在艾伯特大厅演说台后悬挂着一个有洛林十字旗的三色帷幕，引起全场的注目。大厅的四层看台都挤满了人。厅内响起了马赛曲和洛林进行曲。戴高乐在欢呼声中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
戴高乐将军1942年6月18日在伦敦艾伯特大厅“大不列颠法兰西人”大会上的演说［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下），第647～65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主要内容摘要）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