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在莫斯科（1966年）但是，从一开始，戴高乐就决定不能采取某种片面方针。主要的是要对任何对手尤其是强有力的对手保持自己的政策完全独立。戴高乐将军认为，对外政策的独立甚至比几个师、钢产量和货币储备还重要，因为这是大国政策的重要因素。11月22日在咨政会上讲话时，戴高乐认为必须公开确立自己的独立方针。他说，要有成效地统一欧洲，就必须实现莫斯科、伦敦和巴黎的三极联合。
在此之前，访问莫斯科的问题已经通过外交途径达成一致。苏联政府对戴高乐的希望表示欢迎，并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尤其在11月初，苏联政府对法国表示友好，坚持让法国代表参加欧洲委员会。
11月24日，戴高乐在外交部长皮杜尔、朱安将军及巴莱沃斯基、德让先生陪同下，飞往苏联。经开罗、德黑兰后，他于11月26日到达巴库，受到苏联政府官员的正式欢迎。戴高乐受到相当的军人礼遇。他检阅仪仗队时，看到苏联士兵的表情，不禁喜形于色。
1944年12月2日，法国代表团乘火车抵达莫斯科。戴高乐当天受到斯大林接见。戴高乐将军已有与大政治家如丘吉尔、罗斯福等人谈判的经验。现在他又遇到一位最具特点的三强之一的代表。他早已掌握进行最重要对话的艺术。他认为，必须尽量少说，沉默比多话更容易取得心理优势。一般情况下，他总让对手讲话，只是在关键时刻，他才谨慎发言。但是，这次斯大林的令人莫测的沉默艺术比他更高。双方谈话的纪录表明，戴高乐说的话比斯大林多得多。“我同斯大林一共会谈了15个小时左右，——戴高乐写道，——我看出了他那伪装得冠冕堂皇的政策的实质。他是一个身着元帅服的共产党人。他想把我弄糊涂。他的偏见极为深刻，难免不时有所流露。”
在莫斯科谈判中，戴高乐首先提出签订法苏条约的问题。戴高乐认为，若不同苏联签订条约，其后果对法国非常有害；法苏两国在欧洲有共同利益。这些思想得到了斯大林的完全理解。说实在的，双方交换的条约草案非常接近。结果，双方很快就条约达成协议。但是，谈判正在紧张进行之际，丘吉尔急电斯大林，建议签订一个苏、英、法三国之间的共同条约。戴高乐马上猜出，其不列颠朋友的动机是担心法国非常独立，便毅然拒绝丘吉尔的建议。开始并不反对英国建议的斯大林，后来也同意戴高乐的意见。
法国人最热切关心的是关于德国的问题。他们力图永远消除德国侵略。这同苏联的意图是一致的，但在方法上双方有分歧。苏联认为，必须完全肃清德国的军国主义，彻底清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而戴高乐则主要坚持：把莱茵河左岸地区交给法国，把统一的德国变为由几个独立的小国组成的一个联邦。斯大林不愿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说，没有美国和英国的参加，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戴高乐也不得不同意斯大林的这个意见。
但是，波兰问题成了障碍。当时，在伦敦有一个波兰流亡政府，而在获得解放的波兰本土有一个由亲苏者组成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叫做卢布林委员会。斯大林要戴高乐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以促进建立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波兰。由于苏方在签订条约的问题上对法有所让步，所以自然渴望法国也做出相应姿态。但是，戴高乐宣布，他不能承认卢布林委员会，认为波兰政府必须在全国解放后通过选举产生。换言之，戴高乐对波兰的立场同罗斯福对波兰的立场如出一辙。结果，导致签订法苏条约谈判面临流产的危险。
法国代表团预定12月10日离开莫斯科。但到了12月9日，谈判陷入僵局。这天晚上，斯大林为戴高乐举行宴会。戴高乐在回忆录中用极大的篇幅描述了这次宴会和斯大林30次举杯祝酒的情景。尽管餐桌豪华至极，主人慷慨无比，但戴高乐心情仍很沉重。他固执地不愿承认波兰解放委员会，致使不可能签订法苏条约，因而他也不可能为恢复法国大国地位推行独立政策找到支柱。这对他的国内形势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戴高乐忧郁地对法国大使馆的一位同事说：“这对我是一次失败，而且是一次很大的失败。”但是，戴高乐内心里仍抱有一线希望。要知道，苏联对独立和有影响的法国也还感兴趣，因为它可被用于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抗衡。
半夜，戴高乐告别斯大林，同皮杜尔一起驱车回到法国大使馆。在克里姆林宫只留下了德让和加罗。他们继续进行谈判。戴高乐在大使馆里等着。最后，于凌晨近2时，德让来到领事馆通知说，达成了一个折衷方案：俄罗斯将同意在巴黎和卢布林之间只互派代表。早晨4时，戴高乐回到克里姆林宫，隆重签署法苏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举杯为法国祝贺。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斯大林对他说：“您坚持得很好。这太好了！我喜欢跟知道自己的要求是什么的人打交道，尽管他同我的意见是不合的。”戴高乐想邀请斯大林访问巴黎，对斯大林说：“您愿意到巴黎去看看我们吗？”斯大林回答说：“我怎能办得到呢？老了，快要死了。”
法国热烈庆祝签订法苏条约，各报都发表了热烈欢迎这一条约的文章。咨政议会一致认为这是法国的一个巨大成功。戴高乐在12月21日咨政议会会议上专门发表讲话，阐述这一条约的重大意义。“对于法苏两国来说，——戴高乐说——团结就是强大，分手就是危险。在这里，事实上，地理、经验和理智迫使我们非如此不可。”
1944年12月10日，莫斯科条约在法国外交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法国外交专家阿尔弗莱德·格罗塞尔对戴高乐1944年底的政策做了如下分析：“有三个基本原因促使同莫斯科恢复同盟。首先是对德国的恐惧。在条约文本中6次提到这种恐惧。该条约与其说是同苏联签订的，不如说是同俄罗斯签订的，因为戴高乐认为，这种典型的传统同盟类似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同俄国沙皇之间存在的同盟。第二是确立对英美独立的意图。第三是出于对外政策的考虑。不论戴高乐怎么说，在他的回忆录里总不能不看到，同莫斯科签订的条约是保持法国统一和复兴的一个手段。”
戴高乐对“法苏同盟互助条约”给予了过高的评价。他称法苏的这一联合是胜利大厦的基础，是“未来安全大厦的基础”，也是法国“重新跻身于大国之林的标志”。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在访苏归国途中，戴高乐从英美的一些报刊上得知，美、英、苏三国首脑将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战后对德国实行占领和管制以及建立联合国等问题。这是被称为战时最重要的一次三巨头会议。但是戴高乐未被邀请参加。这无疑明白地告诉戴高乐，他还没有资格参加大国会议。因此，这一消息自然在戴高乐胸中燃起了一把怒火。他深知阻碍他参加这次巨头会议的主要绊脚石是罗斯福。的确，还在戴高乐访苏期间，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信中曾说：“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任何企图使戴高乐参加我们三人会晤的尝试，都只能使情况复杂化和令人不快。”
1945年2月3日，美、英、苏三国首脑聚首于雅尔塔。在他们交换意见中，斯大林表示反对让法国在德国获得一个占领区并在拟议中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占有一个席位的建议。5日，雅尔塔会议正式开幕。起初，罗斯福同斯大林意见一致，都反对向法国做任何让步。但是，由于丘吉尔出于对保持欧洲均衡的考虑，千方百计为法国说话，结果三巨头最终达成共识，不仅同意法国参加对德国的占领，成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成员国，并且同意法国参加联合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这些决定无疑让法国在恢复大国地位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本应使戴高乐感到心满意足。但是，戴高乐对把他拒之于雅尔塔会议门外耿耿于怀，怀疑三巨头背着他在会议上对叙利亚、黎巴嫩及印度支那的前途作出了不利于法国的安排。由于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屈辱，他觉得难以容忍，总想寻机报复。
果然，这种机会很快出现了。这次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在从克里米亚返国前，请人转交给戴高乐一封私人信函，建议在他从雅尔塔返美途中与戴高乐在阿尔及尔进行一次会晤。罗斯福以为雅尔塔会议给法国提供了很多好处，戴高乐对他的建议一定会欣然同意。但是，事出意外，罗斯福碰了一鼻子灰。特别使戴高乐不能接受的是，罗斯福的“邀请”竞安排在法国属地阿尔及尔。戴高乐认为，罗斯福根本没有这种权利！
于是，戴高乐通知罗斯福说，由于邀请过于仓促，难以成行，不能去阿尔及尔进行会晤。同时，戴高乐在给罗斯福的复信中还说：“去年11月，法国曾邀请总统访问巴黎，但总统没有接受，法国政府深感遗憾。不过，法国政府乐意随时在巴黎接待总统。如果总统仍想在阿尔及尔稍事停留，则请通知法国政府，以便指示阿尔及尔总督妥为安排。”
戴高乐的这一回绝，使罗斯福大丢其脸。他在国会演说时讽刺戴高乐说，他是一位在歌剧中大耍明星脾气的女主角，他错过了一次有益的会晤。这一事件不仅在美国报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而且在法国也引起强烈不满，说戴高乐做得太过分了。但戴高乐对这些指责却处之泰然。
不过，当罗斯福于4月12日突然脑溢血去世后第三天，戴高乐给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发去唁电，仍称罗斯福“自始至终是法国的朋友。法兰西赞赏他，爱戴他”。
不久，法国出席了4月25日开始的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成了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法语也成了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
但是，由于杜鲁门继续推行罗斯福的对法政策，所以苏、美、英三国首脑于1945年7月17日～8月2日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签订关于处理德国原则的《波茨坦协定》时，戴高乐又被拒之门外。不过，这次会议上决定，让法国同美、英、苏一起参加即将在伦敦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以解决世界调整问题。而且法国代表后来也参加了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仪式。一个本属战败国、参战规模很小的国家，能如此轰动一时地恢复大国地位，怎能不令世界震惊呢？
在签订德国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书时，有一个插曲很有代表性。当在大厅举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仪式，德国代表被带进大厅时，德国的凯特尔元帅看到在战胜国代表席位上就座的有法国将军拉特尔时，竟吼道：“怎么搞的？怎么法国人也在这里？”法国就这样基本上恢复了大国地位，重新跻身于大国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