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名利，拒绝接受元帅军衔。
平易近人，做普通村民。
对传统议会制不满。到贝叶发表重要讲话。
蒙受失败，待机而动。
1946年4月7日，戴高乐和伊冯娜在巴黎附近马尔里租用的那所房子里同全家人一起庆祝了自己的银婚纪念。5月底，戴高乐携夫人和女儿安娜回到在科隆贝双教堂村刚刚修复的拉布瓦塞里寓所，开始隐居生涯，着手撰写回忆录。
在这期间，戴高乐对每个给他写信的人，都殷勤而庄重地按传统方式表达感激之情。往往有些心地善良的挚友给他的信使他失去平静。原戴高乐政府的国防部长米什莱，于4月曾就戴高乐依然佩戴临时准将军衔问题，给戴高乐写信说，目下正对战时授予的军衔进行“调整”、检查和确认。费利克斯·古安指示他起草了一个法令，要把戴高乐的军衔提升为元帅，希望戴高乐接受。
这时，戴高乐的临时准将军衔还未经正式批准。如果不办调整手续，那戴高乐只能仍是退休上校，享受退休上校待遇。但是，戴高乐给米什莱回信说：“我的亲爱的部长，1940年6月18日我离开军队干部的岗位，走上一条相当独特的道路。这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的性质和规模，很难使人们对于一个史无前例的地位做出规定。况且，这个军衔在过去非常艰难的5年7个月另3天的期间内，一直没有必要做任何改变。如果今天要通过什么‘行政手续’来改变这个地位，那只能令人感到奇怪，甚至可笑。惟一适当的办法就是维持现状。如真有困难，到时死神会来解决……”
戴高乐拒绝一切：军功奖章、荣誉军团勋章和“解放将军”特别军衔。他的军衔是临时准将，他的袖章和军帽上各有两颗星，军服上戴有一个洛林十字章。他绝不愿接受他认为不应该接受的荣誉和财富。连杜鲁门总统作为私人礼物赠送给他的那架DC型飞机也在他下野时献给了空军。为此，有人称戴高乐真是一个可爱的老古板。
在科隆贝双教堂村，戴高乐平易近人，总把自己看作普通村民。作为村民，他每年一次礼节性拜访村长；作为军人，他是本村退伍军人协会一员，每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纪念日那天，身着戎装，到死难者碑前敬献鲜花；作为教徒，他在教堂有固定位置，每逢礼拜天前往做弥撒。他同村民友好相处，亲密无间。他爱村民，村民也爱他。每当村里有人生儿育女，他就送礼祝贺。当听说村民生病或遇到困难时，他就悄悄伸出援助之手。
戴高乐在1968年5月戴高乐在科隆贝的客人不多，因为从巴黎到这里有250公里之远，而且将军家里也不太高兴接见客人。餐桌上往往是贫乏的，特别是每逢礼拜五。通常摆有啤酒，白酒是用于招待客人的。将军喜欢素菜淡饭，特别是大白菜。在接近他的人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我曾住在科隆贝。人们总是凭空允诺给我吃辣汁羊肉烧土豆。可是，既没有羊肉，也没有土豆。”家庭的预算很有限。他把罗斯福送给他的那辆豪华美国轿车卖掉，买了一辆法国“雷诺”牌2匹马力的小轿车，由领有驾驶执照的夫人驾驶到村里或邻近的城镇采购、旅游或办事。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一些忠诚的人，仍不怕路远，不断前来拜访将军。常来做客的有米什莱、瓦隆、苏斯戴尔、马尔罗、吉夏尔、塔斯迪埃及其他在伦敦时期的戴高乐分子。塔斯迪埃曾这样描写戴高乐在科隆贝的家：“房子很宽敞。你先走进的第一个房间装修很简单，是农村的风格。第二个房间是客厅，陈设非常传统……家具式样众多，从路易十五到拿破仑三世和英国的风格样样俱全，有真品也有仿造品。这些家具来自不同的时代；遗产当中，有结婚嫁妆，有根据需要购置的物品，有从驻防地运来的物品。一般生活都在餐厅和餐后聚集的小客厅度过。大家从不高声说话，既听不到吵闹声，也听不到笑声……不论孩子、妻子或客人，都不许进他的塔楼。每当回塔楼之前，他往往坐在伏尔泰椅上与家人谈一刻钟的话……”
此后，他就走回自己的塔楼，关上门看书，思考，静观无际的沙漠地平线，抽烟；他抽烟很多，每天要抽3～4包雪茄烟。不，他得不到安静的生活，尽管听说他在乡下自我感觉很好。他感到寂寞。他曾写道：“我像一个观众，坐在人去楼空的大厅，包厢里空无一人，烛光也已熄灭，我现在在世界上孤独一人，面对颓丧的幕布和茫茫的黑夜。”他感到愤怒，因为他被人遗忘了。他对一切都不满。只有在谈到政治时，他才发表一些蔑视的反驳言论：“我不喜欢社会党人，因为他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不喜欢人民共和运动，因为他们就是人民共和运动。我不喜欢我的拥护者，因为他们爱钱……”
尽管戴高乐对政治厌恶，但对外界事件却很关注，准备待机行动。他每天早晨匆匆去接司机，因为司机每晨去报亭买报，然后把报送到拉布瓦塞里。他拿到报纸，边走边看，不时以尖苛的讥笑评论任何报导。每天12时后，他走出办公室，打开收音机。这时会听到广播政治信息，将军会对这些信息进行评估；有时他毫不留情地斥责道：“在这个国家里不能这样做……法国人回到了令人厌恶的境地……法国随波逐流……已陷入万丈深渊。”
此时，将军的悲剧已完全展示出来：他对抽象而永恒的法兰西怀着最崇高的理想，而对现实的法兰西却极为蔑视！因为戴高乐看到，没有他，法国人也能应付自如。他辞职后，未遇任何困难，又由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运动的代表组成了新政府。领导新政府的是费利克斯·古安——一个平平的社会党人。虽然他力图调解部门之间的矛盾，但收效甚微。政党开始起决定作用，因为原以自己的身分、威望和蔑视压人的戴高乐已不在政府。不过与戴高乐执政时相比，虽然不坏，但的确并不辉煌。人民仍然挨饿，投机倒把和黑市仍很猖獗，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发展缓慢，极不景气。但是，不管怎样，没有戴高乐，法国既未死亡，也未跌入深渊。
当时，政治生活占中心地位的仍然是未来国家的制度问题，仍然是宪法草案的拟制问题。在戴高乐辞职、社会党人费利克斯·古安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后，各政党围绕着在左翼力量影响下制定的一院制、议会权力至上的新宪法草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5月5日，举行全民投票。人民共和运动及其他右翼组织，还有戴高乐分子和教会都起来反对这个新宪法草案。结果，第一个宪法草案宣告破产：1045万选民投票反对，928万选民投票赞成。6月2日，选出第二届制宪议会，人民共和党获得议席最多，由皮杜尔组成新一届临时政府。接着，又就第二次宪法草案进行公民投票，结果，很多人在投票中弃权，形势相当严峻。
戴高乐在全民投票中保持沉默。6月16日，他甚至拒绝了古安总理邀请他于18日前往星形广场参加庆祝胜利日的仪式。这时，他决定进行干预。人民共和运动的成功，他可寄予厚望的政党，全民投票中宪法的流产，这一切都使他感到鼓舞。他想反对通过新宪法。这时，人民共和运动的一个领袖捷特冉警告他说：“反对宪法，您就将取消您当选总统的机遇。”这恰恰使他不为之所动，因为他认为，那些政党要总统扮演的民主角色是滑稽可笑的。他回答说：“可能，我会失败。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我最初忍受失败，为的是最后取得胜利。请您回忆一下我的战争理论或更好的1940年6月18日的号召。那时，在我周围几乎没有一个人。但4年后我有了群众。在宪法问题上可能也是这样，最后还是我胜利。”
1946年6月16日，戴高乐大张旗鼓地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布景做了精心安排。他在贝叶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贝叶就是诺曼底的一个小城，盟军登陆后他开始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大家都记得“自由法国”。参加这次贝叶大会的有法国驻印度支那最高专员、海军上将达尔让利厄、总参谋长朱安将军、他的原办公室主任帕莱夫斯基、负责他在伦敦广播工作的舒曼、他的原部长勒内．力Ⅱ比唐和雅克-苏斯戴尔。听众来自全国，集聚在一个大厅。群众以喊声欢迎他“掌权！掌权！”
在贝叶讲话中，戴高乐说：“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法国遭到了7次侵略，政体改变了13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党政治的无能和传统议会制的弊端。”他警告立宪议会，不要按第一个宪法草案模式编制新宪法草案。他解释说，对于法国来说，理想的宪法草案应赋予总统最广泛的全权，同时最大限度地限制两院议会的权力。这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宪法草案。
与此同时，他不仅愤怒地驳斥了怀疑他有专制意图的指责，而且还指出了实施独裁的危险。他说：“毫无疑问，独裁在开始的时候似乎有些好处。首先他在某些人热诚拥护而另一些人忍气吞声的情况下，借助它所要求的严格秩序，利用堂皇的外表和千篇一律的宣传，采取一套与实行独裁以前的无政府状态形成明显对比的实力措施。这就必然使独裁扩大它的事业。随着公民不能忍耐强制而怀念自由，独裁就要不惜一切地不断扩大他的活动。这样，国家便成为一架由主人随意疯狂加速的机器。至于它的对内对外计划，在目标、冒险和努力方面都要逐渐超出一切常规。不论在国外或是在国内，步步都会遇到无数障碍。最后，直到弹簧崩断了事。一座宏伟的建筑，在灾难和血泊中坍塌下来。国家再次土崩瓦解，比铤而走险以前更加颓丧。”
戴高乐认为，为避免民主独裁，应建立两院制议会，并应限制议会的权力。他说：“政府当然不能由议会产生，否则政府会无法行使行政权，陷于混乱状态……成为一个大杂烩。”因此，他强调指出：“行政权应该由超越各党派的国家元首授予政府。这个国家元首由包括全体议员在内的选举团选举，他既是法兰西联邦的总统，又是共和国的总统。”他指出，国家’元首，应负责任免总理及各部部长；颁布法律和公布法令，主持政府会议；对意外政治事件做出裁决；在国家处于危急时期，负责保证国家的独立和批准法国签订的条约。
当时，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人对戴高乐的这一讲话持坚决否定的态度。然而，右翼政党却是坚决支持他的讲话。至于对围绕宪法斗争起特别决定作用的人民共和运动党，它的领袖们对戴高乐的草案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但对戴高乐表示同情。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又草拟了一个新的宪法草案。按这个草案，民主性削弱了，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但出现了议会的第二院——共和国委员会。
戴高乐又对这个新宪法草案多方指责。8月27日，当立宪议会将就新宪法草案进行辩论时，他向媒体发表了一个声明，警告议员们不要通过该草案；9月29日，他在诺皮埃尔又发表了一次演说，把该草案说得一无是处，说该草案同旧草案别无二致。
但是，戴高乐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10月13日，经公民投票，新宪法草案——第四共和国宪法获得通过，尽管微弱多数赞成，很多人反对。戴高乐蔑视地指出，对这个宪法，只有1／3的法国人赞成，但有1／3的法国人反对，1／3的法国人漠不关心。
按照第四共和国宪法，议会是国家权力中心，政府由议会授权产生，向议会负责。而总统则由议会两院选举产生，其权力甚至比第三共和国时期还小。第四共和国宪法在许多方面都类似第三共和国宪法，一旦议会通过对内阁投不信任票，内阁应立即辞职。这就为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危机埋下了祸根。
当第四共和国宪法生效时，保持了三党联盟。因此，在勃鲁姆为首的社会党一党政府执政不久后，1947年1月又组成了拉马迪埃为首的三党联盟的新政府。国民议会选举曾在第三共和国最后几年担任过主席的埃里奥为主席。一般认为，这是法国一切不幸的根源。
这也是戴高乐一次新的失败，因为选举人没有听他的意见，各政党都更加强大了。那么下一步戴高乐怎么办呢？他回到了科隆贝。从1946年11月1日起至1947年3月30日，他没有投过票，一直在寂寞无聊中观察香槟沙漠的地平线。诚然，他曾对去看望他的安德烈·帕罗迪说过一些相反的话：“我从不感到寂寞无聊，如果我一个人独处的话。”实际上，无所作为和单调的乡间生活使他感到难受。黄昏时，他常在包以绿色天鹅绒的沙发上，烤着温暖的壁炉久坐不动。来访的客人有的劝他重返政坛，但他总是苦恼地打断别人的话，说：“不，请您让我为把劈材扔进壁炉里而感到满意。这是我剩下要做的一切。”
这时，他已经56岁了。这正是精力充沛、希望有所作为的年华。他感到，这样年纪的人，已不能再无止境地等待了。当然，他觉得，一旦出现大的危机，定会请他出山。但是，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危机呢？这种可能性是不确定的、令人置疑的，甚至是无望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记忆中已把他这个祖国的传奇解放者的形象忘却了。难道1940年6月18日开始的那场斗争的幸福真的不会再来了吗？他密切关注着法国和全世界的形势，本能地想看到可能发生值得他参与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