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法国的伟大效劳的。”“只有我们能对美国的保护说‘不’。”
法国从“北约”撤出地中海舰队，禁止美国在法国拥有核武器，反对美国军事干涉越南，同（西）德签订合作条约。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独立发展“核力量”。
戴高乐曾经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法国的伟大效劳的。”这是他的独立精神和性格的最好的写照。他认为，国家要享有国际威望，不一定要成为一个大国，但必须首先要有充分而最大的独立。这就要敢于蔑视同盟的不满和反对意见。他很了解，在西方世界与他同时代的政治家中在这方面已没有他的对手。“只有我们，——他说，——能对美国的保护说‘不’。不论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或荷兰人都不能说‘不’。只有我们一家能这样，这也是我们的义务。”他认为，英国人的独立意愿特别少。他没忘记，丘吉尔本人还曾劝他在美国人面前要屈膝。大不列颠有不少软弱的国王、领导人爱有伤体面地自我悔恨。他还谈到西欧一些最大、最有权威的领导人，说他们这些可敬的人物所想的只是自己的荣华富贵，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唾弃了自己的国家。
至于戴高乐，他决不能像他们那样唾弃法兰西。在戴高乐执政以前，有人唾弃法兰西，认为法兰西只是美国的一个卫星国。结束这一现象的决心是戴高乐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为此，戴高乐采用了所有的外交手段——从谄媚到讹诈，从说服到威胁。深算、忍耐、沉着、沉默，突然发表惊人声明，所有这些还远不能包括戴高乐的全部外交手段。戴高乐是演心理戏的能手。在戴高乐外表热情洋溢的外交宣言中经常掩饰着一种伟大的雄辩术。在这里的主要东西是他的最深的政治现实主义。这是最高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他看来，在政治上没有感伤主义的地位，只有清醒的厚颜无耻——他公开教导他的部下要这样做。戴高乐喜欢重复尼采的一句话：“国家——这是一个冷血的庞然怪物。”在一次政府会议上，当顾夫·德姆维尔谈到“对法国友好的国家”时，戴高乐立即打断他的话，说：“外交部长先生，国家按其应有的名字来看，是没有朋友的！”
初看，这话至少是奇谈怪论。但是，对这句话的思想，在把戴高乐战争时期的一些意见加以比较之后，就可以理解了。他曾说：“我们的盟国也是我们的敌人”；“战争——反对我们的敌人。和平——反对我们的朋友”；“盟国——这是外国人。明天他们可能成为朋友”。戴高乐就是如此始终贯彻他认为是最重要的民族独立原则。
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1944年3月）本来，戴高乐掌权后即开始按上述原则为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而拼搏。1959年3月，戴高乐下令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接着，他宣布禁止美军在法国拥有原子武器，禁止美军在法国领土上构建导弹发射装置。不久，他又决定把法国防空兵团回归法军统帅部指挥，并建立了对法国领空军用飞机进行控制的系统。他还不顾以前的协议，拒绝把从北非撤回的法军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指挥。简而言之，戴高乐在不断减少法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活动。而在戴高乐执政之前，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都认为，北大西洋同盟很重要，搞好北大西洋同盟是法国一切外交政策的基础，对领导北约军事集团的美国人必须绝对服从。
不难想像，1959年9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同他的谈判是怎样进行的。虽然艾森豪威尔在巴黎受到有礼貌的欢迎，但这两位过去是战友的将军却找不到共同语言。戴高乐对一个美国人说：“我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怀有深厚的友谊之情。他是一位高尚的人。”但接着他叹了一口气，又补充道：“人可能有朋友。但是，国务活动家永远不会有朋友。”
艾森豪威尔走后不久，戴高乐总统于1959年9月16日访问军事学院。他在该院对学员和教员们讲述了国防新政策。他说：“必须使法国的国防是法国的国防。如果像我们这样的民族不得不进行战争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我们的战争；法国人的努力应当是法国人自己的努力。我们的国防，毫无疑问，必要时可以同其他某个国家的国防相协调，但是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利益实施这种国防，而且要由我们自己酌定。”
根据戴高乐的指示，国防部的《信息杂志》公开发表了他的这次讲话。这时，原维希分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顺从者财政部长安托万·比内认为，如无美国庇护，法国必亡。有一天，他拿着这样一份杂志来参加在爱丽舍宫举行的政府会议。会上，他拿出这份杂志，并宣读了戴高乐的讲话。然后，他对总统说：“总统先生！如果我对您没有理解错的话，您是谴责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原则……我们的盟国会对我们的讲话发怒……我们没有办法独立防御！”
主持会议的将军蔑视地脱口而出：“财政部长先生，您对外交政策也感兴趣吗？”接着，他回顾了去年他提出的备忘录和恢复法国国防独立的措施。戴高乐肯定自己坚持这一方针的决心。比内企图争辩，但戴高乐认为，实质上没有回答的必要。戴高乐站起来冷淡地说：“谢谢比内先生。先生们，我现在宣布会议到此结束。”将军没有同任何人握手，走出了会场。后来他做了一些解释。他对比内部长说：“我责备您不是因为您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是因为您在部长会议上这样做。”比内说，他认为这是他的义务。戴高乐提醒说，第四共和国时代的不负责任已成为过去。他说：“我一个人确定政策，我也一个人对此负责。作出决定的权力只属于我。”最终，于1960年1月，比内获准辞职。
由于这一情况，华盛顿的立场也不甘示弱。美国媒体不断指责戴高乐的“分裂”行动。1961年夏初，肯尼迪总统访问巴黎。他受到了极隆重的接待。在正式的欢迎仪式上，美国总统和夫人完全像法国人一样文雅。而戴高乐则像位“元帅”保持着美国的纯朴和严肃态度。一切都显得很好。可是，戴高乐和肯尼迪的谈判气氛是阴郁沉闷的。戴高乐后来在《希望回忆录》里对这次会晤做了这样的描写：“现在美国人不得不同意我们独立并直接同我们打交道。然而他们仍不能想像，他们的活动已不再是决定性了，而我们的活动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简而言之，肯尼迪要求，凡是他向我提出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在他的参与下进行。我回答他说，巴黎一定准备讨论同华盛顿的协调问题，但是法国所做的一切都必须表明，法国是自己政策的主人，是这些事情的创议者。”
两位总统所谈的不仅仅是关于法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行动问题。此时，巴黎和华盛顿在国际政策和许多问题上持不同观点。法国公开指责美国在刚果的行动，说他们在联合国掩护下粗暴干预刚果事务，要排除鲁蒙巴。肯尼迪建议戴高乐参与此事，遭戴高乐坚决拒绝。在他俩之间还有其他尖锐分歧。美国同古巴断绝关系后，要求法国效仿。但是，法国保留了在哈瓦纳的大使馆，并拒绝对巴实施贸易禁运。不过，主要的分歧点在越南。肯尼迪通知戴高乐，美国准备进行军事干涉。他想取得戴高乐的支持。但戴高乐说，这是新的冒险，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他对肯尼迪说：“在这一地区的武装干涉，将使您无望地陷入这场无底的战争。一个民族一旦觉醒，任何一个外国政权，不论拥有多大力量，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您自己也应相信这一点……我警告您，不论您损失和消耗多大，您将一步步陷入一个无底的军事和政治泥坑。”
然而，1961年这位老将军向这位年轻总统提出的这个严重告诫，从后来美国在越南的冒险行动来看，没有被认真对待。谈判结束时发表了一个公开的公报。公报泛泛而谈，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两位总统只达成了一个协议，今后不再继续协商。的确，法美矛盾后来相当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