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五
中兴至今日人物上李赵张汪黄秦。
李伯纪，徽庙时，因论京城水灾被出。后复召用，遂约吴敏劝行内禅事。李恐吴做不得，乃自作文，于袖中入，吴已为之矣。后钦宗即位，用之。一日，闻金人来，殿上臣寮都失措，皆欲作窜计。李叩合门入论，合门止之。钦宗闻之，令引见。力陈御戎之策，忠义慨然。上大喜，即擢知枢密院事。李英爽奋发，然性疏，用术。钦庙用督太原师，适种师中败，遂得罪。太上登极，建炎初召。汪黄辈云：「李好用兵，今召用，恐金人不乐。」上曰：「朕立于此，想彼亦不乐矣！」遂用为相。后汪黄竟使言官去之，在相位止百余日。许右丞作陈少阳哀词，亦各见其出处。
李丞相不甚知人；所用多轻浮。相于南京时，建议三事，借民间钱。二云云。三云云。宋齐愈言之。其时正诛叛人，遂以宋尝令立张邦昌，戮之。当时人多知是立张邦昌。间有未知者，宋书以示之。及刑，人多冤之。张魏公深言宋甚好人。宋，蜀人。当时模样，亦是汪黄所使人。魏公亦汪黄荐。李罢相，乃魏公言罢也。
黄仲本言于先生曰：「李伯纪一再召，乃黄潜善荐也。途中见颜岐言章，遂疑潜善为之。李入国门，潜善率百官迓之，李默不一语，因此二公生隙。」又曰：「上云：『李纲孩视朕！』」先生曰：「李丞相有大名，当时谁不追咎其不用，以至于此？上意亦须向之。潜善因而推之，背后却令颜岐言之，情理必是如此。仲本是其族人，不欲辩之。」
问：「魏公何故亦尝论列李丞相？」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黄，后以其人之不足主也，意思都转。后居福州李公家，于彼相得甚欢。是时李公亦尝荐魏公，曾惹言语。」又问：「魏公论李丞相章疏中，有『修怨专杀』等语，似指诛宋齐愈而言，何故？」曰：「宋齐愈旧曾论李公来，但他那罪过亦非小小刑杖断遣得了。」又曰：「当时议论，自是一般好笑。方召李丞相时，颜岐之徒论列，谓张邦昌虏人所厚，不宜疏远；李纲虏人所恶，不宜再用。幸而高宗语极好，云：『如朕之立，恐亦非虏人所乐！』遂得命召不寝。」曰：「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纪纲。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如僭窃及尝受伪命之臣，方行诛窜；死节之臣，方行旌恤。然李公亦以此去位矣。」又曰：「便是天下事难得恰好。是时恰限撞着汪黄用事，二人事事无能，却会专杀。如置马伸于死地，陈东欧阳彻之死，皆二人为之。」传中兴诏令，御史台劝札。宋齐愈外至会议处，于卓子上取笔写「张邦昌」三字，坐皆失色！儒用。
陈少阳之死，黄潜善害之也，其详见于许右丞哀词中。同时死者欧阳彻。彻，楚州人。某族叔祖时居高邮，一日，使一人往楚州盐城小村中买物事，久而不归，后问之，乃云，彼村中三四日大雪。叔祖甚怪之，云：「八月二十间，安得有雪！」亦且据其仆云记之。后有人自彼中来，问之，果然，乃欧阳死时也。
舜举十六相，诛「四凶」，如此方恰好，两边方停匀。后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无事之时，则端人正士行义谨饬之士为小人排摈，不能一日安于朝廷，迁窜贬谪。及扰攘多故之秋，所谓忠臣义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躯；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贵，及乱世亦是他独宽，纵横颠倒，无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黄在高宗初年为宰相，后来窜广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广中避盗。及事稍定，依旧取他出来为官。高宗初启中兴，而此等人为宰相，如何有恢复之望！在维扬时，番人兵矢簇在胸前了，他犹自不管，世间有此愚人！
问中兴诸相。曰：「张魏公才极短，虽大义极分明，而全不晓事。扶得东边，倒了西边；知得这里，忘了那里。赵忠简却晓事，有才，好贤乐善，处置得好，而大义不甚分明。李丞相大义分明，极有才，做事有终始，本末昭然可晓。只是中间粗，不甚谨密，此是他病。然他纲领大，规模宏阔，照管得始终本末，才极大，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粗耳。朱丞相秀水闲居录自夸其功太过，以复辟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魏公有镇江录。又问吕颐浩。曰：「这人粗，胡乱一时间得他用，不足道。」
魏公才短。然中兴以来，要为者只李张二公。
李伯纪大节好，败兵事，乃当时为其所治者附会滋益之，不足尽信。
李伯纪请诛张邦昌并畔者，后以结余睹事过海。
李伯纪丞相为宣抚使时，幕下宾客尽一时之秀。胡德辉何晋之翁士特诸人，皆有文名，德辉尤蒙特顾。诸将每有禀议，正纷拏辨说之际，诸公必厉声曰：「且听大丞相处分！」诸将遂无语。看来文士也是误人，盖真个能者未必能言。文士虽未必能，却又口中说得，笔下写得，真足以动人闻听，多至败事者，此也。儒用。
因语李忠定，曰：「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
问：「中兴贤相，皆推赵忠简公，何如？」曰：「看他做来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规摹。当时庙论大概亦主和议。按，王庶乞免签书和议文字札贴黄云：「契勘臣前项所上章奏，及与王论议，实有妨嫌。今若不自陈禀，则又如赵鼎刘大中辈首鼠两端，于陛下国事何益！」使当国久，未必不出于和。但就和上，却须有些计较。如岁币、称呼、疆土之类，不至一一听命如秦会之样，草草地和了。后来秦没意智，乃以『不合沮挠和议』为词，贬之，却十分送个好题目与他。」问：「赵好处如何？」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类，但其行事亦有不强人意处。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张德远极费调护，已自定迭了。只因郦琼叛去，德远罢相，赵公再入，忧虞过计，遂决还都临安之策。一夜起发，自是不复都金陵矣。」问：「郦琼之叛，或云因吕安老折辱之，不能安，遂生反心。如不亲坐厅，但垂帘露履以受其参之类，恐无此等事。」曰：「此亦传闻之」又问：「当时皆归罪魏公，以为不合罢刘光世，故有此变。」曰：「光世在当时贪财好色，无与为比，军政极是弛坏，罢之未为不是，但分付得他兵马无着落。」又云：「此事似不偶然。如虏人寇虐，刘豫不臣，但无人敢问着他。至此屯重兵淮上，方谋大举，以伐刘豫，忽然有此一段疏脱，遂止。」又云：「如吕安老才气尽自过人，观其议论，亦甚精确。」问：「郦琼叛去之后，闻亦不得志于虏。」曰：「虏后来亦用他为将，但初叛归于刘豫。虏人却疑豫拥兵太众，或疑与我为内应，遂有废豫之谋。」郦琼叛于淮西，实绍兴七年秋戊辰也。琼既降刘豫，金人忧其难制，遂废伪齐，其诏有云：「勿谓夺蹊田之牛，其罚则甚；不能为托子之友，非弃亦何？此天灭齐豫也，岂偶然哉！」儒用。
问：「赵忠简张魏公当国，魏公欲战，忠简欲不战。忠简以为刘豫杌上肉耳。然豫挟虏人以为重，今且得豫遮蔽虏人，我之被祸犹小。若取刘豫，则我独当虏人，难矣。魏公不然之，必欲战。二策孰是？」曰：「忠简非是。杀得刘豫了，又却抵当虏人，有何不可？刘豫亦未便是杌上肉在。若以赵之才，恐也当未得那杌上肉，他亦未会被你杀得，只是胡说。若真个杀得刘豫，则我之势益强，虏人自畏矣，何难当之！有虏，豺狼犬羊也，见威则畏，见善则愈肆欺侮。若自家真个曾胜刘豫，杀得一两番赢，他便怕矣。靖康以后，自家只管怕他，与之和，所以他愈肆欺侮。若自家真个能胜刘豫，他安得不惧？虏，禽兽耳，岂可以柔服也！尝见征蒙记李成之子某从兀朮征蒙国，因记征蒙时事。云，兀朮在甚处，淮上二士人说之曰：『今韩世忠渡江，遗弃粮草甚多。若我急往收取，资之以取江南，必可得也。』兀朮然其言，遂急来淮上，则空无所有。盖韩已先般辎重粮草归，而后抽军回也。彷徨淮上，正未有策，而粮草已竭，窘不可言。先已败于刘锜，锜在顺昌扼其前，进退不可，遂遣使请和。兀朮谓其下曰：『今南朝幸而欲和，即大幸；不然，即送死耳，无策可为也。』这下又不知其狼狈如是。若知之，以偏师临之，无遗类矣。是时虽稍胜，然高宗终畏之，欲和。因其使来，喜甚，遂遣使报之，欲和。兀朮大喜，遂得还。是兀朮不敢望和，自以为必死。其遣使也，盖亦谩试此间耳。可惜此机会，所以后来也怕，一向欲和。」又云：「刘信叔是时以孤军在顺昌，兀朮来伐，诸将皆欲走，信叔曰：『不可。我若走，则虏人必前拒我，袭在后，必无遗类。若幸而得至江，则诸将尽扼江上，责我以擅弃归之罪，亦必尽杀我，决无可生之理。不若坚守此城，与虏人决胜负，庶几死中可以求生也。』某尝说，冢杀无巧妙，只是死中求生。两军相拄，一边立得脚住不退，即赢矣。须是死中求生，方胜也。遂据城与虏人战，大败虏人，兀朮由是畏怯。若非锜顺昌一胜，兀朮亦未必便致狼狈如此之甚。信叔本将家子，喜读书，能诗，诗极佳，善写字。后来当完颜亮时，己自老病。缘其侄刘¤先战败，遂至于败。」饶录云：「张魏公欲讨刘豫，赵丞相云：『留他在上，可以扞蔽北虏。若除了，便与北虏为邻，恐难抵当。』此是甚说话！岂有不能讨叛臣而可以服夷狄乎？」
赵丞相亦自主和议，但争河北数州，及不肯屈膝数项礼数尔。至秦丞相，便都不与争。赵丞相是西人，人皆望其有所成就，不知他倒都不进前！方子录云：「赵元镇亦只欲和。但秦桧既担当了，元镇却落得美名」。
张魏公本与赵忠简同心辅政。陈公辅排程氏，乃因赵公。赵公去。已而吕安老败，赵公复相。
赵丞相，中兴名臣一人而已，然当时不满人意处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学，又不大段理会得，故皆为人以是欺之。一日，出见一屋稍好，栽些花木之类。问知是一内官家，及言于上，谓：「今暂驻跸于此，当日图恢复，而内臣乃居安如此！」遂编管之。
赵丞相收拾得些人材然亦杂，如喻子才之徒亦预焉也。
先生云：「沈公雅言：『赵丞相镇静，德量之懿；而谙练事机，则恐于秦公不逮。』张子功以为不然，且曰：『焘在都司日，忠简为相，有建议者，公必计也，曰：「如是则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则害在上利在民。今须如此行，则利泽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则僚属凡有关白，默无一语，而属诸吏。事出，则皆吏辈所为，而非复前日之所拟。』」僩录云：「尝见沈公雅云：『某尝问张子功，赵忠简与秦丞相二公孰能办事？某以秦公为能。』子功曰：『不然。某尝为都司，事二公。每百官有禀白事件，赵公必当面剖析商量，此事合如何行。如此行则利国，如此行则利民，如此则利民而害国，如此则利国而害民，如此则国与民俱利。当面便商量判断了，僚属便奉承以行。及至秦公，则百官凡有所禀白，无酬酢，略不可否，但付与吏人，少间更没理会，此事便沉埋了。如此，谓之秦公胜赵公，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