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天津机器局早在1865年李鸿章等设江南、金陵两局时，清朝皇室就唯恐军火制造为汉族官僚所掌握独占，于是即拟派满族官员在天津设立军火工厂，当李鸿章在购买旗记铁厂时，清政府曾要求李鸿章将沪局机器仿造一份，在天津设厂，名义为巩固国家基业。李鸿章却以种种借口推脱，于是清皇室便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筹办机器局。
1867年3月正式成立机器局，最初在城西海光寺建立一个机器厂和炼铁厂，称为西局，后来城东贾家沽设立火药局，称为东局。经费来自天津海关和烟台海关。
崇厚经办了三四年，进展不大。1870年，李鸿章因镇压捻军起义有功，加之发生天津教案，清政府派崇厚出使法国，李鸿章调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定厂名为天津机器局，简称“津局”。从此大权落入李鸿章手中。自李鸿章上任后，对局内人员作了大批调整，从上到下，把原来在局中工作的北方人逐批解雇，换上忠于他的南方人。清朝皇室虽对李鸿章十分顾忌，怕他作为汉臣有异心，但又不得不依靠他来镇压国内人民起义和办理对外交涉，因此，原来打算由满族官员来控制的津局，只得事与愿违地拱手交给李鸿章去办了。
自李鸿章接办后，津局规模不断扩充，颇具规模，而且东、西局也有了明确的分工。东局以制造洋枪、洋炮、各式子弹、水雷为主，并附设了水师、水雷、电报学堂。西局以制造军用器具和开花子弹为主，使得津局又成为李鸿章扩充淮军实力，向清政府邀功请赏的一张王牌，这样洋务运动中四个较为重要的军工企业沪、宁、津、闽四局李鸿章握有其三了。当然，津局生产也有些成果，除生产军火外，据说在1880年建造出我国第一艘有潜水艇性能原理的船，能在水底暗送水雷放在敌人船下。1887年为讨慈禧欢心，送给她一艘钢铁游艇，用小汽船牵引在昆明湖上行走供她游乐，成了一个大玩具，目的很简单-好伸手要钱。
津局建局数十年，耗去了数千万两白银，曾是李鸿章视为命根子的淮系军械库。但199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东西两局毁于兵火，之后蒿草丛生、荡然无存了。
以上介绍的是在清末洋务运动中，由清王朝以政府名义兴办的四个主要的军火工厂。通过这四个军工企业，可窥见中国近代企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已开始起步。除此之外，还有各省督抚为了强化本辖区的武装和增强自己的实力，也在清政府的同意下，纷纷自筹经费或由官拨经费创办机器局，较着名的丁宝桢于1875年在济南创办的山东机器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创办的湖北枪炮厂，左宗棠在1872年创办的兰州机器局等等，计有十七家之多，遍及数省，北到吉林，南到广州，东达杭州，西至兰州。其中的湖北枪炮局还数设备最新的。这些企业在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抵抗侵略中都起了一定作用。
洋务派创办的这些军事工业，基本上都采用机器生产，雇佣劳动，价值规律对它们的生产已起作用，因此已有了资本主义性质。但在组织或经营管理方面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也都具有封建性。但军事工业的创办，必然促进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的发生和发展。70年代后出现的一批民用企业便是在这种推动下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工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洋务派为创办军事工业，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对西学的传播和科技人才的培养也起了积极作用。
近代中国四大着名企业
早期的洋务运动以求强为目的，兴办了各类军事工业，训练了新式海陆军，但在这一过程中，也遇到了财政困难，后勤保障难以为继的问题。1888年后，慈禧太后为修建颐和园，停止添船，为准备六十大寿，又从1891年起在海军军费中拨出部分款项修缮园林，更加重了财政的窘困之状。而军事工业所需大量煤铁供应，电讯等又落后许多，不成体系。尤其重要的是，洋务派们对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已深入一步，看到西方国家除坚船利炮的“长技”外，还要有国富民强，雄厚的经济实力，审时度势，他们提出了“寓富于强”的口号，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们在继续进行直接的求强活动同时，还着手经营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其中包括采矿、冶炼、航运、铁路、电讯等矿业及交通运输事业。到19世纪90年代，共创办了大约二十多个民用企业，其中多数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其中以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为当时最重要的四个企业。
1.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由单纯经营军事工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之所以创办轮船招商局，是与当时的轮船航运背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前，中国沿江沿海行驶的多是中式帆船，尤以沙船为多。战后不久，洋商船只开始航行于中国沿海，1842年，英船“美达萨”号首航上海，从此，各国船只纷纷行驶于中国的通商口岸，一些着名的轮船公司如美国的旗昌，英国的怡和、太古，德国的美最时等，在中国揽客载货，谋取巨利，逐渐垄断了中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航运，而我国的旧式航运业却面临破产。大利之下，中国朝野上下出现创办轮船航运以夺回利权的论调，洋务派更是首当其冲。
1872年8月，李鸿章委托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1872年在上海宣告成立。由于朱其昂出身沙船世家，办事不力，并出现亏损，后引咎辞职，由洋行买办出身的广东人唐廷枢任总办，之后，局务发展很快，赢利逐年增加，并与实力最强，垄断长江航运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进行竞争，使它出现亏损现象，以致于面额一百两白银的旗昌股票到1876年只值五十六两。于是轮船招商局以二百二十二万两白银买下旗昌的船产，自身船只也由十二艘增加到三十余艘，成为一支实力可观的商船队。于是外国轮船公司又与它通过削价手段展开竞争以挤垮它，轮船招商局采取有效措施，加上由李鸿章出面由政府给予帮助，渡过难关，于1876年、1883年和1890年三次与英国轮船公司太古、怡和两家签订齐价合同，站稳脚跟。其间曾因中法战争而暂时出售给旗昌洋行，战后赎回，此后发展迅速，赢利丰厚，1909年改组后归清政府新成立的邮传部管理，1930年由国民党政府改为民营，1932年归属交通部，成为四大家族垄断航运事业的机构，抗日战争中迁往香港、重庆，战后迁回上海，到1947年11月，共有船四百六十艘，三十余万吨，解放后归入人民政府所有。
2.开平矿务局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越发感到煤铁的重要性，而由于本国煤炭工业的落后，不能满足需求，只得每年花巨款买洋煤，心有不甘，所以急欲开采煤矿。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开辟到中国的轮船航线，所需用煤大增，为取得廉价煤，也把目光投向中国，以英美为首，不断提出各种条件诱惑清政府允许他们开矿，但均遭清政府拒绝。
在这种内有要求，外有压力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筹办海防，自己兴办煤矿。1876年11月，李鸿章委派当时任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唐廷枢赴唐山开平一带勘测，发现储量丰富。他把带回的样品送到京师同文馆和英国伦敦矿务院进行化验，证明成分很好。于是，唐廷枢写了两份报告提交给李鸿章，称赞开平矿产蕴藏丰富，质地优良，并建议为运输便利起见，应修筑一条铁路，做到采煤、炼铁和筑路三者同时并举，并拟订了章程，定企业名为“开平矿务局”
，强调按照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原则来办事。
1878年8月，开平矿务局正式设局开办。1879年2月开始凿井施工，工程进展顺利，预计到1881年可全面投入生产，于是在1880年秋至1881年5月，自芦台至胥各庄之间挖掘了一条七十里的河道，直通天津，用于煤炭运输，取名煤河。同时，又修了一条从唐山煤矿至胥各庄约二十里的轻便铁路，原本用机车牵引，但遭到顽固守旧分子的强烈反对，认为机车行驶震动祖陵，吐出的黑烟破坏风水，损害庄稼，所以只好用马来拉车运煤，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马路。1881年开平煤矿如期出煤，日产约三百吨，而且不断提高，消息传开，声誉大振，招股也顺利多了。到1889年产量达二十四万七千多吨，迅速占领了天津市场，冲击洋煤在此地区的垄断，并以低价优质使洋煤尤其是日煤进口处于劣势，最后使得在靠近开平的天津市场基本无洋煤进口了。为适应煤产量的提高，1882年，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开始行驶火车，1886年，又将铁路修到阎庄，并成立独立的开平铁路公司，1888年又以中国铁路公司的名义将铁路修至大沽，使得煤炭转运更为便利。在此基础上，开平矿务局又购买了一艘运煤船，往来于天津、牛庄(今营口)、烟台之间，到1894年增加到四艘。此时煤炭日产已达二千吨了，经营成效，是其他洋务企业难与匹敌的。
1872年唐廷枢病逝，总办职位被醇亲王(即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的侍役张翼得去，张翼此人招权纳贿，声名狼藉，通过醇亲王和李鸿章的关系而取得此位，从此开平矿务局结束了它的鼎盛时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矿务局被英国吞并，战后从清政府到北洋军阀几经交涉，均未能收回，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又为日军侵占，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政府接收，解放后回到人民手中。
3.电报总局
架设电线，创办电报局，属商务发展的需要，所以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早垂涎已久，俄、英、美分别在1862年、1863年和1864年向清政府提出架设电线的要求，均遭拒绝，其原因不外是出于军事和外交的考虑，认为两者都有损于天朝大国的威严，出于抵御和害怕两者兼而有之的心理，拒绝了外国列强的请求。而且由于当时中国洋务运动处于求强阶段，近代军事工业刚刚起步，电线电报并未显出是怎样的必需之物，因此清政府既不准许洋人电线登陆中国，自己也不打算架设电线。
但大利所在，列强趋之若鹜，甚至靠不正当手段偷架线路，像丹麦大北公司以欺骗手段在中国陆地架设电线。当时清政府规定外国可铺设海缆，不许登陆，在这种情况下，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政府同意，以十五万八千多元的价格买回，于1878年在台湾一处叫打狗的地方铺设电报，由中国人掌握，主要是因为打狗靠近正在开采的基隆煤矿。这样，中国有了第一条电报线。
随着列强入侵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洋务派在军事、政治、商务各方面对电线电报的需要更为迫切。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口之间架设电线，通报效果良好，于是于1880年成立天津电报总局，并于1881年4至11月在天津、上海间架设电报电线成功。在这期间，洋务派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于1881年设立天津电报学堂，培养通晓电报业务的人才，此后南京、上海等地的电报学堂也相继成立。并在天津成立电报总局，由盛宣怀任总办，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浦、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分局。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政令所出的北京反不在其列，这是因为昏朽的清皇室认为皇帝诏令由电报发出有损皇朝的威严，死要面子而使北京反被排斥在外。
电报局设立之初属官办性质，1882年4月改为官督商办，规定凡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及出国大臣有关洋务、军务的电报属头等官报，不收费，中法战争后改为收取半费，其他则一律按章程收费。此后，电报局发展迅速。1884年上海至广东的线路竣工，电报总局迁到上海，1885年，上海到汉口的线路也已接通，此后，电报逐渐扩展至全国各主要城市。至于腐朽的清朝皇室也尝到了甜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吓得西太后携光绪帝逃到西安，1901年局势稳定后准备回京，为把“回銮”的消息尽快通知沿途各官员，特意架设了从潼关至正定的电报线路。此时清朝电线电报营运已分为官督商办和官办两种，在商务往来密切，有利润可赚的线路上，一般实行官督商办，相反，因地理偏僻，基本上无利可图的线路只能由政府出面官办，维持运转。
电报局成立的根本目的是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它成立后所起的作用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有抵制外国侵略的作用，即便是在中国电线与洋线接通之后，仍坚持自己主权操作，并在1887年与英国的大东公司和丹麦的大北公司签订齐价合同，起到了分洋商之利的作用。
到1899年，清政府决定电话业务也由电报局办理，使美国阴谋未遂。而当西方列强企图以中国加入万国电报协会为诱饵，来束缚中国电报事业时，盛宣怀以创办未久，规模太小的原因拒绝加入，体现了一种民族精神。对内，它一方面有促进各地商务往来，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是勿庸置疑的，同时，也利于清政府与地方统治者互通声气镇压人民，如1904——1905年湘赣起义被镇压即是一例。当然它内部还存在着电报错讹之弊，延误和虚报等舞弊行为，但总的来说，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4.上海机器织布局
洋务派创办的四个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至此已讲过三个，这三个企业有一共同之处，即它们虽是为求富而建，但仍与求强有着联系，即民用、军用同样重要，但即将讲述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相形之下则是较为“纯正”的民用企业。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品尤其是英国棉布大批涌入中国，英国棉布进口额仅次于鸦片而居第二位，对中国传统的棉纺织工业造成很大冲击。而棉纱、棉布又是中国百姓生活必需品，但以当时中国战败被侵略的地位，无能力加税限制进口，因此洋务派只有谋求自己建棉纺织工厂一条路了。
早在1876年李鸿章就曾有在上海办织布厂的计划，但未能实现。1878年10月，李鸿章委派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在上海办厂，并请当时办企业声望极高的郑观应作会办，承办织布局。但彭汝琮这人劣迹累累且不改正，于是与郑观应发生冲突，李鸿章撤了彭的职，改组织布局，制订《章程》，并根据郑观应的呈文，要求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特权，但这目的主要是针对洋商而扶持本国棉纺织业。此后上海发生金融危机，织布局又行改组，历经十多年的折腾，1889年底，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开工，1890年，李鸿章任命马建忠为总办，开始了正式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