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年来新闻媒体披露的大案要案，不难发现秘书犯罪、腐败的根源大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的权力。有贪污的高官，他的身边往往就有犯罪或腐败的秘书。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案是被前任秘书李真和吴庆五等人的案件牵扯出来的；而陈健等一批北京市领导身边的秘书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集体犯罪，则是被当时的市委书记陈希同大案牵连出来的。可见，贪官与秘书犯罪互相牵连，秘书与贪官已经形成了一条共同蜕变的链条。
（一）“兄弟”链条
有些秘书与领导为了达到共同谋利的目的，早已超越工作关系，密切到亲如手足。如程维高与李真、吴庆五、杨益铭就是一帮“货真价实”、“共拜天地”的“桃园结义的好兄弟”。在没人的地方，程、李、吴、杨等人总是称兄道弟，他们相互之间已铸成了一个牢固的铁索链条。在索贿受贿过程中，他们沆瀣一气、互相帮忙，“思维同步，思想统一，思路同轨，灵魂同庙”，总是事前要“意思”，事后要“感谢”。如一个副厅级的买官者事前就向程维高送了1.5万元的“意思”费，事成后又专托李真转送了“感恩”费。1999年，石家庄市××市（县级）市委副书记马某为晋升市委书记，托人送给时任河北省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督查室主任的杨益铭20万元“意思”费，以供其活动之用。杨益铭亲自给石家庄市有关领导打电话，可事未成功。碰了一鼻子灰的杨益铭又从贿赂款中拿出10万元请程维高的贴身秘书李真帮忙，马某的晋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最后，李真只得“通天”，向程维高求助，马某终于如愿以偿。又如，镇江市市委原副书记陈耀南为达到“转正”目的，与李贤志（市委原副秘书长）、蔡连银（原办公室主任）结拜成“三兄弟”，让其赴省会、北京为其买官。李、蔡二人通过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的旧情人张爱云（王的私人秘书），勾搭上了中央某领导办公室副主任“陈刚”和国民党元老陈果夫的孙子“陈思宇”（均是化名的骗子），结果被骗去132万元。
剖析这些人的犯罪，可以说权力膨胀，缺乏约束和监督是一个重要原因。程维高外出办公事时，总是交代班子成员有事找小李秘书。李真在河北已成为事实上的“二把手”，分享了一把手的决策权力。尤其在任用干部上，他叫谁上谁就上。李真在位时常常越俎代庖，让谁当厅级干部写个条子就能解决，让谁当处长打个电话就行。让人不解的是，贪官与秘书结成的“兄弟链条”总是阴魂不散、紧扣死连。曾有报道说，胡长清在被执行死刑途中，某狱长在警车上递给他一张纸条，原来是他在位时结拜的曾任秘书、警卫、司机（均受到处分）“三兄弟”嘱他上路走好，祝愿“‘好人’一路平安”，要胡长清到那边再找几个好兄弟结伴。
（二）“夫妻”链条
一般而言，贪官往往是从乱搞男女关系开始一步步滑向犯罪深渊的。由于种种方便条件，贪官身边的女秘书往往成为贪官“猎取”的主要对象，一旦贪官“猎取”成功，她们大多与其共同犯罪，进而结成“地下夫妻”链条，成了贪官的“贪内助”。“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的情妇的一半。”这是山东省供销合作总社原党组书记、主任矫智仁在法庭上说的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据检察机关指控，矫智仁从1989年12月至2000年12月先后索取和收受99家单位和个人222次贿赂，款物总价值160万元。在索贿受贿的过程中，既是矫智仁的秘书又是其情妇的仲某扮演的就是典型的“贪内助”角色，由她直接经手的涉案款项达30多万元。无独有偶，华东地区第一贪、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济南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写下遗书，告诫当官者切记“万恶淫为首”这一血的教训，可见，贪官与贪秘“夫妻链条”斩断难。被处决的“河北第一秘”李真在升上厅位后，有多名女秘书做了他的情人。他常说，“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世上都知神仙好，只有美女忘不了；管它爱情多与少，能够快活就是了”。
剖析当代贪官的蜕变轨迹不难发现，一个中饱私囊的领导干部身后往往有个欲壑难填的女秘书做他的“内当家”，真可谓“黄金搭档”。这些女秘书（情人）往往从中推波助澜，赤裸裸地帮助“丈夫”收取、窝藏、转移赃款赃物等。为实现共同的敛财目标，贪官“夫妻”总是凭借手中的权力，以“小家庭”为核心形成谋取利益的共同体。
（三）“父子”链条
有些秘书与领导的关系如同父子，秘书成了领导事实上的养子，被其家庭成员称之为“大公子”。这些秘书既料理领导的家务琐事，也可随意向领导吹风、传话、“打报告”。“父子链条”中的秘书虽然与领导没有法律上的抚养关系，却大多具有政治上的“抚养”关系。秘书因受领导的栽培而高升，反过来为报答领导的“知遇”之恩而终生效忠于领导，最终与领导结成具有政治血缘关系的权力同盟。吴庆五与程维高关系的发展就是一例。吴庆五从程维高任职南京、江苏时做秘书起，一直跟随程维高到河南、河北，最后推荐李真接自己的班，自己下海经商由李真提供资金支持。吴、李二人在程维高的扶持下，各自成就了一番事业，并与程维高一起铸造了一根腐败联盟的“铁三角”链条。
（四）“主仆”链条（又称“师徒”链条）
这类秘书在贪官身边低三下四，近乎家奴；在领导家众仆人面前却耀武扬威，成了贪官家中的“大管家”，“上管天下大事，下管鸡毛蒜皮”，并掌有相当的“经济大权”，负责收钱点票，协办存取、转移或保管赃款赃物，等等。
（五）“帮派”链条
这类秘书或者与黑帮勾结，从领导那里收买权力，或者利用掌握的领导腐败证据和隐私来讹诈领导，获得权力。程维高、李真、吴庆五、杨益铭等人结成的既是“兄弟”关系、“父子”关系，又是“帮派”关系，李、吴、杨等在不同时期案发后，之所以都在当时迟迟不交代犯罪事实，就是等待“主子”程维高的救护，因为他们掌握了程维高太多的秘密，程维高不救他们自己也得完蛋。从检察机关侦破的各种案件来看，多数腐败联盟刚被调查时之所以能够顽强地互相保护，就是因为他们结成了深厚的“帮派”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决定了他们不得不一致对外，但只要打开一个缺口，原有的帮派体系立即会土崩瓦解。仍以程维高案为例，案破后程维高受到开除党籍和撤职、降薪等处分，李真、吴庆五和杨益铭分别被重判死刑、死缓和15年的有期徒刑，因检举揭发其罪行被诬陷、打击迫害长达8年之久的石家庄市城建委某科技干部终于得以彻底平反。
剖析领导与秘书共同犯罪的原因，说到底还是法纪、法规落实不到位，对有些领导的权力缺乏制约，使得他们能轻易地把权力送人，这是其一。其二，部分领导错误地认为，权力本来就是让个人掌握的稀缺资源，他愿意送给谁或卖给谁都是他个人的事，与人民利益无关；有的领导认为自己的权力是自己从上级领导那里争取来的，因此只感谢领导而不愿接受党委和群众的监督。其三，部分领导因自身决策能力低下、专业知识缺乏、个人品德欠佳而不得不倚重于秘书、司机、警卫等身边人，这为秘书干政、弄权甚至架空领导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