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样的本事不愁进不了文学的小屋。
当时毕竟是年轻气盛，口出狂言，需要极大的勇气，也必须准备承受一切由此产生的麻烦。今日重读此文，竟有隔世之感。想想当年，无论如何也是浅薄，写这类宣言书一样的东西其实与文学无半点裨益，只能给人留下狂妄自大的不良印象。因为说到底，文学不是体育竞赛，谁跟谁过不去呢？作家其实是命定的，什么这个那个的，并没有多少意义。这篇文章的大毛病就是张牙舞爪，偏激则偏激矣，深刻却是一点也没有。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把它当成自己创作的指南。写什么，怎样写，只有上帝知道吧？我向来认为创作谈之类万万不能信，谁信了谁就会误入歧途。我后来只相信梦境，只相信小说就是梦境的记录。前几天翻阅《西北军事文学》，见彩色插页上有西北画家潘丁丁一幅题为《天马》的水粉画，有两缕袅袅上升的青烟，有无数匹曲颈如天鹅的天马，整幅画传达出一种禅的味道：非常静谧，非常灵动，是静与动的和谐统一，是梦与现实的交融，这样的才是好的天马呢。1985年，稍微清醒了一点，痛感到骚乱过后的蚀骨凄凉。为《青年文学》写了一篇小说，同时又附了一篇创作谈：小说写到如今，我个人感觉到几近黔驴技穷，虽跳踢叫嚷，技实穷矣！去年《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与中国读者见面，无疑是极大地开阔了许多不懂外文的作家们的眼界，面对巨著产生的惶恐和惶恐过后的蠢蠢欲动，是我的亲身感受，别人怎样我不知道。蠢蠢欲动的自然后果是使这两年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类魔幻和魔幻的变奏，大量标点符号的省略和几种不同字体的变奏。从一方面来讲这是中国作家的喜剧，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是中国作家的悲剧。事情的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作家具有出类拔萃的模仿能力和群起效尤的可贵热情。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作家们的消化不良和囫囵吞枣的牺牲精神。本人自在受害者之列。我现在恨不得飞跑着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两个小老头是两座灼热的火炉子，我们多么像冰块。我们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光明，洞烛自己的黑暗就尽够了，万不可太靠前。这其实是流行真理，说个不休是因为我的浅薄。中国人向以宽容待人为美德，不酷评别人也就免去了别人对自己的酷评..—因为高级一点的中国人除了宽容的美德之外还有睚眦必报的美德，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少说话总是能比较得便宜。当然我内心里总希望作家能像凶猛的狼一样互相咬得血肉模糊，评论家像勇敢的狗一样互相撕得脱毛裂皮，评论家和作家像狗和狼一样咬得花开鸟鸣，形成一种激烈生动的咬进局面。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不符合中国国情。咬进既然无法实行，大家就该互相宽容，不但宽容别人，而且宽容自己。我们拜倒在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脚下，虽然显得少骨头，但崇拜伟人是人类的通俗感情，故而应该宽容；我们不去学人家的精髓而去学人家的皮毛，虽然充分地表现了我们的天真可爱，但仿造的枪炮也可以杀人故而也应该宽容，我们以中国的魔幻与拉美的魔幻争高低，虽然是一种准阿 Q精神，但毕竟形象地说明了外国有的我们也有而且早就有了从而唤起一种眷恋伟大民族文化的高尚情操，不但故而也在宽容之列，甚至应给予某些适当的奖励啦。但宽容是有限度的，对别人对自己都是。在充分宽容之后，真该想想小说该怎样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