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阿城的随笔就如同坐在一个高高的山头上看山下的风景，城镇上空缭绕着淡淡的炊烟，街道上的红男绿女都变得很小，狗叫马嘶声也变得模模糊糊，你会暂时地忘掉人世间的纷乱争斗，即便想起来也会感到很淡漠。阿城的随笔能够让人清醒，能够让人超脱，能够让人心平气和地生活着，并且感受到世俗生活的乐趣。阿城闲话闲说到了魏晋的志怪志人，以至唐的传奇，没有太史公不着痕迹的布局功力，却有笔记的随记随奇，一派天真。后来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狐怪，却没有了天真，但故事的收集方法，蒲松龄则是请教世俗。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的世俗构成。像我这类四九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过有一次他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进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的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到水里，小红孩儿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好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尽，重为天真。引用了阿城的话，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当年阿城说我是大才，沾自喜，仿佛真的就成了大才。但事过多年后，才发现这过度的表扬是害人不浅的糖衣炮弹。他让我迷糊了将近十年。直到现在才明白，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才，连中才也算不上。如果我这样的就算大才，那我们村子里的那些老头老太太都是超大才了。充其量我也只是个用笔杆子耍贫嘴的，用我们村子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属于下三滥的货色。我们村子里人经常奚落那些自以为有本事的人，说你有本事为什么不到中共中央里去？为什么不到联合国里去？最不济你也应该到省里去啊，何必再在这里丘着？听了乡亲们的话，我有犹如被当头棒喝般的觉悟，是啊，如果真是大才，何必还来费时把力地写什么小说？小说，小说，小人之语也，那些把小说说成高尚、伟大之类的人，无非是借抬高职业来抬高自己的身份。我想起多年前在我们县医院门口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那副骄傲的嘴脸，我想起一个给猪配种的人斩钉截铁的话语：没有我，你们就没有肉吃。其实，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可以骄傲，给猪配种的人也可以骄傲，因为他们毕竟是有用的人，唯独写小说的不值得骄傲。写小说的如果脸皮够厚，在外边骄傲还可以，如果回到故乡还骄傲，那就等着挨你爹的耳刮子、等着让你的乡亲们嗤之以鼻吧。“骗子最怕老乡亲”，这句话就是针对着写小说的说的。美国当年有“天才”之誉的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生前不敢回故乡，英国小说家劳伦斯也被他的乡亲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们都是在外边吹牛太过，不知天高地厚，伤了乡亲们的感情。至于他们死后多年，故乡用宽广胸怀重新接受了他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久前被请担任台北市驻市作家，与阿城同住一楼，期间多次相聚，感到阿城更神了。无论到了哪里，即便他坐在那里叼着烟袋锅子一声不吭，你也能感到，他是个中心。大家都在期待着他的妙语和高论。无论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只要问他，必有一解。且引经据典，言之凿凿，真实得让人感到不真实。不知道他那颗圆溜溜的脑袋瓜子里，是如何装进了这许多的知识。在阿城面前不能骄傲，犹如在我的乡亲们面前不能骄傲一样。这个人，越来越像一个道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