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我父母的最后一个孩子，我出生的时候，还没搞大跃进，日子还比较好过，我想我能活下来，与我的母亲还能基本上吃饱有关，母亲基本能够吃饱，才会有奶汁让我吃。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孩子，母亲对我比较溺爱，所以允许我吃奶吃到五岁。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残酷而无耻，我感到我欠我母亲的实在是太多了。我在地铁出口看到那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时之所以热泪盈眶，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这件事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决定就从生养和哺乳入手写一本感谢母亲的书。但在写作的过程中，小说中的人物有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突破了我的构思，我只能随着他们走。
我在这部小说里塑造了一个混血儿上官金童，他是小说中的母亲和一个传教士生的孩子，也是小说中的母亲唯一的儿子，小说中的母亲生了八个女儿后才生了这样一个宝贝儿子。所以母亲对他寄予了巨大的希望。这个混血儿长大后身材高大，金发碧眼，非常漂亮，但却是一个离开了母亲的乳房就没法生存的人，他吃母亲的奶一直吃到十五岁。他对女人的乳房有一种病态的痴迷，连与女人做爱的能力都丧失了。后来他开了一家乳罩店，成了一个设计制作乳罩的专家。我感到这个人物是一个巨大的象征。至于象征着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去年我在日本参加《丰乳肥臀》日文版的首发式，一个看过此书的和尚对我说，他认为这个上官金童是中西文化结合后产生出来的怪胎。他认为上官金童对母乳的迷恋，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迷恋，他认为我塑造这个人物的目的是对在中国流行了许多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批判。他认为中国的古典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封建文化，如果不彻底地扬弃封建文化，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现代化。我对和尚的看法，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因为一本书出版之后，作家的任务已经完成，对书中人物的理解，是读者自己的事。但上官金童是中国文学中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典型，这是让我感到骄傲的。还有一些读者问我是不是上官金童，我说我不是，因为我不是混血儿；我说我又是，因为我的灵魂深处确实有一个上官金童。我虽然没有上官金童那样的高大的身躯和漂亮的相貌，也没有他那样对乳房的痴情迷恋，但我有跟他一样的怯懦性格。我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但经常能做出一些像儿童一样幼稚的决定。小说中的母亲曾经痛斥上官金童是一个一辈子吊在女人奶头上永远长不大的男人，母亲说的其实是一种精神现象。物质性的断奶不是一件难事，但精神上的断奶非常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和尚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是啊，封建主义那套东西，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中，其实还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许多人对封建主义的迷恋，不亚于上官金童对母乳的迷恋。所以我的这部小说发表之后激怒了许多人就是很正常的了。我在这部长达五十万字的小说中，还写了上官鲁氏的八个女儿和她的几个女婿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与中国的百年历史紧密相连。通过对这个家族的命运和对高密东北乡这个我虚构的地方的描写，我表达了我的历史观念。我认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是来自民间的传奇化了的历史，这是象征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这是打上了我的个性烙印的历史而不是教科书中的历史。但我认为这样的历史才更加逼近历史的真实。因为我站在了超越阶级的高度，用同情和悲悯的眼光来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人的命运。看起来我写得好像是高密东北乡这块弹丸之地上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我把天南海北发生的凡是对我有用的事件全都拿到了我的高密东北乡来。所以我才敢说，我的《丰乳肥臀》超越了“高密东北乡”。我想，时至21世纪，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作家，他应该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他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他的写作，他应该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他苦苦思索的应该是人类的命运，他应该把自己的创作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有价值的。一个作家，如果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上，那势必会使自己的小说误入歧途，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所谓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小说家把历史寓言化和预言化的材料。历史学家是根据历史事件来思想，小说家是用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事件，他就会虚构出这样的历史事件。所以，把小说中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进行比较的批评，是类似于堂吉诃德对着风车作战的行为，批评者自以为神圣无比，旁观者却在一边窃笑。
这部书的腹稿我打了将近十年，但真正动手写作只用了不到九十天。那是1994年的春天，我的母亲去世后不久，在高密东北乡一个狗在院子里大喊大叫、火在炉子里熊熊燃烧的地方，我夜以继日，醒着用手写，睡着用梦写，全身心投入三个月，中间除了去过两次教堂外，连大门都没迈出过，几乎是一鼓作气地写完了这部五十万字的小说。写完了这部书，我的体重竟然增加了十斤。许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我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从此后我知道自己与众不同：别的作家写作时变瘦，我却因为连续写作而变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