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周作人不同意左翼的思想，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的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其实是一个思想，都是想升官发财，这是一种普遍的国民性。上海左翼那帮人，白天在咖啡屋，晚上在跳舞，然后写左翼文学，问题很多的。
莫言：杜荃、夏衍这帮人在上海都是西装革履，在物质上甚至比鲁迅还要优越。
孙郁：是的，小布尔乔亚嘛，与底层老百姓的关系不是彻骨的。
莫言：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自慰。对弱势群体关注不应该建立在对社会贫富分配不均的道德仇恨上，应该关注对人的灵魂的发现和开掘。好像有人认为我是在反对描写底层，实际上我同意啊，我自己早就是这样写的，我只是认为，我们不应该停留在对问题的关注上，应该超越了这个问题，上升到对人的关注上，从文学的意义上来关注，不是从非文学的政治的角度来关注。实际上，二十多年来的小说，绝大多数都是写底层的，作家听从良心的召唤，根本不需要你来号召。
孙郁：宣传还是宣传，艺术还是艺术。
莫言：西方所谓自由知识分子，独立发言的知识分子实际也没有脱离他们的阶级，他们代表了中产阶级，两头小，中间大，西方自由知识分子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就是代表了大多数。西方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也不是依靠知识分子的呼吁，我看到很多西方的知识分子，包括前年去世的苏珊·桑塔格，她也没去关注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在西方是依靠法律的手段，强制执行的。
孙郁：苏珊·桑塔格对艺术独特创造性是尊敬的，她的小说包括评论写得非常好。
莫言：西方社会是依法立国治国，不像我们的社会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封建制度肯定是用道德来教化，忽略法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西方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是依法治国，严格的法律，胜过知识分子的呼吁。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对暴富群体的限制，都是在法律的范畴之内来运作的。一旦个人财富危害到国家的时候，他就要求你分开财产。他用税收和法律来限制你。不是用道德来限制你。对弱势群体，对失业者的救济，对残疾人的关照，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不管你哪个党派上来执政，这个不会改变。要盖一个楼，你必须考虑到残疾人的通道。中国天天宣传关注残疾人，但你去商场看看，去饭店看看，去那些会堂看看，去那些剧院看看，有几家为残疾人准备了无障碍通道？
孙郁：鲁迅说的知识分子主要参照了俄国历史。
莫言：西方很多自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挑政府的毛病，当然我们也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上各种不公平的现象，对垄断利益集团发言批评。但这样的发言有一个度，不可能像西方那样百无禁忌。有一些禁区是不能触及的。应该有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存在，应该拓展知识分子发言的空间。
孙郁：很多问题都是知识界提出来的，像金融方面很多问题就是一些研究人员提出来的，一些大学教授发现经济有问题，就不断写文章呼吁，最后政府就接受了。
莫言：这样的知识分子非常宝贵，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但是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扮演这样的知识分子角色呢？应该因人而异，有的人具备这方面的才华，具备这方面的知识结构，我觉得他当然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孙郁：当时李立三找鲁迅谈话，要求鲁迅像法国作家巴比塞那样发表一个声明，公开抗议国民党政府，鲁迅说我不能这样，我这样的话，我就被通缉了，我就没地方住了。后来两个人不欢而散。鲁迅是用杂文、用艺术这样的方式来斗争的，而且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他也不是说像赤膊上阵那样，他也反对游行，他选择的是那样一种方式，不一定每个人都赤膊上阵。
莫言：社会的改变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同，每个人的生存状态不同，应该允许有的作家不做谔谔之士，这并不代表他没有良知和勇气。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结构，他说不到点子上，而且搞不好还要说错话，应该允许他用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方式，用文学的方式、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思索和看法，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就像《青春之歌》里，应该给余永泽式的人物一线生机。抗战时期，如果西南联大的所有教授都上了战场，那也就没有杨振宁、汪曾祺这些人了吧。人是感情动物、经济动物。当然现在马克思主义也不流行了，但马克思的很多理论还是正确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还是决定了人的思想方式，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分析文学作品，指导文学创作，毫无疑问是狭隘的，但用这个分析我们社会的结构是有效的。当一个作家的地位改变了以后，住在别墅里，开着豪华轿车，让你去关注底层，这我觉得非常虚伪。你关注不到点子上，不是说这种行为是一种虚假的沽名钓誉的行为，你的动机可能是非常真诚的，但是我觉得你关注不到点子上，为什么呢？你已经体验不到下层劳动者、弱势群体真实的心理想法了。他们的心理状态你已经无法体验到了，即便你改头换面去体验。你根本无法体验到那种处在毫无希望的绝境当中的绝望心理。只能期待着像杰克?伦敦那样的人冒出来，但冒出来之后，花天酒地，盖豪宅“狼舍”，最后也是一个“马丁·伊登”，彻底完蛋。所以像我们这些五十来岁的，80年代出了名的作家，当然可以把口号喊得震天响：我要关注底层，了解底层，为底层人民说话！出发点可能很真诚很美好，但已经写不出真正反映底层人物灵魂状态的作品，这是我的判断。首先是我本人，然后兼顾着猜测别人，也许有伟大的天才可以，那就另当别论。当然你可以说托尔斯泰是贵族，他不也写出伟大作品了吗？他也没有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不也写出了了不起的作品来吗？这就是谈到了什么是好的文学的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们这样的作家还有没有资格继续写作的问题。是不是只有写了底层的文学才算好的文学？写了贵族的文学难道就不是好的文学了吗？《战争与和平》没有写多少农奴的悲惨的生活啊，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根本没写弱势群体啊，写的就是贵族生活啊，《西游记》也没有写下岗工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