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腾莫根·盖诺塞。对不起，我是想说：你好。”他德语出口，又改用了俄语，并且把手伸向保尔。他的手没有血色，指头长长的。
几分钟以后，保尔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生动活泼地交谈着，使用的是那种“国际”语言——词语只起次要作用，弄不懂就靠手势、表情和猜测。
保尔已经知道，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在1923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枪。这回是旧伤复发，卧床休息。尽管很痛苦，他却保持着昂扬的情绪。这一点，马上博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住的病友很开朗，这使保尔喜出望外。这种人不会从早到晚，唉声叹气，诉说病痛，相反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痛苦也忘掉的。
“美中不足的是，我一点儿也不懂德语。”保尔暗想。
花园的一角，放着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辆轮椅车。有五个人，每天治疗完毕，就到这儿来聚会。
除了保尔、埃勒涅，另外三个是：大胖子瓦伊曼，爱沙尼亚人；深棕色眼睛的玛尔塔，拉脱维亚人；两鬓斑白的列杰尼奥夫，西伯利亚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让他们当翻译。列杰尼奥夫和保尔都爱下国际象棋，这是他们成为好朋友的原因。
在列杰尼奥夫来到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他是经过激烈的冠军争夺战，才从瓦伊曼那儿夺得这个称号的，这使瓦伊曼一直对他耿耿于怀。然而没多久，院里来了个魁梧的老头儿，５０开外，但看上去却要年轻得多。他邀请保尔玩一盘。保尔并没有戒备，平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尼奥夫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身为“冠军”，必须迎战每一个新来的棋手，而且观棋者也总是很多的。走到第九步，保尔已经发觉，对方的小车在沉稳地推进，咄咄逼人，保尔心里明白：遇上了强敌。他对这场比赛太掉以轻心了。
激战了三个小时，保尔虽然集中心神，竭尽全力，但还是不得不认输。比起观棋的人来，他更早地看出自己败局已定。
保尔瞧瞧对手。列杰尼奥夫和蔼地笑笑。显然，他也看出了保尔必败。瓦伊曼暗暗盼望保尔吃败仗，紧张观战，不过还什么也没有察觉。
“我总是坚持战斗，直到最后一步的。”保尔说。
只有列杰尼奥夫听得懂这句话，他赞许地点点头。
五天当中，保尔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七负二胜一和。
瓦伊曼眉飞色舞：
“哦，列杰尼奥夫同志，谢谢啦！您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这是活该！我们这帮老棋手全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可他自己终究还是败在一员老将手里。哈哈哈！”他转而挖苦保尔，“怎么样，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失去了“冠军”称号，但他在失去这份棋坛荣誉的同时，结交了列杰尼奥夫，后来列杰尼奥夫成了他的挚友和尊敬的人。
保尔棋赛失利也并不是偶然的，他对象棋战斗仅仅略知皮毛而且，遇到精通棋艺的行家，自然非败不可。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有一个巧合的年份：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人党，是在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搞过多年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狱，后来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另一个拥有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八年的战斗历程，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都是一身伤残。
保尔的另外一个病友玛尔塔，是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保尔认为，她也就是个共青团员。不过，有一次保尔和她交谈，大感意外。真没想到，她已经３１岁了，1917年就入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一名优秀的工作人员。1918年，她被白匪判处枪决，后来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由苏维埃政府赎换回来。如今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念完了大学。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让他全天卧床。这使埃勃涅心里很难过。埃勃涅喜欢这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乐观开朗，从不愁眉苦脸；他充满朝气；却又这样过早地丧失健康。
保尔直到要离开疗养院之前，医生也没允许他下床走动。
出院前的一个星期，保尔接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信。信中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还说根据疗养院的诊断结论，在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下，不可能让他恢复工作。中央委员会还随信汇了一笔款来。
保尔经受住了这一次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的时候，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打击一样；那时候，他也常常被打倒，但是总是立刻又站起来。
保尔又收到妈妈的一封信。老人家说，她有个十五年没见的老朋友，名叫阿莉比娃，嫁到丘查姆家里，住在一个港口，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所以，妈妈要儿子一定到那儿去看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今后的生活影响很大。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病友们热情地把保尔送到码头。临别，埃勃涅像对亲弟弟一样，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
第二天早晨，敞篷马车载着保尔，驶离码头，来到一座带着小院子的小小屋舍跟前。保尔让陪送他的人去问问，这儿是不是住着丘查姆一家。
丘查姆家有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娃，已过中年，胖胖的，黑眼睛，目光凝滞而抑郁；两个女儿——廖丽亚和达雅；廖丽亚年幼的儿子；还有就是胖得像猪的老头子丘查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里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丽亚早先是打字员，前不久和丈夫，离了婚，眼下没有工作，在家里带带孩子，帮妈妈做做家务。
除了这两个女儿，丘查姆还有个儿子叫乔治，不过目前在列宁格勒。
丘查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保尔。只有老头子，用戒备的目光不时地打量客人。
保尔对阿莉比娃叙述了自己家的事情，也问问她家的情况。
廖丽亚22岁。这个淳厚的女人，一头褐色的短发，大脸盘，有什么心事，仿佛都写在脸上。她和保尔一见如故，连家里的私事也和盘托出。保尔从她那儿了解到，老头子在家里采取高压手段，专横暴虐。因此，两个女儿对他厌恶透顶，老婆更是对他恨得要命，二十五年来一直在反对他的专制。女儿总是站在母亲一边，家里争吵不断，气氛恶劣。
这家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他是个地道的浪荡公子，自以为了不起，又爱吹牛，吃要考究，穿要阔气，还爱喝酒。他是母亲的心肝宝贝，中学毕业后就向母亲开口讨钱，说要到首都去。
母亲变着法儿跟老头子要钱，再加上达雅挣的工钱，一次次地全寄给儿子。可他呢，入学考试成绩一塌糊涂，却又寄居在叔叔家里，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现在他还连连拍来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直到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达雅，客人来了。她腼腆地跟保尔握手问好，面对这个年轻的陌生人，她的脸害羞的一直红到耳根。
达雅18岁了，她算不上漂亮，但是栗色的大眼睛、蒙古型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鲜丽的嘴唇，使得她挺招人喜欢。干活穿的条纹上衣紧箍着富有弹性的胸脯。
姐妹俩分住两个小房间。达雅请保尔到她的房间里坐。在这个小房间里，有一张小铁床、一口柜子，上面放着各式各样的小摆设，还竖着一面小镜子。墙上有三十多张照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是深红的天竺葵和粉红的菊花。薄纱窗帘，用浅蓝色的带子拢在一旁。
“达雅从来不让男的进她屋，可您瞧，她为您破了个例。”廖丽亚拿妹妹开玩笑。
第二天晚上，大家都在老人的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听大家谈话。老头子全神贯注地搅着茶杯里的白糖，虎着个脸，从眼镜上边打量着坐在对面的客人。
“眼下，婚姻方面的新规矩，我实在看不惯。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太自由了。”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起来。他平平气，指着廖丽亚说：
“这就是一个，也不问问，就跟那混蛋结了婚，也不商量，又离了。这下苦了我，既得养活她，还拖着个野种，简直不像话！”
阿莉比娃插嘴了，她强压怒气，断断续续地说：
“老头子呀，听我说。你干吗当着外人讲这些呢？可以聊聊别的了。”
老头子猛地转过身来：
“我知道该说什么！别对我指手画脚的！”
当夜，保尔久久地思索着丘查姆一家的事情。他偶然来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卷进了这场家庭悲剧。他琢磨着，怎样帮助她们母女挣脱束缚。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他的床搭在厨房里，隔壁是达雅的小房间。达雅也思前想后，心烦意乱，睡不着。昨天晚上，她、廖丽亚和保尔，在她的小房间里，一直谈到深夜。过去，庆祝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的时候，有些人站在台上，她只能远远地看见。如今，其中的一个近在眼前，这在她的生活中还是头一回。这个人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达雅的生活一直很单调。她在码头上缝粮食口袋，下了班必须立即跑回家来；一小时后，又得赶到父亲工作的合作社里去，打扫屋子，擦洗地板，一直干到半夜。只有星期天，她才空闲几个钟头，可以待在房间里，有时候跟女伴们去看一场电影。她的生活真像一根灰不溜秋的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