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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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后记

本书的体例安排,无论是全书的结构,还是每篇的结构,都是从知识运营学到哲学到经济学到管理学,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到策划方案。这种体例安排体现了从主观到客观、主体到客体、理论到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体现了主体性原则。

在导论部分,知识运营学之所以摆在哲学之前,是由于知识运营学作为纵深科学,哲学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哲学有抽象性,知识运营学有整体性。哲学是真善美的统一,但这种统一只是观念上的统一,知识运营学则是现实地使真转变为生活中的善,善转变为生活中的美。哲学是方法论,知识运营学是关于方法论的方法论。知识运营学像一根导火线,贯串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实践活动,使它们自上而下依次裂变,使知识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产生巨大能量。所以知识运营学的学科地位高于哲学。谁说哲学不可超越?

本书之所以叫“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并不仅仅因为把知识看成是经济领域的主导因素,而是由于知识运营或知识的主导作用,使人成为经济领域的主导因素。以人为中心,是经济领域的原则,而不仅仅是口号或管理的策略。全书的主要篇幅,应主要放在知识、资本、资产、产品运营中的主体性方面。

知识运营是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以此带来经济模式的转轨。

资本与资产的区分,既是经济活动主体性的产物,也是经济活动主体性的环节;反过来,又会促进和强化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因此,资本和资产的分离和综合,也是“经济领域哥白尼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经济活动的主体性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分裂的产物,虽然有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以人为中心,则是以人为主导、人与社会和自然的统一。所以分析人的主体性,不能不分析企业。

企业是各部分各要素有机组成的系统,具有内在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而不是仅仅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组成的共同体。如果把企业看成仅仅是各个成员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把企业看成只有量的规定性而无质的规定性,那实际上等于说,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不是企业而是个人。这是把社会的最小单位与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混为一谈。在市场经济的早期,最小的经济单位也是社会的最小单位,人与人的经济联系不是十分紧密,那个时候的企业非常简单,内在的有机性非常弱,可以说主要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有机性越来越强,逐步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企业的系统质。今天,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是经济的企业化;企业成了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这时再把企业看成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未免有点思维惯性,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本书在分析企业、包括劳动力产权、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等相互关系时,自始至终都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这可能跟传统的方法不同,但我觉得很好用,可以解决很多传统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

本书是一本理论书,着眼于本质问题,不探讨具体问题。比如,现在炒得很热的MBO即管理层收购问题,本人认为,只要放在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考察就会得到迎刃而解。应该把管理层收购建立在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规范,使之成为整个劳动力产权制度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建立在内部人控制的基础上,成为管理者拍卖国有资产的一个环节。离开了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国有资产要么一放就乱,拍卖甚至变相侵吞了事;要么一抓就死,回到计划经济老路。建立完善劳动力产权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环节。

消费、分配、流通、生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本书之所以把社会保障制度和权力制度力等放到产品运营部分来论述,是因为市场不相信“外部性”;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任何一个部门都是生产领域,都在对精神产品生产和物质产品生产起直接间接的作用。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不仅仅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功能,更不是某个生产要素。公正与效益有内在的统一性;社会公正与否,直接影响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速度。

每个人都想出名,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会成为名人。成名之路坎坷多。因此名人相对来讲,主体性较高。但成为名人了还要包装,则是市场经济的特有风景。“名人与包装”一章,以学术界为例,通过名人从要包装到不需要包装的演化路径,以及名人包装的不同层级,说明包装只是身外之物,包装不能真正体现人的身价;真正体现人的身价的,是人的创造性的层次与“级别”,也即人的主体性的层次与“级别”。只有不用包装,才是名人的最高境界,才是人的主体性的最高境界。用“名人与包装”作为全书的结尾,体现了提高人的主体性是本书的宗旨,也是经济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归宿。

本书未列参考节目。我不知道爱因斯坦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作为一个普通职员,利用业余时间埋头研究相对论时,都是参考了哪些书;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发表时,没有列参考书。我也不知道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写作《资本论》时,参考了浩如烟海的书籍,有没有把其目录都列在《资本论》后面。好像老子的《道德经》后面也没有列参考书。不知所谓“规范”的学术著作必须列参考书,其逻辑的、历史的依据是什么?我认为,任何重大突破的原创性成果,只能是灵感喷发、思如泉涌、一气呵成的产物,其作者不应该能回忆起自己到底参考了哪些书;如果一定要列,也只能是节外生枝。能列得出参考书目的,不可能是原创成果,最起码不可能是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成果!我认为,列参考书目等学术外在规定性的必要性,同学术成果原创性的程度成反比,正好像学习的自由度同学生的层次、学位的层级成正比一样。原创程度低的学术成果必须列参考书,使人有个参照,相信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对于编著(或者名义上是“著”、实际上只是编著)的书,如果没有列参考书,恐怕还有侵权之嫌;而对于原创程度高的学术成果来讲,要求列参考书只能是削足适履。

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要,实现自己某方面的目的。目的实现了,就是成功;目的没有实现,就是失败。失败和成功可以相互转化,但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成功。人类认识客观规律,形成知识体系,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取得更大的成功。从这个意义上,任何一门科学都是成功学。在自然和社会压抑人的主体性的时代,知识只是少数人成功的工具,与大多数人的成功不沾边。在人的个性、创造性、主体性高扬的今天,用成功学来定位整合各门科学、各类知识,使各门科学知识都成为成功学的分支,似乎有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以成功学来定位整合各门科学,体现了科学的主体化、以人本主义为基础同科学主义的积极的动态的统一,也符合以人为中心的时代精神。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以成功学来整合各门科学,是经济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发展方向。但愿本书能为此延伸提供一个起点、框架与方法。

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本人曾以论文方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过。这次把它们综合在由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组成的系统里,不但使它们获得了与原来不同的质的规定性,而且使系统获得了大于各部分功能总和的整体功能。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中宣部出版局的张吉霞同志,对书稿提出了很宝贵的意见;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编辑部主任、责任编辑林晓靖女士,责任编辑马军先生为成书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我的助手黄勇为文稿的打印和排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