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台办的领导们也对我的这次经历表示了嘉许，甚至还开玩笑地说，温总理也应该像当年朱镕基先生点名凤凰卫视吴小莉一样，也点一点我的名字，好让大家照顾照顾。
朋友们对我这次经历也很感兴趣。在记者会现场就有不少朋友发来短信，表示他们在直播里看到了我，祝贺我在现场表现出色。这些朋友，从石家庄到云南，这也让我感到诧异，因为我想吴敦义先生的媒体记者会恐怕不会有这么多台湾民众会收看，但温家宝先生的记者会几乎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关心。而这一点也体现出两岸在面对官方记者会仰望程度的不同。
虽然记者会的节目，各个电视台一直在回放，但一直忙到晚上回到家，我才亲自看到自己当时在记者会现场的表现。我一直是不太喜欢出镜的，也不太愿意去看自己出镜的样子，那天晚上，我就用被子捂住脸，从露出的缝隙里看到了自己的表现。当场松了一口气，还不错，嗯！
后来，有一次去山东，见到了当地广播电台的一位领导，他知道我曾经在记者会上向总理提过问题。他叹了一口气，感叹到：“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总理呢！”而这样的感叹在台湾也很少见。当然也由于台湾很小，要见到一个人并不太困难，不过相比下来，可能台湾的政治人物还是较为平民化，并不会难以亲近，长此以往，也造成彼此对于政治人物的尊敬状态的不同。
我台湾的一个朋友在他的MSN签名里写道：“今年，中共的总理会通过哪位记者向台湾人民问好呢”，他在后面打了一个大大的破折号，在后面骄傲写道“通过我朋友”。他把这个事情得意地用MSN告诉了我。
更是因为我提问温总理的经历，我第一次从一个新闻工作者变成一个被报导的对象，登上了台湾报纸，而这也是我第一次从报导者当了一把被报导者。更有意思的是，竟然还有朋友非常认真的跟我说，我在电视上经过化妆果然比平常漂亮多了，当天他看到时还想：“她有这么漂亮吗？”让我又好气又好笑。
然而透过角色的互换，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了另一种认识，当记者会结束，中央台记者的摄影机对着我进行访问时，就算像我这样对镜头已经很熟悉的人，都难免有些许差异，需要个几分钟“回神”，那么我想一般没有经过镜头训练的人，那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因此，当我在之后看到有些受访者表现欠佳甚或失常，例如下意识的喝斥记者，甚或用比较粗鲁的手法去阻挡记者的拍摄，这都属于可被理解与包容的了。
而这段让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出现一整天的经历，也的确成为我在十年媒体生涯中，难以忘怀的甜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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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谈到了与总理的接触经验，当然也得要谈谈我跟其他大陆官员相处的一些感受。
由于我在台湾主跑的路线是立法院，而行政官员是受到立法院监督的，所以在立法院有机会与各种官员打交道。也因此当我到了大陆也有了接触官员的机会后我发现，两岸的制度、社会文化导致两岸对于官的看法与心态是大异其趣的。
根据我的观察，可能是由于体制上原因，大陆官员和台湾官员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待人接物、公众气质、行政业务、个性和价值观的方方面面。我发现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很多大陆官员面对台湾记者的时候都很发怵。他们首先会表现出戒备的神情，回答问题很有分寸，绝不会多说一句，采访完毕马上就离开。在台湾，新闻发布会后，官员们往往是会留下来与记者们聊天的。这实际上是官员和记者双向选择的结果。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电视台记者在拍到了画片后会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做新闻，这个时候留下来的往往是平面记者。平面记者因为不需要画面，自然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可运用。另外由于电视台强调时效、而平面强调深度，因此平面记者与受访者之间是需要深入交流，不但是挖掘新闻，更需要与受访者建立信任与情感。而新闻发布会，由于需要言简意赅，有一些信息并不会透露出来，官员们也乐意主动与记者接触，向他们作详细的讲解，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作为平面记者经常要去立法院。时任立法院院长的王金平先生有一个习惯，只要他人在台北，就一定会在下午的五、六点钟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一个聊天场所，与媒体记者泛泛而谈。
时任立法委员后来当上了国民党副主席的林益世先生，也会邀请记者去他高雄的老家泛舟。
而我第一次在北京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让我错愕不已。当我以为会后该发言人会留下与大家寒暄时，只见他迅速离场，现场记者也立刻鸟兽散，当时我还真有些怅然有所失呢！
自此我也能够了解，在大陆采访新闻状态。
曾经有一回，两岸正盛传着要开放赴台旅游，国家旅游局局长邵奇伟私下赴台，当台湾各界得知此讯息，在北京驻点的我们就有了“他去作什么、要见哪些人”的询问任务了。当时我的摄像拍档是中央台的伙伴，国家旅游局派出发言人召开记者会。当发言人拿着稿子读完声明后转身要走，没给现场的台湾记者发问时间，我们当然是一伙人冲上去包围着发言人。事前，同业们都知道我的摄像伙伴是中央台的，可能在“堵访”没有经验，有位他台的同业很好心，还特别给我这位伙伴一个位置拍摄。当我们如同打仗那样访问完毕，匆匆赶回驻点要剪新闻时，我发现拍摄带一无所有。我问伙伴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因为现场很混乱，画面不好看，还没对焦，堵访已经结束。
除了错愕，我哈哈大笑起来，我跟他说：“记住，以后全程开机拍摄，画面越乱，台湾的观众才有临场感”。而经过这一次之后他也就立刻进入状况。
这个小故事凸显的是两岸新闻媒体乃至观众不同的思维与要求，所以每当有大陆朋友问我，你们台湾感觉好乱喔，我都会想起这故事，台湾媒体可能更要求真实，而无论画面的美感，这在不同思维与训练的大陆观众眼里，就成为“混乱”“好像要出事”的观感了。
虽然大陆的许多官员都让人感到难以亲近，但也有许多例外。
时任国台办新闻局局长，现任海协会副会长的张铭清先生就是一个例外。在私底下，是一个慈祥、乐观、爽朗的老人。他会关心台湾记者的生活。台湾的女记者一般都很晚结婚，他会非常关心我们的婚姻问题。
有一次，我们跟着国台办在外地采访，张铭清先生碰到了一个四川的三、四大小的小孩，他走上去摸了摸小孩的头，没想到那个小孩立刻把他的手打开。他哈哈大笑跟我们解释，四川小孩的头是不让摸的。
而国台办前发言人利瓦伊一先生看上去比张铭清先生要更加严肃，在私下里，也是很和蔼可亲的。
有一次跟李先生一起出去采访，来到一个小村庄，当地为我们准备了十几个文艺节目。由于文化隔阂，对于那样的表演节目，我们实在看不明白，于是开始哈欠连连，但我无意间看到李先生不仅从头到尾一直在认真地看节目，还显得很热情和尽兴，没有任何不耐。
在少数民族地区作访问的时候，有一个民族的习俗是进屋要一起跳舞，当地热情的居民把李先生拉进去要求与他一起跳舞。很明显，李先生肢体僵硬，一看就是不会跳舞的人，但是他还是真诚地答应了当地的居民，进去与他们一起跳舞。
还有一天，大家到了中缅边境，对于台湾人而言，由于四面环海，没见过陆地上的“边界”，大家都很兴奋，我则在界碑旁边拍了多张照片，也帮李先生拍了照。当时我忽然想要调皮一下，一直要求他“退后”，他就按照我的指示不断退后，等他稍稍的超过了那界碑我立刻按下快门，拿给他看照片的时候我开玩笑说，这张照片的标题是：“中国官员未经许可擅自跨越中缅边界”，只见他一脸严肃的说“千万不可以、千万不可以”。这令得我惊讶，而我也才真正感受到，在大陆官员还是很谨慎小心的，不能跟他们开这样的玩笑。
我的感受是，在台湾，记者与官员之间比较像是兄长与弟妹，而在大陆彼此的职务关系较为明显；另外，台湾媒体更着重真实性格的展现，因此我们做新闻喜欢拍摄一个官员他平常的行为表现，这不是狗仔，只是希望展现人性面，而大陆媒体则更重视官员应有的形象，也就在这样的思考差别下，官员与记者的互动就会大不相同了。
我曾与国台办的朋友们开玩笑，如果想要改变台湾人民的观感，发言人一定要换个女性，声音甜美且面带笑容。我特别举了前台北101董事长陈敏熏，我说她人漂亮、打扮精致、声音甜美，屏幕形象极佳，所以国台办一定要换个女发言人。没想到若干年后，他们真的引用了一位女发言人。我常常开玩笑，是我的建议被采纳。
而我认为，对官员形象期待的不同也就造成彼此的认知有落差的重要理由之一。
而根据我的经验，在台湾，媒体几乎都是私营，目前唯一全公营的电视台就是公共电视，也因为是商业经营，所以竞争压力大，人力紧缩，而人性当中都有窥奇、对负面消息印象深刻的特性，因此在收视率的考虑下，台湾新闻的形态就是快速、耸动、画面感强。在短短的时间内要集中表现夸张的内容，强调动作的夸张，强调冲突的实录。这一点与大陆媒体在新闻上的要求完全相反。因此我常跟大陆朋友说，台湾观众是受“负面新闻”教育长大的，所以画面不刺激、内容不惊奇者，难以吸引台湾观众的注意；而大陆关注是受“正面新闻”教育长大的，除非天大的事否则难以登上新闻版面，所以当大陆观众看到台湾新闻，那肯定会以为台湾天天动乱，天天多事。
另外，由于必须要挖掘新闻，这个要求也让记者与受访者自然形成对立的状态，因此咄咄逼人成为许多台湾记者的共性，我也不例外，我的咄咄逼人也使得一些大陆官员感到措手不及。压力还使得台湾记者往往会想到什么就问出口，不会去计较太多的后果，因为最大的后果就是写不出新闻而被炒鱿鱼。而这也绝对不是生活中的状态，所以当我经常被问及：“你们台湾记者都好凶喔”，我都会哈哈大笑反问对方：“那你觉得我有这么凶吗？”其实毕竟人在面对画面时都会与平常有些不同，也因此我常常跟大陆朋友说，“你们常说有图有真相，其实真相不见得在图里，图只能说明这个情况发生过，但真正的真实都在图或镜头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