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12月2日，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出生在莫斯科西南的卡卢加省一个普通的穷村庄里。他的父母都是贫苦的下层人，家境凄苦，但自古寒门出英才，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造就了朱可夫勤奋、朴实、坚毅的性格。
8岁时，朱可夫进了一所教会小学。他背着用粗麻布缝的书包，和附近几个村里背着洋书包的小朋友一起去读书。刚开始他有些自卑，但不久，这种自卑感便烟消云散了。因为朱可夫聪明且勤奋，所以在同龄人中显得出众。
小学毕业后，为了谋生，朱可夫告别了父母，离开家乡去莫斯科，到他舅舅米哈依尔·皮利开的毛皮作坊里当了一名学徒工。
朱可夫心灵手巧、聪明过人，一年之后就成了学徒工里技术最好的一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15年7月，沙皇政府决定提前征召1896年出生的青年。1915年8月7日，朱可夫从卡卢加省小亚罗斯拉韦次县应征入伍。
朱可夫上战场了，但他的热情并不高，因为他离开莫斯科时，只见一面是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一面是阔少爷仍和从前一样过着豪华骄奢的生活。这两种鲜明的对比，使他茫然。可他还是想，既然入伍，就要忠诚地为国打仗。
军营对朱可夫来说就像一张白纸，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连最习惯的走路、吃饭、睡觉，都有了新的约束和规定。第一次体验军营生活，他既感到新奇，又觉得那么不可思议。
1915年9月，朱可夫等人被派到了乌克兰境内的后备骑兵第五团，该团驻扎在哈尔科夫省巴拉克列亚城内。骑兵当时分为骠骑兵、枪骑兵、龙骑兵三种。朱可夫被分到枪骑兵连，还分到了一匹叫“哈谢奇娜娅”的烈马。
骑兵每天要比步兵早起一小时，晚睡一小时。最要命的算是乘马训练，在训练骑乘、特技骑术和使用冷兵器时，每个人两条大腿都磨出了血，刚结了疤，又磨破了。
每次训练后，马鞍上都血迹斑斑，可朱可夫十分坚强，不怕苦、不退缩。他每次训练都最认真、最刻苦。那匹烈马不知把他从马背上摔下来有多少次，但越摔这个年轻人训练时间越长，仅仅两个星期，“哈谢奇娜娅”就被驯服了。
在1916年春天，朱可夫以优秀的成绩被选进教导队。1916年8月，朱可夫从教导队毕业，被分回骑兵第十师。当时第十师正驻在德涅斯特河岸，其任务是担任西南战线的预备队。朱可夫是乘火车前往部队的。
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他们负了很重的伤急需治疗，但还要停下来为开往前线的部队让路，朱可夫心中有些说不出的感受。
他还从伤员那里听到各种消息。有的说俄军装备落后，伙食很差，根本打不过敌人；有的说，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名声很坏，常常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士兵的死活；还有的说最高统帅部里有敌军奸细，这仗没法打。
很快，朱可夫经受了生平第一战斗的洗礼。那是他们到达一个车站下车时，天空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迅速隐蔽起来。接着敌人来了一架侦察机，扔了几颗炸弹就飞走了，结果炸死了一名士兵和五匹马。
不久，在一次战斗中朱可夫俘虏了一名德军军官，因而获得了他军事生涯中的第一枚勋章。
1917年2月，彼得格勒部分工人开始罢工。几天后，罢工浪潮席卷全城和临近的城市，罢工人员达20万人，并且势如潮涌，不可阻挡。朱可夫也置身到革命的浪潮之中，参加了“二月起义”，被选为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并出席团苏维埃代表大会。团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叫雅科夫列夫，他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布尔什维克。
但是，当时的国内形势瞬息万变，朱可夫那里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5月初，雅科夫列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走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趁机在团里掌了权，宣称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方针。
不久，连士兵委员会决定解散朱可夫领导的这个连。于是，朱可夫和其他委员只好给士兵们发了退伍说明书，并让他们带上了马枪和子弹。由于朱可夫是该连负责人，所以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一些军官在到处搜捕他，他一连几个星期不得不躲起来。
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等人的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进行炮击，标志着起义的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率领下，成千上万的革命军队和赤卫队包围了冬宫及政府各部门。反动军队兵败如山倒，起义很快获得胜利。
当晚22时45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由于工人和士兵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了。11月30日，朱可夫终于平安地回到了莫斯科。
1918年1月，朱可夫准备报名参加赤卫队。当时，各地忠于革命事业的工人武装都被称作赤卫队，这是苏维埃政权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统一领导。
由于赤卫队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当时名声很响，青年工人十分踊跃地报名参加。但朱可夫这一愿望落空了，因为不久他得了斑疹伤寒；4月，又得了“回归热”。整整几个月，朱可夫是躺在病床上度过的，这是他一生中在病床上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1918年春季，红军已扩大到近20万人。朱可夫经过几个月的调治，渐渐恢复了健康。他殷切地希望加入红军。1918年8月，朱可夫终于加入红军，编入了莫斯科骑兵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铁木辛哥，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布琼尼将军。
朱可夫所在的骑兵第一师，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伏龙芝元帅部队的一部分，他亲身感受到了伏龙芝上任后战场及红军士气的变化，伏龙芝成为他心目中的偶像。
朱可夫认为，伏龙芝的统帅才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伏龙芝富有远见；二是伏龙芝讲究知己知彼，用己之长对敌之短，牢牢把战场主动权；三是伏龙芝和军亲众、关心士兵。
朱可夫在1919年3月1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也正是因为这个开始，他才得以在苏联红军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以致成就了他辉煌的军事伟业。
1920年1月，朱可夫被派到第一骑兵训练班学习。学员都是从各部队中挑选出来的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骑兵，军事技术比较过硬，但多数文化水平不高，有不少人根本就没有文化。
由于朱可失在原来的军队中干过军士，又有文化，训练班便让他兼任司务长，并委托他教学员掌握冷兵器。半年后朱可夫被分配到独立骑兵第十四旅第一团，担任了一名排长。
朱可夫由于在内战中表现出色，所以经过大规模裁军后，他仍然留在军中，并且被提升为萨马骑兵第七师第四十团副团长。
1923年春天，朱可夫接到师司令部的通知，说师长要见他。不明所以的朱可夫一开始还以为是他在工作中出了错。没想到师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他询问了有关国内形势以及如何训练部队的问题。
朱可夫做了认真回答，他的回答颇得师长的赏识，最后师长决定任命他为骑兵第三十九团团长。因为在此之前有很多同志向师长推荐朱可夫担任这个职务。
朱可夫刚任团长就碰到了一道难题：该团正准备出去野营，而且这是国内战争以后，红军骑兵部队第一次进行野营训练。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搞好这次训练，上下官兵都很关注，许多指挥员对此感到无从下手。
朱可夫接任团长后，立即深入到连队调查研究，他发现部队纪律比较松懈，战斗准备不足，而射击训练、战术训练特别差。所以，他在布置野营基地建设时，要求各分队特别注意野营的训练设备和器材的准备工作。
1924年7月，朱可夫被师长推荐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深造。朱可夫把精力都投入到军事科学的研究上。这一年系统而扎实的学习对他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元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后的几年里，朱可夫先后到莫斯科高干深造班学习，接着担任了骑兵第二旅旅长，不久又改任红军骑兵监察部助理。新的工作岗位使朱可夫学习到了更多的军事理论，于是他常常从更高的层次上去研究战役战术的问题。
1933年，朱可夫又一次被提升，担任了骑兵第四师师长，年仅37岁的他跨入了红军高级军官的行列。不久又升任军长。
1939年5月，日军突然侵犯蒙古边界。根据1936年3月12日的苏蒙条约，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朱可夫被紧急召赴国防委员会。在那里，伏罗希洛夫给他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并委派他带几个专业军官立即飞赴远东亲临督战。
这次战役表明，朱可夫是个足智多谋的将领。经过几个月的战斗，苏军粉碎了日军防御，并开始巧妙地肃清孤立的抵抗据点。
至8月31日晨，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日军已经全部被肃清。
1939年9月15日，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协议，要求9月16日以前停止哈勒欣河地域的一切战斗行动。双方同意交换战俘，并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哈勒欣河地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之间的边界。
日本当局似乎受到一次痛苦的教训，于是双方都采取步骤来维持和平。从1941年4月1日，日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直至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以前，两国一直避免进攻对方。
朱可夫经受住了哈勒欣河战役的严峻考验。他和他的部队表现出比预料的还要顽强，而且一些军事理论和装备在实战条件下得到切实的应用。朱可夫回到莫斯科，备受嘉奖和礼遇。斯大林亲自向他表示祝贺，他还荣获了苏联英雄称号。
1940年6月，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命令，提前晋升朱可夫为大将军衔。不久，他被任命为苏联最大的军区之一——基辅特别军区的司令员。
哈勒河战役使朱可夫赢得了国内外的注目。苏联报刊评论认为：“朱可夫在他指挥的这次大战役中，表现出了他杰出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